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十一章 暗度陈仓

作者：邓贤  演播：王龙胤

1凌卫民偏偏病倒了。

极度的劳累和热带疾病击倒了这位知青罢工总指挥，连日的高烧使他的脸色看上去更加苍白，嘴唇烧起大大小小的燎泡。从外表上看，这位重任在肩叱咤风云的知青领袖远远够不上一个十全十美的男子汉：他颧骨高耸，脖子瘦长，长期贫血的身体犹如干旱的河滩上一束枯黄的沙棘。如果说凌卫民一直对体力劳动抱有畏难情绪甚至反感的话，恐怕不仅仅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或许还由于严重的胃病和体质羸弱的原因所致。

现在，这位烧得不停呓语的总指挥终于安静下来。战友们轮流守护他，打针、吃药、冷敷，希望他快快打败病魔回到知青中去。

他恍惚中感觉到战友的殷切目光，却无力睁开眼睛。于是他的思想好像一条身不由己的小船，很快就顺着一片无边无际的宁静的海水滑向散发着酒精和来苏水气息的温馨的梦境深处……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议(《四十条》)一广播，罢工知青立刻陷入空前的混乱：有悲观，有失望，更多的却是对命运前途的茫然和上当受骗的愤怒。垦区各级领导立刻活跃起来，抓紧时机进行说服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作为罢工知青总指挥，凌卫民更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罢工运动何去何从?能坚持下去吗?坚持下去要冒什么风险?有什么结果?

同《四十条》对着干是不明智的，但是《四十条》对农场知青命运的安排又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并找到一个把知青重新团结起来并实现回城目标的行动方向?……

天也苍苍，地也茫茫，世界之大，没有人告诉你出路在哪里。“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个古老的真理，可是这条真理同样包括大路沿途还有许多悬崖峭壁和陷阱深渊在等着你。一旦决策失误，你不仅个人因此粉身碎骨，你还将直接断送十万罢工知青的前途命运。

凌卫民紧蹙眉头，他感到自己好像一艘驶入茫茫雾海中的航船，前途喑礁密布，却不知方向出路在哪里。

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政策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已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好像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

风声日紧，各种小道消息纷至沓来：某某领导已经扬言，要在知青中抓一批反革命分子。州公安局和垦区保卫部门已经拟就黑名单，各农场都有十几个到几十个人。垦区指挥部即将发布限令复工的最后通牒，等等。

一时间到处人心惶惶。胆小的知青悄悄溜回连队上工，得罪过领导的纷纷打点行李回家躲风头，也有情绪冲动的知青砸广播室，聚众闹事，过激行为普遍发生。总之罢工运动已经面临内部失控和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

罢工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坚持继续罢工的强硬派和主张有条件复工的策略派争执不下，与会者对罢工前景普遍感到悲观。

一封航空邮件及时送到凌卫民手中。

这是一封由北京知青转交的北京来信，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但是他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位同情知青命运的远方朋友向罢工决策者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能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于是这位曾经到云南当过知青的同志便冒着风险将会议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远方的知青朋友。

……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昔日的知青在最后这句话下面打了一排着重号，用以强调它那非同寻常的重要内涵。

仿佛厚厚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隙，困境中的人们忽然看到出路和希望所在。罢工是手段，决不是目的。罢工的目的是为了知青大返城。但是如果北京最高领导者在作出决策时始终得不到来自广大知青的直接信息，如果深受知识青年爱戴的邓副主席在拨乱反正时不能掌握改变知青命运的全部真实材料，也就是说，如果知青罢工不能促使现行政策调整或者改变，那么即使无限期罢工又有什么意义呢?

目标和行动方向逐渐明确起来。

要改变知识青年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

罢工是后盾，是达到请愿目的的强硬手段。让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群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知识青年战友们，同志们，”在“云南农垦首批知青代表赴京请愿总团”成立大会上，凌卫民面对数以千计情绪激动的知青信心百倍地宣布，“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崇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一一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中央负责同志，就是指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或者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同志。

“……发动知青群众，向他们广泛解释我们当前的任务和目的，以罢工促请愿，制止一切过火行为，这是我们每个罢工知青的责任和义务……

发动知青募捐，本着自己事情自己办的原则，请愿团代表北上的费用，主要在各农场知青中筹集。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凌卫民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宣布的奋斗目标和伟大抱负而激动，而心潮澎湃。一群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冒着天大风险，冲破重重阻力，要到北京去把十年上山下乡的巨大弊端面陈党中央，这该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行动，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和魄力！

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将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物也要参与决策，知识青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不论发生任何情况，只要北上请愿未能到达目的地，请愿书未能面呈中央领导，均视为代表团失职。我和代表团成员对此负全部责任。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总指挥的鼓动犹如以石击水，激起台下一片欢呼和掌声。知青们全都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他们把总指挥抛向天空，一遍一遍唱起《远飞的大雁》《抬头望见北斗星》。人们的情绪互相交叉，互相感染，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期待融进歌声，融进北上汇报这个崇高而远大的奋斗目标。

没有人怀疑请愿的结果，或者说人们宁愿相信北上请愿将会奇迹般地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这是将罢工也是将他们的信心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个似乎触手可即的奋斗口标很快将罢工的人群重新集结起来，并展开声势浩大的北上请愿的舆论攻势。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片区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七日，首批强行北上的知青代表受阻。

此后数日，又有多批知青代表相继出发。沿途各州、县、区、社机关干部和军警均出动劝阻，做说服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知青北上请愿团总指挥凌卫民不幸病倒，北上请愿的领导工作改由副总指挥刘国庆继任。

2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所谓“值得注意”，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天乃至今后的运动提供一个有思考价值的参照系。

但是知青强行北上的前车之鉴却是一次相当失败的经验，它从反面向人们提供的教训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此路不通！”

滇西门户瑞丽县。

瑞丽县坐落在滇西河谷的突出部，与缅甸北方重镇南坎、八莫仅一江之隔，为古往今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通商贸易的主要口岸。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中国段)就在该县境内的畹丁镇与缅甸公路(仰光段)对接。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因此该县境内常常都有部队一个团驻防，滇缅公路沿线哨卡重重，如果没有合法的边境通行证件，任何人插翅也难飞进祖国的南大门。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九千名知识青年就常年生活劳动在该县绵延百里人烟稀少的边防线上。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八月的一个仲夏之夜，连日暴雨过后，清澈的瑞丽江一反往日宁静，汹涌的江水冲决堤坝，淹没农田，致使许多地势低洼的傣族村寨和兵团连队被大水围困。

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兵团的消息。

此时正值兵团体制转变的重要时刻，各种经过证实和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蜂拥而至，到处说法不一人心惶惶。为了安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兵团党委决定对现役军人撤离的消息严格保密，有关撤离的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团一级领导。

但是撤离消息还是不可避免地泄露出来。

兵团体制转变对地方干部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军队干部留下的权力真空毫无疑问将由他们来填补。但是对广大兵团知青来说，他们中间许多人当初踊跃报名到边疆，就是为了实现那个年代少男少女们狂热崇拜军人和扛枪打仗的光荣愿望。现役军人秘密撤离的消息就等于不体面地宣告他们英雄主义理想和辉煌的青春梦的轰然破灭。

他们再次感到被欺骗和被抛弃的深刻痛苦和巨大愤怒。

“你们回部队了，我们怎么办?”知识青年普遍这样诘问。

“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人们进一步对不公平的命运提出尖锐质问。

面对广大知青的愤怒诘问，昔日的兵团各级首长无言以对。他们能对知青们解释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知识青年，我们是军人，所以你们应该一辈子待在边疆?但是为什么知识青年只能永远是知识青年而不能成为军人、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或者从事别的其他什么职业呢?

其实这些受到责难的军队干部并非没有自己的苦衷和怨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同样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他们仅仅是国家政治大格局棋盘上的一粒小小的棋子。

八月下旬，一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从江对岸传过来。这种消息通常属于政治谣言，上级有命令不许听、信、传、看。这条消息是被一个成都知青用自制小收音机捕捉到的，然后很快像长了翅膀一样在第十一团广大知青中不胫而走。

据八莫一家当地电台广播：经B国卫星预报，中国云南西南部及毗邻的缅甸北部地区，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以上大地震。预测震中区将在北纬24度东经97度附近即滇西遮放、畹丁、瑞丽一线。

人心浮动的知青们立刻情绪哗然。

“他们倒好，拍拍屁股走了，我们不干！”

“又是洪水，又是地震，这不明摆着让咱们快逃命吗?”

“要走大家走！咱们回城去！”

“对！咱们回城去

“谁不怕死谁留下来……

“回城去！回城去！！”

如果在平时，做一做稳定人心的思想工作，开一开大会，谣言即可不攻自破。因为对于常年住茅草寮的知识青年来说，地震并不能给他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多大威胁，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茅草寮之于地震的安全就如同高楼大厦并不惧怕刮风下雨一样。我们姑不论这条非正式地震预报的可信程度如何，问题在于此时正值兵团解体的非常时期，广大知识青年的精神防线由于命运的意外转折(或者说被再次抛弃)而濒临崩溃。他们与其说惧怕地震，不如说需要一个小小的理由来发泄对命运的不满，对逆来顺受的命运进行一次鱼死网破的抗争。

仅仅过了几天，小道消息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把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席卷到县城和团部驻地。八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拥入团部的男女知青多达数千人，并有许多成群结队的知青继续朝县城方向拥来。难民般的知青大潮将只有一条窄街的县城和团部机关挤得水泄不通。

二十七日，知青们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种种迹象表明，这支九千人的知青大军将不听指挥自发地离开边疆回城市去。毫无疑问，他们将强行冲决回城道路上的一切关卡阻拦，破釜沉舟地完成对自身命运的一次主动选择。

领导紧急商讨对策，团党委会议开了大半夜。所有干部都接到命令去做说服工作，但是收效甚微。事至如今，现役军人都在待命撤离，谁会相信他们那一套言不由衷的大道理呢?

据说该团政委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留给全体与会者一句颇有分量的忠告：

“同志们，咱们等着回部队挨处分吧。”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江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识青年过桥。

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陈站长放下电话时很感到一阵迷惑不解。既然不许开枪射击，那么怎样才算“不惜一切代价”呢?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命令就是命令，不许讨价还价。因此陈站长立即紧急集合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守桥部队共有一个加强排，为防不测，陈站长又从桥头公社调来一个景颇族民兵

连，组成一道军民联防的铜墙铁壁。

上午七时许，晨雾笼罩着瑞丽江畔，侦察兵湿漉漉地回来报告，说大队知青离江桥只有七八里地。

随着一声令下，头戴钢盔的士兵迅速进入阵地，刺刀闪着寒光。民兵排出强大的战斗队形，他们除了手持钢枪外，每人还腰挎一把明晃晃的景颇长刀。检查站的军用狼犬、高音喇叭和警报器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以各种方式制造各种效果来粉碎瓦解一切敢于强行过桥的非法企图和行为。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

这是一队由成都知识青年组成的行进方阵，人数约有三四百。排在方阵前面的是几十名脸色黝黑目光冷漠的男知青，他们个个手持锃亮的芟刀，赤裸上身，绿色“战斗服”(旧军装)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捆在腰间。

这种从电影上模仿下来的敢死队形象本身就相当夸张地传达出他们视死如归的悲壮决心。走在方阵中间的是许多磕磕绊绊面容憔悴的女知青，她们被男知青的脚步紧紧裹挟着，神色黯然而不是飒爽英姿地向江桥走来，企图通过江桥走向一个命运更加渺茫的远方。

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双方都能听见对方杂乱的脚步和粗重的呼吸。

突然桥头的警报器拉响了。凄厉的警报好像一条无形的钢鞭抽打着湿漉漉的空气和河滩，同时也抽打和摇撼着那些年轻的逃亡者们脆弱的神经。有的女知青脸色变白，脚步踉跄，但是更多的知青并没有停步。

方阵继续前进。

“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狼犬也龇出牙齿，狺狺地咆哮。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的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于是知青方阵在低沉嘶哑的《国际歌》旋律伴奏下一往无前地向江桥开进。

三十米，二十米，十米……时间在读秒声中悄悄溜走，两队狭路相逢的强大方阵猝然相撞。犹如带电的云团迎面撞击，犹如惊天霹雳劈开长空大地，犹如海啸般的巨浪摔向黑色的崖石，犹如滚滚洪峰撞上结实的堤坝，一一一刹那，两队以死相拼的人群都由于战斗意志的轰然撞击而产生出不可遏制的疯狂激情。敢死队员呐碱着，挥动芟刀扑向对方，大队知青不顾一切冲击桥头阵地，试图撕开防线冲过桥去。

但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和民兵防线犹如黑色的崖石始终纹丝不动。坚强的决心和严明的纪律性使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知青浪潮的轮番冲击。当地景颇民兵尤以擅长刀术著称，他们巧妙地避开敢死队员的刀锋，然后将他们的芟刀不是击落就是缴械。解放军战士不失时机地施展擒拿技术，将敢死队员捆翻在地解除战斗力。

知青方阵土崩瓦解。潮水退去，桥头和公路上到处都有许多绝望的俘虏和那些哭哭啼啼不肯离去的女知青。

初战告捷。陈站长一面命令清点战果，一面打电话向上级报告。

就在这时，严重的情况发生了。远处公路宛如起了一阵狂风，尘土飞扬过后，一队人数更多来势更加凶猛的知青方阵出现了。

这是一队重庆知青的方阵，开路先锋依然是那些视死如归的敢死队员。他们目光更加冷峻，步伐坚定不移。紧随其后的还有上海知青，北京知青，昆明知青……一个个知青大逃亡的灰色方阵汇成一条不可阻挡的汹涌河流，浊浪滚滚地扑向军民联防的单薄防线。

形势万分紧急。对空鸣枪示警无效，三道民兵防线相继被冲垮。因为上级有命令死守，所以陈站长在混乱中只好将最后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江桥入口处，手挽手组成人墙，并喊出“誓与江桥共存亡”的悲壮口号。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气壮山河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民兵奉命坚守江桥，他们在不得开枪的被动情况下，只好将自己身体当做障碍物堵住逃亡者的必经之路。

数以千计归心似箭的知识青年则冒着危险用身体去撞击和摇撼这道防线。

双方都在呐喊，都在殊死拼搏和对抗。但是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这些拼死搏斗的人群其实都属于同一个“人民”的社会范畴，他们并没有根本意义的利害冲突。关键问题在于，他们都被盲目的冲动和激情所驱使，因此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和对方要干什么。军人奉命把知青挡在桥头，但是他们即使能挡住知青逃亡的脚步，也无法挡住广大知识青年思乡回城的强烈愿望和要求；知识青年以为逃过江桥就能回家，就有了出路和希望，殊不知如果上山下乡政策不变，他们哪怕回到城市或者逃到天涯海角也只能是知青。

双方倾尽全力搏斗，但是他们注定都不能赢得这场胜利。

战斗持续到中午。知识青年从附近连队赶来一群水牛，许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骑在牛背上乱踢乱砍，水牛负痛受惊，就撒开四蹄朝江桥狂奔而来。江桥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牛群的强大冲击，一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被踩伤，还有的竟被拖出十几米远。数以千计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拥过江桥，踏上通往中国内地也通往家乡的康庄大道——滇缅公路。

洪水决堤了。

公正地说，知青得以逃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军人的克制态度。军人坚定地执行命令，既没有放出狼犬，也没有对人群开枪，因此他们终于没能胜利完成任务。士兵们衣服被撕破，有的还受了伤。他们疲惫不堪地坐在地上，眼睁睁看着大队知青消失在大桥另一端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心中无比委屈。有的新战土忍不住放声大哭。

“八二八”事件当天及此后数日，第十一团知青逃亡率已达该团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沿途又有畹丁、遮放、芒市、保山各师、团知青相继加入，逃亡知青人数已达两万余人。这支浩浩荡荡的逃亡大军沿着逶迤千里的滇缅公路向中国内地缓慢移动，他们不是乘坐汽车或者别的交通工具，而是依靠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行走，用双脚给边疆的高山大壑和他们自己的知青历史留下一串串歪歪斜斜的人生足迹。

从瑞丽到昆明，公路距离有一千一百公里，当时班车行驶时间为六天。如果仅仅步行，那么这支缺少统一指挥的混乱不堪的知青大军到达昆明至少需要一个月。更大的困难在于：逃亡的知青们全都缺少充足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他们仅仅凭着某种强烈的主观愿望和感情冲动踏上漫长的滇缅公路，许多男知青甚至腰无分文，只来得及拎了一把芟刀上路，仿佛只要有了刀就可以排除万难杀回老家去。三天过去了，几乎所有人都变成瘸腿，女知青走不动，脚上打起血泡，只好坐在路边绝望地抽泣。入夜，大雨滂沱，孤立无援的逃亡者们只好听凭大雨浇泼，坐在茫茫野地里互相依偎着等待天明。

接下来必然要发生的情况是：饥寒交迫一无所有的知青大军不能不发出“最后的吼声”。“穷则思变”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要步行回家呢?既然知识青年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国家的财富为什么不该享受国家的交通工具呢?于是一切来往的汽车，客车、货车、大车、小车、空车、重车一律被强行拦住，乘客赶下车，换上无法无天欢呼雀跃的男女知青。无可奈何的司机在芟刀逼追下敢怒不敢言，只好掉转车头唯命是从。也有不肯从命的，被知青拖出驾驶室，换上自告奋勇的拖拉机手或者业余拖拉机手，汽车就在一片欢呼声中歪歪扭扭向昆明方向开去。于是那些日子交通部门得到报告，滇缅公路事故陡增，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不明不白的车祸。

还有相当部分囊中羞涩的知青，沿途吃了别人的饭菜付不起账，但是付不起账决不等于不需要吃饭，所以他们就仿照当年革命前辈沿用过的方式，给店主打欠条或者开白条子，按上手印，声明今后一定如数归还。这种不大牢靠的支付方式立即在沿途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满，知青大军所到之处，家家关门闭户，到处坚壁清野，商店饭馆一律停止营业，仿佛呼啸而来的不是曾经意气风发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兵团战士而是打着太阳旗的日本鬼子一样。

知识青年无法无天的举动终于惊动昆明和北京。云南省革委和昆明军区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说服、动员和强行遣送知识青年回边疆。同时发动公路沿线数十万贫下中农和公社民兵，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布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省革委领导指示非常明确：“不许放一人漏网。”

于是短短一周内，洪水猛兽或者说自作自受的逃亡知青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老式武器：铜枪、猎枪、锄头、扁担，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牛的孩子也目光炯炯，昼夜监视公路和一切可疑的行人。一见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现逃亡知青的身影，随着一声梆子或者随便其他什么玩意儿敲响，于是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里见过无数次的壮观场景就生动地重复再现了：农民高举大刀长矛，挥舞锄头扁担，亢奋地呐喊着，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地冲向知青而不是敌人。

知识青年无路可逃寸步难行只好乖乖就擒。因为上级规定多捉拿一名知青可奖励工分若干，因此贫下中农纷纷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又有许多人为争夺俘虏互相动手打得头破血流。

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个多月，各地政府出动数百辆汽车才将捕获的知青陆续送回边疆。建设兵团对逃亡知青釆取了宽大政策，只抓了几名领头闹事的坏头头，其余一律好好劳动既往不咎。

只有少数漏网知青历尽千难万险逃回城市，但是他们很快感到无所事事空虚无聊，因为城市里并没有留给他们一席地位，他们的生活属于边疆，属于广阔天地。因此待够了半年一年又纷纷买了车票，偃旗息鼓地返回连队劳动。

“八二八”知青大逃亡事件从反面给知青运动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它说明知青运动不仅需要走向自觉，更需要走向组织和策略。只有成熟的运动才有可能达到最后目的。

仅仅时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知青北上请愿团的大军会不会遭到与“八二八”知青同样难堪的失败下场呢?

3

凌卫民在一阵剧烈颠簸和马达轰鸣声中睁开眼睛。

“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他环顾四周茫然地问道。

“你醒了么?”有人高兴地说，“咱们已经过了曲靖。”

“曲靖?”他的神经仿佛被人重重弹了一下，大脑立刻清醒过来。曲靖

是昆明的门户，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村镇和密集的房屋使人嗅到大都市熟悉的气息。

“你好些么?”一个叫兰婷的女知青从他腋下抽出温度计，拭了拭说“咦，三十七度八，退热了。你整整昏睡了一天一夜，可把大家吓坏了。”

凌卫民这才发现，他身后还坐着好几个请愿团的成员。大家彼此交换一个会意的目光。知青们个个都化了装，有的打扮成干部模样：中山装，鸭舌帽，胸口兜里别两杆自来水笔。有的像工人，有的像学生，还有人挎着长刀，穿一身少数民族服装，活像从未出过远门的山里人。

这是一辆由边疆开往滇东北的班车，由于旅途漫长路线偏僻，车上乘客个个神情倦怠没精打采，多数人都在闭目养神或者打瞌睡，没有人注意这些乔裝打扮的年轻人的诡秘行踪。

“其他人……都顺利么?”他记起这场密谋策划的前前后后，于是对兰婷耳语。

“估计没出问题。”兰婷压低嗓音兴奋地告别他，“上头注意力都被刘国庆他们吸引过去了，我们是最后一批，现在他们想拦我们也拦不住了。”

“可不能麻痹大意哟！”凌卫民警告说，“行百里路半九十，形势可是千变万化的。”他顿了顿又问，“景洪思茅那边怎样?”

“听说冲突很厉害，黎明农场的知青冲了关卡，有人受伤……不过那边越是闹得紧张，对我们就越有利。”

凌卫民如释重负，浑身一阵轻松。他这才感到自己病情的确好多了，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只是身体尚虚弱，并且饥肠如鼓。

一周前，罢工知青利用凌卫民的病情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他们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向知青及时贡献这条锦囊妙计的不是别人，正是罢工总指挥自己。总指挥虽然不是天生的阴谋家，也从未深入钻研过战争谋略孙子兵法，但是他毕竟通读过几本历史书，并且记住了《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条著名的历史典故。

“能给我点吃的东西行吗?我饿坏了。”凌卫民央求道。

“当然行。你已经绝食了两天，大家正为你担心呢。”兰婷嫣然一笑，从挎包取出一包饼干递给他。

汽车轰鸣着爬上一座山坡，震耳欲聋的马达声开始变得均匀平稳。夕阳已经落山，暮色苍茫中，一座宽阔的平坝出现在脚下，透过薄薄的雾霭和车窗玻璃，他们看见遥远的地平线上，一片巨大的城市灯火在暗夜的潮水中若隐若现地闪烁浮动。

“昆明到了。”有人轻轻欢呼。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十一层高的招待所(即三叶大厦)。

与此同时，景洪、思茅一线受阻知青佯攻达到目的，很快撤回各农场。

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法律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好一手漂亮的“大飞”！知青不拘一格跳出边疆，把影响及时推广和扩散到与知青命运息息相关的广大城市民众心里，这样就很快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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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 喜马拉雅主播锤霸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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