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文山会海依旧，形式主义怎么破?
“学习装样子、不深入”“教育走过场、不认真”……这是很多党员干部落马忏悔的第一条。由于形式主义简单、“好看”、热闹、不费脑子，所以批判容易问责难，彻底扭转更难。十八大以来，形式主义被列为“四风”首位，强力整顿，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
采访中，不少党员干部表示，横向比较，形式主义虽然并未取得反享乐主义、反奢靡之风那么显著的成绩，但纵向比较，地方一些形式主义现象确实有不小的转变，尤其是那些比较典型、批评较多的“热点”形式主义。
这些形式主义典型，也比较具体，比如到高速路口迎接领导、开会念稿子等，上级领导一旦重视、批评乃至严词要求改变，就会慢慢转变。
张华新是某市副处级干部，他比较出十八大前后开会的区别还包括，除非正式的大会，念稿子的少了，“有时候可能会准备稿子，但未必全部按照稿子上说”；会议时间短了，十几分钟的会越来越多，几件事，讲完就散会。
还有一些干部坦言，其他的如文件中“穿靴戴帽”的情况、铺张浪费的节庆晚会等等，都大幅减少。
“以前一些地方工作比较喜欢搞创新，每年都要有，但总体来说无外乎‘三步走’：一是做方案，二是搞活动，三是媒体铺天盖地宣传。这些所谓创新，热了一下，就冷下来，基本上不会形成任何长效机制，对工作也没有任何推动。”一名县纪委副书记告诉记者，现在工作领域那种热衷造声势、拔高提炼经验的情况少得多了。
但形式主义问题，有些得到了改善，有些则并未改变。
不少党政干部反映，这几年会风文风虽然有变化，但文山会海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有些视频会议，省直接开到县，但他们开完后，市一级还得开个会，把县级领导叫过来，落实贯彻。”陈华是一县直部门一把手，他感觉现在会议基本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有时候，上级部门会明确要求，必须在几月份之前开什么会。以前是以会议落实会议，现在是以会议规避风险。如果不开会，将来很有可能被问责。”陈华自嘲称，以前可以代会，现在由于会风转变，基本都要领导出席，班子几个成员全成了“会人”。
“走马观花的下访调研”相对减少了，但各式各样的检查多了，其中很多是重复检查，省里检查了、市里再来检查，市里检查了、县里再去检查，令一些基层部门苦不堪言。而且，现在很多形式主义都是从自身不被问责的立场出发。
“开会成了规避风险、检查成了推卸责任。”一乡镇党委书记李忠友直叹气。他所在的乡镇是山区，有几处地质隐患，“不检查县里也都知道。但今年7月一个月，县里来检查了三次防汛地质灾害。一次防汛部门来检查防汛，一次地质部门来检查地质，昨天所有部门来了次大检查。”
检查本来是好事，可以发现问题、规范工作，但一些检查“‘看过程不看效果’，满足于看有没有相关证明材料，比如是否有预案、有没有签责任书、干部有没有做检查笔记等等，不管这些材料是真是假，更谈不上解决问题”。
李忠友他们迎接最后一次“大检查”时，准备了半人高的材料，但一提到彻底解决隐患，职能部门就摇头说要研究。“我开玩笑说，你们安逸哦，检查一下就把责任推到乡上。他们居然回答，你们推给村上嘛。”
科层制作为现代政治执行的核心制度之一，强调的是程序、规定、文书等，这些因素都需要以一定形式体现出来。这就使得现代政治是高度重视形式的政治。在实际工作中，与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等有一定具体的标准不同，一些形式比较好界定，一些形式到底是必要的形式，还是形式主义，界定起来就比较难。
比较好界定的情况是，各方已经形成了共识的，比如调研“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接待强调复杂繁琐的环节与形式；讲话言之无物、大而空等等。
但另外一些形式主义，则是本身形式没有问题，只是在操作过程中，有些地方被形式扭曲，成为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存在一些认定要件，比如不切实际等，但具体到某件事情上，就比较难以界定。
采访中，一名党员干部就提及当地为解决流动党员党组织生活问题，花费100多万元设计了一个网上党课系统。“系统面临着一些问题，甚至可以说效果不明显，有人就说是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在大多数党员看来，有些形式，有比没有好，尤其在当前地方创新积极性不强的情况下，应该鼓励创新，而不是用形式主义的帽子一棍子打死。
在公款吃喝等问题上，各级纪委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给什么是奢靡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标准，但在形式主义上，由于相关典型案例不多，具体到一些事情上，标准难以界定。
十八大后反“四风”以来，奢靡之风、享乐主义中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改善、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除了上行下效之外，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一名县纪委信访室干部称，当地公款吃喝、违规举办婚宴等线索，70％左右是通过各种渠道的举报获得的。如高档酒店、会所等都有具体载体，群众能监督，也乐于监督。
但形式主义要让群众来监督，就相对比较难。它更多体现在党政公务运行中、在体制内，体制外的群众难以监督。
“某个部门一年发了多少文件可能从文件编号上，能了解一个大致情况，但出了多少信息、简报，其他部门的可能都不了解，不要说一般群众了。”一名党员干部称，当地虽然对文件、会议减少多少，有一个浮动的指标，但各个部门到底减少了多少，一般只有办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能掌握。
另外，形式主义如果要问责，应该由哪个部门来问责?如果是纪委问责，这些现象又应该如何定性?
采访中，不少党员干部称，问责形式主义不应该全部由纪委负责，因为，有些形式主义难说违反了党纪。
目前少有的几例地方问责“应付了事”的形式主义多是党委政府出面。比如去年底，河南开封市发改委两名官员，对市政府要求报送的汇报材料应付了事，写了仅区区6行字，并谎称经单位党委会议专题研究，遭到市委市政府督查局的问责。但如果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可能就需要纪委出面问责。
相对具体问责而言，各地巡视报告对形式主义批判得更严重。中央巡视组2014年就曾指出云南“一些地方热衷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提出‘城市亮丽转身’，大拆大建，前任挖地栽树、后任挖树种花”。
要扭转形式主义现象和作风，需要更强有力的问责。但也应该看到，问责切不可盲目扩大化。“由于形式主义界定本来就比较模糊，相关问责一旦运用不恰当，就有可能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一名党员干部称。
（摘自《组工文萃》2016年第十一期）
稿件来源：《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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