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皇帝与政治“偏房”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这一隐权力集团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
在“正室”之外另设“偏房”，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另置副权力系统，始作俑者是汉武帝刘彻。皇帝要亲躬政事，宰相显然是最大的障碍，甚至宰相领导下的官僚系统也会碍手碍脚。为了越过这些制度性障碍，刘彻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汉初的尚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作为正式权力系统的“外朝”撇在一边。
不过，内朝官权柄虽重，但终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赋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依附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内朝系统十分便于君主操纵指挥。刘彻因此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君主独裁。然而，刘彻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变得位高而权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刘彻在世时，尽管擢用外戚近臣，毕竟还能操控局面，刘彻死后，西汉终于无可避免地出现外戚擅权干政之祸，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就是外戚。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回汉献帝，第一件事就是让献帝赐予其“录尚书事”之权。而君主要夺回权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个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政。
东汉皇室与权臣的明争暗斗，以后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东汉天下被门阀士族瓜分、颠覆，其后，唐代君主为限制正式官僚系统之权，防止权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参与朝政，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对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宋代少见地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至明清又出现了与宰相、太监，与胥吏共天下的难堪局面。
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就越大。如果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权欲旺盛的雄才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了独裁权力。换句话说，“偏房”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正室”，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后世的君主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又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辙。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
那些叨念着“大权不可旁落”的独裁者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分散在复杂管道的权力尽管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颠覆性不高，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并且受到程序性与规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虽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则如洪水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
人主欲借“偏房”尽收权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被亲近的隐权力集团假借、窃取，只要人主软弱、荒怠，立即授人以柄。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一再发生近臣乱政的根本原因。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1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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