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每周地产评论推荐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朱民的演讲，看完，你会清楚今后5年的经济增长决定今后50年的发展！
【深度】朱民：新突破，新起点，未来如何迈向高收入阶段？
2020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逼近100万亿元大关，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276美元，首次突破10000美元大关，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标志着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上了一个新台阶，登上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标准，我国已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目前我国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距离成为高收入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根据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规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0美元，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刻。纵观二战以后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轨迹，日本、韩国等国家成功跨越10000美元的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而马来西亚、墨西哥等更多的国家，则在达到中10000美元后的很长时间里，始终徘徊不前。为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难度会如此之大？迈向高收入阶段的核心变化是什么？我们的优势、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为您深度解读《新突破，新起点，未来如何迈向高收入阶段？》
朱民，现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中英对话高层机制一带一路金融和服务特使，发改委"十四五"规划顾问，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
1968年，只有16岁的朱民便进入上海一家食品厂当了搬运工。恢复高考后，仅有初中文化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赴美留学，师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1991年进入世界银行，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民回国，先后在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任职。2011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并具有丰富的金融管理实践经验。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和汇报的内容，是我对中国经济最近的变化和趋势的看法。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个奇迹。1978年的时候，当时人均GDP只有一点点，人均是178美元，水平很低。但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人均GDP增长非常快，我们从人均178美元走到10000美元。但是，在这个10000美元的关键点，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地位和一组国家比，从3000美元走到10000美元通常走15到16年，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的轨迹是一样的，都是在朝着一个方向走。但到10000美元点的时候，发展的轨迹开始分岔，往上走如果能继续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就会进入高收入经济阶段，我们就进入了比如说韩国这样发展轨迹。但如果跨不过去，我们就会停留在譬如说巴西、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这样的轨迹。巴西跟马来西亚从进入10000美元以后到今天，40年、50年都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能不能跨过这个阶段，就变得特别特别地关键。
我们今后5年的经济增长会决定今后50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今后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一个往上走的轨迹，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朝着高收入国家发展，逐渐走向一个强国，走向一个民族复兴。
(上图中，纵坐标为新兴经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横坐标为新兴经济国家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重）上世纪60年代时候，新兴经济国家的平均GDP只占美国GDP的15%左右，但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挺高的，3%左右。上世纪60年代新兴经济国家增长发展都很好，一直往前走，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新兴经济国家整个增长发生了变化，它的增长速度没变，但是这个时候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增长速度上去了，所以它的赶超速度没有美国的增长快，它反而回去了，以后增长速度下降。
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们知道我们经历了拉美经济危机，所以整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被赶超，它还是维持在22.5%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水平。增长速度在波动，但是没有赶超。一直到进入新世纪以来，速度又开始回升达到6%，逐渐赶过美国。特别是金融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新兴经济国家经济速度放缓，所以不断赶超，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整个比重也达到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水平的27.5%左右。
1962年到1966年，拉美当时有3个百分点GDP增长，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占美国比重达到28%，但是以后拉美增长速度逐渐下跌，整个增长速度下跌。世界都在进步，美国在往前走，拉美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所以它没有赶超它反而倒退了，上世纪80年代危机后倒退很厉害。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拉美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起来，又走了一个循环。还是进入新世纪，2002年到2006年逐渐开始赶超，到今天，从五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数做的数据来看，增长速度也就在1.5%左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今天拉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占美国的比重和50年以前占的比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和挑战，这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段过不去。也就是说50年来，相对于美国，拉美经济并没有增长。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二战后在超过100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直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成功率仅有大约10%。其中，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被认为是亚洲的三个典型：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韩国在70年代启动城市化，逐渐由农业转向工业，并大力发展制造业、航运业；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积极发展金融服务、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制药、环境保护等新兴产业，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建立区域教育中心。从这三个东亚近邻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要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通过经济体自身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来推动。那么，在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中国经济需要向哪个方向突围？我们应该如何充分发掘自身优势，保持经济继续稳健发展？
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怎么走？在这个关键点最主要的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
我们把过去70多年来，世界上已有的70多个国家数据作比较，所有的国家都落在一个很明显的模式里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就业的比重在下降，农业占GDP份额也在下降，工业的整个就业比重在上升，之后在下降，工业占GDP的比重在上升、在下降。而在中等收入10000美元向15000美元跨越这个点上，工业开始逐渐往下走，只有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和服务业在GDP的比重是不断往上走的。
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发生了一个最根本的、最大的事实，就是在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工业占GDP比重会逐渐下降，服务业会超过工业而继续不断往前走，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也走了一条和世界过去100年发展几乎完全一样的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50多年来，中国的农业从40%多、45%左右逐渐下降，降到今天的10%；中国工业制造业从30%多开始增长，最多达到40%多，50%不到；但是中国服务业从25%左右一路上升，今天已经占到整个GDP的52%，翻了一番。中国走出一条和世界一样的道路，农业比重在下降。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到了顶以后逐渐往下降，服务业在逐渐地往上走，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结构调整。
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在中国，我们看到蓝色曲线是工业占GDP的比重，这个红的曲线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在2012年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之后工业比重继续下滑，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今天已经达到52%。
但是我们最关心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因为对于经济学来说、对增长来说，最核心的动力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成长。我们把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了一个比较，我们用大量的数据，用投入产出表制作的。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用工业劳动生产率除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30%。也就是说工业在目前来看，它的劳动生产率比服务业高30%。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服务业不断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看到这个趋势，中国在未来的10年里会继续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不上去，那么我们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的服务业，就会丢掉0.3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这个格局持续，那么我们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放慢，而且会放慢得很快。
所以，当我们考虑中国怎么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归结落脚到一个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怎么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成为我们要把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推向高等收入的核心问题。
整体来说，中国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想了想，我们把服务业分成市场竞争型和非市场竞争型的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型的服务业，比如说金融业是开放竞争的，酒店、餐饮大家都知道，商业、物流。但是也有没有完全放开、非市场的，比如说医疗、教育，比如说我们一些工业的服务业、商务的服务业。如果把这两条分开的话，我们已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还是很高的，而我们非市场化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却一直在低位徘徊，一直上不去。所以这又给我们找到了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就得看怎么样继续提高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怎么样让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我们又往前再走一步。所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市场开放和改革的措施。我们通过对70多个国家在过去70多年来逐渐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阶段比，在走到这个过程里需要最主要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是国际经验、国际竞争，充分开放竞争，国际技术、品牌。因为服务业是非贸易产品，是本土化的，如果不开放，不把国际企业引进来的话就会在本地形成它自己一个小的生态，劳动生产率提不上去。它没有竞争，也就不能够为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丰富的产品。因为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2018年4月份在博鳌，我们宣布了一系列的中国的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措施。比如说在金融业，现在是全面开放，我们对股权没有约束，外资可以进入100%，这个产品现在全部放开了，区域设分支机构放开了，银行、券商、保险、基金那都是全部放开的。然后跨境的资本流动，我们把沪港通、沪伦通，到伦敦的这个资金通道扩大到了3到4倍，同时我们把以前的资金约束的，我们叫QDII、QFII有资质的境外投资者额度全部取消。所以把市场完全打开，让国际金融机构进来参与本土市场，参与竞争，同时把资金流通渠道打通，让国际资本能够进来，参与这个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过去18个月里外资企业进来很多。比如说摩根银行进来了，花旗银行进来了，比如说瑞士银行进来了，标普评级机构进来了，还有更多基金，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桥水基金也进来了。大家还是很看好中国市场，金融市场很大。这就加强当地的竞争，增加了国际化程度，这个对提高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起到推进作用。我们对服务业还是作了很大开放，目标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按照国际的标准来达到我们现代服务业水平，要把国内服务业提到这个标准，放宽服务业的准入。从这个意义来说，对信息、法律、会计、建筑设计放开了，这是服务业；教育、医疗现在也在逐渐放开。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服务业的一个全面的开放，与此同时，对文化产业，我们特别提出要逐渐建立新兴文化产业的机制，把文化产业放开。医疗卫生，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制度，让民营经济和外资都能进入医疗系统，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因为老龄化，因为人现在活得越来越长，对医疗服务要求其实上升得很快。教育要支持和规划社会力量办教育。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服务业的开放，这个开放的力度是很大的。
有人问过我说，众所周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货物贸易存在很大的顺差，但是在服务贸易存在很大逆差，平衡这两种反差对我们迈入高收入阶段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认为，我们货物贸易是顺差说明我们在制造业有竞争力，我们的产品比别人好，比别人便宜，全世界要我们产品，所以我们出口的货值超过进口，造成货物贸易顺差。而我们服务贸易是逆差，为什么？一方面因为我们核心竞争力不够，另一方面服务贸易逆差要把它分成两块来看。第一块是居民出国旅游，这个很厉害，这是好事，因为大家收入高了，都要出去走一走。我们现在一年是1亿人次以上的出国，这是我们服务业贸易逆差一个特别大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会继续存在，没有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进口的各种服务业，医疗、教育、专利等等，这个比重还是很高的，包括其它的金融服务、会计服务、设计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通过智能化来提升我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减少我们服务贸易的逆差，这样的话，我们更多地进口物质产品来满足老百姓物质需求，就像这次上海开的第二届进博会是一个道理。同时，中国出口服务业市场前景很好，也就是中国规模和成本。中国的制造业今天能如此大规模地出口，就是因为产品、技术和成本。我们看到在未来，中国服务业照样可以大规模地出口，也是因为科技、成本和规模。所以，我们现在世界的趋势是物质产品的商品的贸易在下降，服务业的贸易在上升。服务业分成两类：可贸易服务业和非可贸易服务业。理发是不可贸易服务业，我们不能说通过视频请一个纽约理发师给我们理发，这是行不通的。所以你要理发还得到纽约去，但你付不起机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所以非贸易服务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贸易的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科技化，还是这个基本道理，改革开放，双方打通。
人口、技术、资本，是许多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三大驱动引擎。在我国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前期，且资本市场亟需完成“去杠杆”的当下，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继续稳步前行显得更为重要。
今天，在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延伸拓展的同时，科技进步正在为各项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支撑。相比工业时代，德国、日本依靠自身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实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飞速提升，未来，中国应该如何利用信息技术，给我们的制造业、服务业创造新的发展契机？
科技本身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两条腿走。单有一条腿改革开放同时，我们还要再加上一条腿，那就是科技和创新。用科技创新来赋能服务业，让服务业在开放竞争环境下更快、 更好地提升劳动生产率。国务院连续制定了三个《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我们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走在世界前面的，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大，用手机人多，互联网基础好。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走，2025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2030年要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我们把人工智能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抓手。从全世界来看，我们在5G的设备上还是领先的。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在5G领先的领域继续全面铺开5G的基站建设，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5G国家，这又是很大的战略目标。现在中国已经普遍4G了，4G和5G比有很大区别，1G到4G只是一个通讯工具，5G开始就是行业和产业了，它是个“面”，是结构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5G根本在改变社会。所以我们按照4G规律从今年开始布局5G，大约可以在五年左右就把中国变成5G国家。但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科技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在5G和人工智能基础上，再下一步国家出台的政策就是推动物联网。在过去的18个月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进工业物联网以及广义物联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我们要在2020年大约有100家企业完成企业内的网点设施，就是把物连起来；我们有一个在建立目标解析的国家的点和站，因为做物联网的话，“点”的解析是很重要的方面。所以非常明确的目标，在2025年左右形成我们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基础设施，物联网还是基础设施；然后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世界领先的物联网平台，可以广泛实施的产业的万物相连，这个世界那可就是了不得的世界了。
在这个基础上，5G又能不断推进产业的智能化，赋能像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智能物流、智能金融、智能商务、智能家居等。因为5G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和行业，所以5G和人工智能结合，它就能在根本上改变这个产业和行业。特别在服务业，当然对制造业、物流业赋能也是很大，对服务业信息赋能空间是特别巨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G和人工智能结合，使得我们整个前沿科技应用走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是我们现在移动视频、移动电商，数字化、网络化，这是4G，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域，视频网络机器人、云游戏、刷脸支付等也开始出现了。5G开始是认知智能的发展，就是从感知走向认知，是自然语言处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一块无人工厂、无人驾驶、机器翻译、医院影像识别等等，现在都会成为未来的科技发展的一个新的领域，所有这一切都是先和服务业连起来的，它一定有制造业，有工业，但是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服务业，所以服务业发展，那就是很大空间和变化。
那么，作为当代的年轻人，我们在未来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职业？从而抓住中国迈向高收入发展这样一个机会呢？
未来一定是科技的，未来一定是智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今天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更多地学理科的知识。未来一定是数字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未来几乎所有做的事情都和人工智能有关，都和科技有关，因为科技跟人工智能正在根本上改变和颠覆今天所有一切的行业。
但在讨论科技和未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概念的：
第一个概念是做纯技术人员。譬如说做人工智能的，譬如说科技行业，这个需要专业的知识；第二是在实体产业，在服务业，这是被赋能的行业。这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是因为有人喜欢做科研，有人愿意做技术，有人可能对实际的服务业和服务行业更有兴趣，那么他就进入第三产业。归根结底，未来是科技的。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在今天这个巨大变动的时点上，未来最有前途的就是科技研究，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人工智能是2007年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到现在也就10年的时间，它已经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变化。现在5G、物联网、量子计算来了，生物技术也来了，所以未来的技术的发展其实是极其迅猛的，根本很难预测未来。
陆奇博士曾经是微软的全球执行副总裁，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前两天我请他到清华作一个关于数字化未来的演讲。他说，未来变化是如此之大，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其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对人类、国家和社会作贡献，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事情。那是在研究未来科技，探索未来科技的发展等等。我特别同意陆奇博士的这个观点。
像一些欠发达西部地区怎么样才能和全国一起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
我们都知道，区域之间的差别历来存在，比如在美国纽约和阿拉巴马州收入差别也是很大。原因很简单，阿拉巴马州那个地方是农业为主，而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城市，它的增加值、劳动生产率高很多，所以区域差距就扩大。现在科技正在改变一切，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山沟里种出苹果也是因为科技的办法，一个苹果20块钱，还供不应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我觉得城市和农村的鸿沟正在逐渐地消除。所以，把贫困人口消灭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了不得的事情。
1978年，中国大概40%到50%是贫困人口，40年后到今天，我们把贫困人口全部消灭，这真是了不得的。世界贫困人口消失绝大部分主要是在中国，中国在消除贫困的同时还带进去一系列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它是在改变农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农村和内地在科技的赋能下，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前景会好于东部和大城市，这也是年轻人可以去创业、去开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
我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和汇报的一些观察总结起来的话，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里创造一个奇迹，从人均178美元走到10000美元，四十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是今天我们遇到新的挑战，中国人均GDP从10000美元要走向15000美元。当我们从10000美元走向15000美元的时候，产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服务业比重会不断上升，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成为重中之重。
所以，中国要走向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核心问题，就落到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在是两条政策，一个是改革开放，引进国际竞争，大规模开放拥抱世界，我们都在做；另一个就是全面的科技化、智能化，运用我们已经有的优势在人工智能、5G和物联网上，占领全球技术制高点，并且通过这个制高点来推进服务业、制造业来发展。两条腿走路，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10000美元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在不远将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行列，走到更好、更富裕、更强大的中国经济！
来源：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
互联网时代，房产社群连接者
关注好房子，新地产，新生态、新战略
欢迎关注"地产号"（ID：wangfang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