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茅盾：尴尬的文化部长
茅盾出任文化部长一职，是实至名归的。他有二十多年的革命经历和经验，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与党内的诸多高官都有过密切接触。早在1940年延安时，毛泽东就曾当面许诺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他本人也“一直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甚至在弥留之际还请求中央严格审查自己的一生，希望“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作为“统一战线里面的忠实朋友”，由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既让新政权放心，又能够照顾到民主人士的情绪。
但是，无论茅盾有着怎样的人事背景，怎样以革命者、进步者自居，在文化界被赋予怎样的地位，他毕竟是一个脱党二十年的“不坚定”分子，是属于毛泽东批判过的“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左翼阵营中的胡风和党内的夏衍、乔冠华、杨刚等都对其很不感冒。茅盾自己晚年也坦诚说：“未料到解放以后我会当上文化部长。”事实上，最高领导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茅盾，这是一个不可问也不好答的问题。
按常理说，安排上级领导的“红人”去给一位正职领导担任副手，这样的用意再明显不过。而周扬不仅担任常务副部长，同时还兼任党组书记。按照体制规则，文化部也实行党组负责制，周扬作为党组书记，自然大权在握，茅盾以民主人士身份只能厕身党外，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部长。此后不久，周扬就另外获得中宣部分管科学和文艺的副部长的身份。从部门的角色和地位来说，政府的文化部与中央的宣传部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中宣部是监督和指导的，文化部是被监督和被指导的。做这样的人事安排，茅盾的尴尬角色就已注定。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为这样，茅盾才能在部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五年。
尽管茅盾推托不愿做部长，但事实表明，自1949年11月2日文化部召开成立大会后，茅盾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然而，当他真正融入工作角色中，却发现一切并不如意。不仅是文化部，作协也是如此。横在他面前的不仅有来自高层的极“左”思想、方针和路线，更现实的问题是他要面对倔强、自负而更深谙政治的周扬（而后还有钱俊瑞、钱杏邨、夏衍等）以及刘白羽、林默涵等“周扬派”，这让在政治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他更有难见天日的感觉。
所以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一贯审慎的他对自己只是“挂个名”“有职无权”等现象和问题发泄了不满。如他在题为《我的看法》的发言中说：“问题真不少，我倒早就晓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该怎么办呢？请你去问问主管这事的人们，大概只能得个这样的回答：问题十分复杂，牵掣到别的部，牵掣到制度、体制（不是文化部内的体制）等等，因而得从长计较。”
事后来看，茅盾之所以会这样尴尬，除了脱党那个重要因素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他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应该有“实权”要求，因为既然是做“挂名”领导，就应该挂个名头即算交差，而他却非要介入实际工作。
其次，茅盾的先天性格因素决定了他的尴尬角色。茅盾待人多从容平和、与人为善，基本属于一个谦谦文人。而他的“谨言慎行”在文艺界圈子中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尤其为胡风所不齿。
另外还有一点让茅盾一直底气不足，那就是他与秦德君在日本的一段婚外恋。从茅盾一直讳莫如深的审慎态度中可以判断出，他想要掩盖过去这一少为人知的“丑行”。不过事也凑巧，秦德君在参加首届政协会时被人检举，遭到审查。茅盾为此而惴惴不安，生怕火烧到自己，所以此后即使与秦德君“面对面，肩并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1951年，秦德君在教育部申请恢复党籍时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所以组织部门找到茅盾核实情况，而他却推说自己不是党员不便证明，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一句，此事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外露过。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十一期）
稿件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