2015年的这个时候，我写过一篇没有任何意义的文章，叫《这座南方城市开始转凉，所以昨晚风大》。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加班夜里，我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秋意驾临香港，也意味着又一年快过了。

我于是回去翻看那时候写的一段话：

已经连续三天，编稿子、想选题、发邮件并未间断，这种焦虑感常常破坏心理秩序，内生动荡，让人不安。抬起头，住的房间是黄色的光，有时会涣散出一些偏紫色、偏红色的光晕，办公室里的灯光则雪白，和电脑屏幕一样。

现在我距离在媒体做编辑、追赶热点、策划选题的日子很遥远了，有时候会想念做记者与编辑的日子，但若是稍微详细地回忆一下，也知道那时候大部分的心理状态，都像是上面那篇文章写的那样，对灯光都感到眩晕。

也可以很迅速地想起去年这时候，我每天在一家风险资本工作的情形。因为要求要工作饱和，我当时的同事又都关注了我的公号，以至于我都不能实名更新一篇公号文章，于是我不得不制造一些不是我的人，像是回到了曾经我还尝试写小说的时间里，或者回到我在小时候画长篇漫画的时候。

今年就很不一样了，我心情不好时也可以照常工作，完成每周该要完成的正常工作任务，可以写完该要写的两个专栏。工作做得不好，被打回来重做，当然会觉得自己挺差劲的，但也一声不吭地接着做就是了。可能算是不同的地方和界别都工作过，很多人事不可避免就会祛魅，不再会高看“人类”这种东西。

发薪邮件来了，或是稿费短信到了，或者火锅店分了红，我自然地会开心一下，第一时间去家楼下的酒铺买喜欢的威士忌、精酿啤酒和红酒，前两个都是自己喝，红酒都是重要客人来了才开上一瓶，并且煞有介事地介绍到这瓶酒的来历，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懂，全是卖酒的老板告诉我的。

我回忆了一下这几个月一些快乐的时候。七月份刚回来时，我每天去实惠或是宜家预定家私，就有一个人陪着我，安慰我其实租的这个房子虽然小，但很漂亮，我安排得很用心。这个人也用自己订的Airbnb收留了我两天。

那时候这人在看那部我已看过的《看不见的客人》，还不停地问我剧情如何发展，我记得我坐在沙发上，收留我的人盘腿坐在地毯上。那时候我感到这个躲在荷里活道、旧墙上是涂鸦、周围有小艺术展厅和咖啡馆的唐楼Airbnb，几乎是我理想中的在香港独居的环境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居然在那里还看了中国有嘻哈。

去大屿山的那个周末，下了雨，香港不再热，云雾缭绕，去往昂坪的缆车后来只剩两小时就关了，我们匆匆忙忙去了，缆车车身透明，我们的脚像是踩在云雾中，下来时天开始放晴，远方是晚霞，是漂流着的紫色。有另一个人告诉过我，以前我们一起在香港住的时候，经常在傍晚看到紫色的天空，那时候我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这次回来香港，我搬回了西环，最早来香港时住的地方。那时候我在皇后大道西419号租的36平米的两室一厅，居然才9600港币，当时是穷学生，觉得好贵。

现在住着一半大的studio，价格却还更贵——我不自觉的养成习惯，在街头会下意识地注意西环无处不在的地产中介门面，总是在不同的中介门前驻足观望，看是否有价格更低，面积更大的房子可以出租，然后默默念叨一下， “明年我一定要租个大的！像荷里活那个Airbnb一样大的，有个茶几，有个双人沙发，可以摆个投影仪看电影的。”

后来我搬去了一个叫日出康城的地方，新界，小赤沙，石角路。在那里住了两年，我住主卧，有自己的洗手间和阳台，但也轮流和六个女人当过室友。那时候的女朋友来了，我们做爱时不敢发出声音，女朋友走了，我们闹分手时，也不敢大声说话或者放声哭。

不过那两年，我目睹过不同女人的生活习惯，所以对女人爱整洁讲文明这件事，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幻灭。那时候我除了负责每个月交水电气费，还要用吸尘机吸客厅的长头发，帮她们买卫生间坏掉的电灯泡，以及——拉架，讲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了（好像有两个室友关注了我的微信公号，我不是说的你们）……

有一回两个前同事去了我现在住的地方，一个上海同事说，靠，真小。我说，毕业到现在四年终于可以一个人住了，作为一个港漂容易吗。前同事说，很不容易了，然后接着又说，只是我刚刚在网上发现了跟你同样大小的，差不多一半价格——通常在这种时候我会成为马基雅维利的拥趸，觉得自己真是太过善良，而世人大多都非善类。

经常会有人会在下午六七点给我发个信息，说喝一杯，我会说，好啊十点钟，西营盘皇后大道西的出口见，我加个班。

有时候是刚来香港那几天认识的新朋友，有时候是自己从前工作的老领导——我觉得请自己从前的领导喝酒吃饭这件事很美好，是我的老朋友卓星说的，你这样的状态不错，最好金龟换酒。我说金龟换酒，就是朝不保夕的意思。

通常和这些人饮一杯的那个小酒馆，Table Number是一盒盒80年代的稀有磁带，每次去都不一样。逢周四，第二杯酒开始，酒保会来请你猜硬币，猜对了就免去那一单酒。有一个巨大的木质窗户打开后，可以看到被皇后大道的老唐楼用对角线分开的天空，每个月15号晚，可以看到白色的圆月漾开的墨蓝色天空，逼仄狭窄中透出豁达遥远的气息，是堕落天使里海底隧道一般的昏昏暗暗。我也确信曾相处过杜可风的镜头里那种美丽的女人。

有一个晚上，我也是陪一个素未谋面过的前顶头上司，从中环走回铜锣湾走回她住的酒店，她太忙，只能在路上告诉我她想我能够做的事情。因为此前我写的那篇《时代不可避免剧变了，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她才知道原来我在那里工作过。

我此前从未从中环走到铜锣湾过，香港小，但是一路起伏，高架桥来来往往，人行天桥纵横交错，有一段路人迹罕至，我们走了很久才绕下天桥，直到经过苏丝黄的骆克道时，我才熟悉起来。一路上听这位前上司讲那些不能讲的往事，虽然江湖上早有传说，也在网上看过许多陈年大新闻，但具体听又是另外一番况味。

可以讲的是一个我无法忘怀的场景：中年因为巨大变故而转行，加班从头开始的生活不得不成为了日常。一个冬天的凌晨三点多钟，她从公司出来，看见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清洁工女人，心想大不了不成，就在北京的清晨打扫大街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时候我们已经到了铜锣湾她住的酒店楼下。在一家茶餐厅，这位前上司吃着一碗雪菜肉丝米线讲这段回忆时，我能闻到北京冬天凌晨那种凛冽刺鼻的味道。

前不久，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香港大学剧场放映。

这个剧场在我们念书时就一直在修建，吵吵闹闹一整年，我还是第一次去，漂亮极了。那部纪录片里，余秀华意外成名后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那个她从未爱过的男人离婚，那几乎成为她余生唯一想实现的事情。

北大的读者见面会上，一个小女生问她，大概意思是，作为一个女人，如何在艰难的生活中实现幸福这件事。余秀华僵硬不自然的面孔在努力笑着，说，不好意思，幸福这件事，我没有什么经验，我的一生都是很失败的。她在这次港大的映后交流会上，又有类似的表达，笑得很放肆开心。我想余秀华一定是苏珊·桑塔格眼中的诗人，因为她分毫不差地实践着桑塔格对诗歌本质的定义：坚强、高贵、绝对坦诚和英雄主义。

看完那部纪录片我发了微博，附上了两段不同的话，一段话出自萨特的小说《恶心》。我是在这几年，才逐渐真的开始理解这位我曾经爱不释手地读完他的全集、后来又弃若敝屣的作家的：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仅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 

另一段话则是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的片尾：

“世界充满了宵小之辈，夜晚也业已来袭。邪恶挣脱了枷锁，在这世上如疯狗一样打转，毒害着我们所有人，没人能逃离。那么，就且让我们在欢乐时尽兴吧。让我们仁慈一点儿，大方一点儿，深情一点儿，愉快一点儿。定要如此，何必羞愧于在这小小世界狂欢作乐呢。”

记得那个周五我和一个人开了红酒，聊了一整晚，早上才睡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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