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古代官员离婚“纠结史”
官员离婚，到底谁说了算？
官员离婚，到底谁说了算？
在封建时代，讲求君君臣臣，既然是官员，身家性命都卖与帝王家了，婚姻一事，自然是皇帝有最高决定权。
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第七子，曾官至中书令。他的离婚就属于这样的无奈，原配本来是青梅竹马的表姐郗道茂。在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干预下，王献之被迫与新安公主司马道福结婚。
碍于公主的身份，王郗二人离婚后也不太方便见面，除王献之写过一封信（那就是传世书法经典《奉对帖》）外，其他日子里，那个被休掉的妻子都是一个人默默过完的。王献之则在43岁就郁郁而终，临终前，道士来家给他做法事，道士问他有何遗憾，王献之说：“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在古代，除了“君君臣臣”高悬，还有“父父子子”的约束，尤其宋明之际的士大夫在这方面更要“痛苦”得多。比如南宋著名诗人、也是好官代表的陆游，思想本应是很超脱的，但仍免不了屈从当时的礼教约束，在母亲压力之下，被迫和唐婉离婚，徒留前妻一句“世情薄，人情恶”。
一般意义上说，作为强势的男方要求离婚，这种情况会较为普遍，但他们稍不注意，就会被社会舆论视为陈世美，甚至被编成段子或话本小说。
其实，如果女方稍有点背景和靠山，男方即使想离婚，也有一定难度。《旧唐书·源休传》中记载，御史中丞源休没有经过妻族同意，单方面休掉了妻子，吏部侍郎王翊女儿，引起了王家的上告，最终源休因此被除名流放溱州。放到今天来说，就是承担了一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官员离婚的报批程序
在古代，官员的离婚常常都需要上报朝廷请求批准。但正因如此，有时也让他们“痛不欲生”。
唐孟棨《本事诗·征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后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棰之。五子不堪其苦，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敕李氏杖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
面对如此恶劣的李氏，张将军为什么还要“诉于连帅”？因为按照唐朝惯例，普通人休妻，可以随便找出一个不相安谐、情不相得之类的理由，但官员就不行了，离婚须上报朝廷申请批准，这虽不是法律，但可算为条例吧。
相较于离婚的程序，一般人都会紧盯着古代休妻的“七出”之规，而忘了还有个“三不去”的补充条款。
为防止夫家滥用“七出”，汉代《大戴礼记》中就有规定，“有所娶无所归”，即指妻子的家族散亡，若其被休则无家可归的不能休；妻子曾替家翁姑服丧（丈夫的父母服丧）三年的不可休；“前贫贱后富贵”，即指丈夫娶妻时贫贱，但后来富贵的也不能休。
在“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霍小玉传》中就记载，陇西李益20岁即中进士，做官后，迎娶了表妹卢氏，但却疑其不忠，而“卢氏亦终不自明（不解释）”，后来“竟讼于公庭而遣”，说明还是走了正常的离婚报批程序。
前妻们的隐忍和反抗
在前妻的“反抗大军”中，女方要求离婚的大概分为几种情形。有的是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如唐朝郑远因女婿在武三思政变失败后被害，便为女儿向亲家求离书，但因改嫁速度太快，被政敌发现，向皇帝弹劾了郑远，并使其被罢官。
隋炀帝时，重臣裴矩的女婿李德武虽不是如今严格意义上的“贪官”，但因犯事被革职流放，勉强可算是受到开除公职的严重处分吧。
裴矩见女婿出事，为对炀帝表示忠心，便向上要求，恩准女儿与李德武离婚，隋炀帝也没过过脑子，立即批准。另一方面，李德武认为自己这一去凶多吉少，怕连累妻子淑英，也劝妻离婚改嫁。淑英却表示决不变心，要求丈夫好好保重身体，等待日后重聚。李德武一去十多年，淑英屡次拒绝改嫁。裴矩曾企图强迫她嫁给一个叫柳直的人，她剪掉头发，誓死相抗，最后也只好作罢。
李德武后遇大赦，听到妻子矢志不渝的消息，万分感动，急忙赶回家中同淑英团聚，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不过在唐敬宗时，黄州录事参军张绍因为宠幸婢女花子而将妻子卢氏休弃，卢氏不服，也向鄂岳黄蕲观察使牛僧孺提起告诉。
不过，也不是说妻子只要提出和官员离婚，就一定可以得到官方批准。颜真卿在出任抚州刺史时，就曾遇到过一个离婚案。当地学子杨志坚家贫如洗却嗜学如命，其妻耐不住贫困生活，提出离婚。
杨没有法子，只得写了一首《送妻诗》：“平生志业在诗琴，头上如今有二丝。渔夫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别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表明自己矢志读书无奈同意离婚的心情。
杨妻欣欣然将这首诗作为离婚的证据，呈献颜真卿。颜看完诗，一方面对杨妻重责二十大板，任其改嫁，另一方面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将其留在署中任职。自从后，“江右数十年来，莫敢有弃夫者”。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妻子别说“休”个当官的丈夫，就是“休”皇帝也可以。如末代皇妃文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主动和皇帝离婚的女子。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5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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