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殇——八年农民十五年搬运工的坎坷人生
编者语：他成绩优异却无资格升学，别无选择地上山下乡当了知青。经历八年超极限劳动煎熬之后他终于招工回城，但他依然别无选择地在城里继续当苦力！——那个年代里青年多舛的命运，实在有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
在我应该做爷爷的年纪，女儿子韵才满九岁，人生之坎坷不言自明，对女儿的溺爱也不言自明。这些天女儿十分高兴，因为她在学校的语文兴趣班考了第一。女儿继承了我的自卑与敏感，在学校从来就是一只丑小鸭，看见她在同学的簇拥下不能自持的样子，我暗暗担心，人生该不会有轮回吧？封存多年的记忆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感觉上并不遥远的童年。
一．歧视
我八岁以前曾生活在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父亲在重庆第十七中学（原辅仁中学）教书，母亲在银行工作。十七中学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坡山顶上的那栋有围墙的教师小院，是我们五兄妹儿时嬉闹的天堂。院内住的老师们的孩子有十几个，在大孩子张南生、张岳阳、洪仲萍等的带领下我们开野餐，分成两群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去小溪里捉鱼，傍晚争抢母亲从银行工会借回来的十本连环画，无忧无虑地过着短暂而欢乐的童年生活。
一九五七年一夜之间，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矿区乡下去了。兄妹五个中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弟弟才六岁。父亲被带走后，家里忽然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母亲早出晚归独自苦撑。我们被人赶来赶去不断地搬家，无人照料。最后搬到龙门浩，我也从罗家坝小学转学到龙门浩小学。读四年级那年，九岁的我考试得了第一名，当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悦中时，同学发现，在老师放在讲台上的点名册中，我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的“右派家属”四个字。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跑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哄闹中，九岁儿童因学习成绩好而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感被撕碎了。我默默地远离同学，习惯孤独，从此变得落落寡合。
一九六〇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张《死亡右派分子通知书》送到我家，三十九岁的母亲煮了十三个红苕做干粮，赶往长寿湖收拾父亲的遗物。公共汽车到县城后，母亲孤身一人到处打听，才知道县城距长寿湖还有近百里山路。
母亲一边问一边赶路，途中遇到一个要经过长寿湖到云集乡去的男人，为了路上有个关照和领路，母亲拿出珍藏的熟红苕分了三个给他。荒村野外陌生的一男一女结伴同行，天色越来越晚，夜幕降临，母亲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前方救星般出现了朦胧的灯光和一排平房（后来才知道是狮子滩水电站邻封工区的一个什么单位），母亲立即上前去敲门求宿，对方问：“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同行的人坦然地拿出外调的出差证明，母亲伸进口袋的手却凝住了，银行人事干部何明珍给妈妈的证明上写着：“兹证明右派分子家属戴儒愚前往长寿湖农场办理死亡右派何泰贵事宜”，这样的证明在那个年代敢拿出来吗？幸好对方中间有一个人认出妈妈是上新街银行的。
天下着大雨，母亲终于被安排在邻封水电工地那个漏雨的临时工棚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到了农场场部所在地狮子滩，场里干部说：你丈夫是患心脏病突然死的，劳动的地点在长寿湖深处的同兴岛，须等岛上的交通船出来才能进去。妈妈等了两天，银行规定的时间到了，只好主动提出要返回，场里的干部马上拿出一包旧衣物说：这就是你丈夫的遗物。妈妈提着这包东西，心中惦念着家中五个未成年的孩子，便悄悄到长寿县城的黑市里买了几斤萝卜后匆忙往家赶。轮船拢了朝天门码头，妈妈手提萝卜和爸爸的旧衣物挤出轮船，走上跳板，如铅的双腿再也迈不动了。“妈妈！”突然大女儿隆静、儿子隆光迎了上来，肮脏的小脸上圆睁着企盼的大眼睛，令母亲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段经历妈妈讲过多次，也许，这正是二十六年后我自学考试毕业，主动应聘到长寿湖农场子弟中学任教的原因。一九八七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带学生到湖中的同兴岛野营。望着当年右派分子种下的大片大片的广柑树林，闻着在春天的阳光下植物喷发出的沁人的花香，听着学生们追逐着拾蘑菇准备野炊的欢声笑语，当年的右派分子幸存者，子弟校李长文老师触景生情地讲述起陈年往事。
长寿湖深处的几十个荒岛上集中安置着全市文教系统上千名右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五十岁以上的人当记忆犹新。岛上情景更甚，父亲全身浮肿，心力交瘁，夜半三更时，有人听见他下床后三番五次地拼挣，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砰”地一声倒下，蓦然去世，享年三十九岁。“幸运啊！六〇年走的人！”长文老师叹息道：以后的历次运动更是了得！WG中，“黑五类”头戴高帽子、脸上泼墨汁、身上刷浆糊、挂牌弯腰……这样的折磨，以父亲的性格是断然忍受不了的，他的早殁自然当属幸运。
二．下乡
重庆三十九中学初六四级五班有三个出身成分好的同学程温斌（自称家里是推船的）、陈森林、宋同福，三人身强力壮，经常暴打体弱的同学，本人体弱且出身不好更是被欺负的对象。三人学习成绩出奇的糟糕，特别是程温斌经常是手上、脸上、书本上到处弄些墨迹，仍然只能得零分。初中三年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程温斌老是抄我的作业，一次我稍示不满，他踹了我几脚后，居然跑到讲台上去活灵活现地表演想象中的解放前，他们家大雪天提兜兜到我家讨饭，被剥削阶级的我父亲一脚踢出门外的情景，逗得全班男女同学哈哈大笑。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事后，程温斌丢下一句话：“不管你成绩多好，量你也升不到学！”一九六四年八月，程的这句话不幸言中。重庆三十九中学初六四级五班五十二名同学几乎全部考上高中和中专，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样家庭出身有“问题”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落榜了。一向健谈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沉默了，收拾了几本他自己的书递给我后一言不发地离去。
图片第二排右四为本文作者
一九六四年我毕业考试刚结束，银行工作的母亲到龙门浩街道办事处组织储蓄。街道办事处于子力书记交代完储蓄工作后，拿出一张纸单宣布：“无产阶级教育要为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下面念一下上级通知——龙门浩地区本年度应届毕业生中家庭出身有问题，中考不予录取的八十人名单。”他念完后马上布置各部门分任务，包干负责动员下乡。为确保把每一个对象迅速动员下去，街道办事处制定了包干到人、轮番进屋轰炸、各种手段齐上等工作方法。
贺树全，时年十五岁，父母双亡，其妹年仅九岁，家中兄妹三人全靠二十岁的兄长在南岸区供电所打零工为生。街道办事处为动员贺下乡，通知供电所停了贺的兄长的临时工。兄妹三人断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中贺树全只好下了户口，到南江县正直区朱公林场当知青。贺亚伦全家老小九人，靠其父在南岸区龙门浩小学工作维持生计。街道办事处采取分批进屋二十四小时轮番轰炸战术，最后干脆通知学校停发其父的工资。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知青罗华溪，一九六四年仅有十二岁，小学尚未毕业也被动员下乡……
同时，南江县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主任孟金邦等来渝，在南岸区人委礼堂、上新街电影院、邮电学院等处举办报告会，大讲青年运动的方向。说南江是红色革命根据地，是玉石大街金铺路，伸手摸鱼，苹果碰头，天麻银耳随处可拾等。孟大主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手握推荐知青上工农兵大学的权柄，炙手可热终因以此要挟、威逼玩弄女知青多名，事情败露民愤太大受处罚。
妈妈听到八十人名单中有我，早已惊恐万分。在当时的情况下，生活在逝去父亲阴影下的孤儿寡母，本来就是暴风骤雨中的惊弓之鸟，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母亲如果政治上再出点问题，一家人怎么生活呀？望着哥哥姐姐的眼光，敏感的十六岁的我清楚地知道，生我养我的故乡已经没有了我的安身之地，厚爱我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和我珍爱的校园生活将永远离我而去。临行前集中住宿在两路口公寓里，睡梦中泪水浸透了枕头。学校上课的钟声条件反射地将我惊醒，我茫然地看着窗外，校园的钟声今生已与我无缘……
三．赎罪
解放牌大货车颠簸在通往南江的山区公路上，乱石中杂草丛生，只有两道车轮胎轧过的路面显露出来。汽车翻来覆去地颠簸，颠得满满一车的少男少女翻肠倒肚地呕吐。车到了正直坝，从头到脚的泥土和呕吐物糊得大家谁也认不出谁的模样。护送我们的南岸区人委干部李晓兰（男）、龙门浩街道干部张国英（女）被第一次远离家门的少年硬是错当成了家乡的亲人，临别时哭哭泣泣拉住不放手。
分散到各公社后，按达县地区统一规定，各公社都在当地寻一海拔最高之处，划进几户农民建立社办场安置知青。名曰占领制高点，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教育知青要扎根大巴山，脚踩污泥，放眼世界，随时准备救全世界劳苦大众于水火。通、南、巴一带，海拔最高之处通常都是土地最贫瘠，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
我们林场就办在黑潭公社十一大队的九重岩和六大队云顶子的瘦大田上，说是林场其实就是先后借用了一阮姓富农和候姓农民破旧三合院的两间房，男女分开睡地铺。
艰苦的劳动伴随着山区的雨季开始了，天气越来越寒冷，尚未满十六岁的我身高不过一米四八，体重七十五斤，跟随农民步行一百多里山路，到旺苍县东凡公社为林场的纸厂背石灰。雨雪交加，山路泥泞，肚中饥饿，全身湿透，连走带爬赶到东凡河边那个石灰时已经是半下午了。我累得全身散架瘫在河滩上，林场的老场员李忠柄拿来两个冷硬了的熟红苕对我说：“石灰我已经帮你装好了，快吃了动身，时间不早了。”我看着喇叭背篼里装着的一百多斤生石灰，心里想今天晚上我恐怕哭都哭不回去了。低头看脚下，从重庆穿来的唯一的一双胶鞋，粘满黄泥，湿透了、扯烂了，也不能再穿了，只好学农民用谷草绳缠绕脚背，摇摇晃晃背起石灰，赤脚在雪地里爬行。背石灰的人手里都拿一根打杵子，这种丁字形的木棒是山区农民背东西歇气的专用工具，三步两打杵，实在走不动了就塞在屁股后背篼底下喘口气。开始坚持五十米杵一下，后来三十米，二十米，十米，五米……摸黑回到黑潭已经后半夜了。
第二天咬着牙起来走几十里路到云顶子山上砍木竹、背柴、抬小径圆木，到九重岩种核桃树，到烈神砭挖红苕，到猪食沟砍火地。仗着年轻，知青逐渐适应了饥寒交迫状况下大巴山区的艰苦劳动。林场粮食本来就少，会计还勾结恶人暗中克扣，更是吃不饱，米汤加盐巴当菜，半年不见油荤。离开重庆时，街道办事处发的再生布棉袄在劳动中磨得开花开朵，贴身的里面黑得发亮，长满了虱子，没有鞋穿的双脚不是长满冻疮就是皴裂。知青罗华国发明用木头做板板鞋，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雪地里一串串知青木板鞋踩过的脚印。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冥思苦想。西方基督教有“原罪”说，东方印度把人分成九等十八类有“贱民”说，父亲因言获罪取其辱，纵然有罪也已经用生命作了代价，我何罪之有？如无罪，为何不能上学，要发配此地做苦役？父亲在时我也是受宠爱的孩子。然而，我又为自己有这些想法感到害怕和恐惧，毕竟受了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知道这样想下去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白天我拼命咬牙干重活挣表现，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晚上煤油灯下学“毛选”：《青年运动的方向》、《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老三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当时提的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唯一的想法是在劳动中脱胎换骨，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中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从思想到身体都磨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这样，我的下一代才会有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为了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入“已经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我努力像真正农民那样去生活、劳动和思想。我曾为自己天生皮肤白净、细皮嫩肉而羞愧，为手上、肩背上磨起老茧而自豪。
我曾在大巴山区做了八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回城在运输合作社下苦力，抬石头、拉板车、扛货包，当了十五年码头搬运工人，纯粹靠出卖体力维持生计。二十三年简单体力劳动的人生经历，并没有改变我酷爱读书学习的秉性，我竟然变成了另一个时期《我要读书》中渴望读书的高玉宝。
四．混乱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国大地上开始上演一幕幕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闹剧。大巴山区虽然闭塞，也不时有消息传来。随后林场开始瓦解，知青回的回城，去的去区上、县里造反，我们黑潭林场的五个女知青生活无着，为有口饭吃只好草草嫁给当地农民。我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回渝，大田湾广场上两派争斗正酣，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喊叫着要杀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有的又喊叫着要到哪里、哪里去造反，喊叫声中又有人动武，人群中人踩人一片混乱。
回家后，我在上新街不断遇到三十九中的同学，读高中、读中专的当时正被捧为“小将”。他们个个神采奕奕，慷慨激昂，自认为是社会的主宰，动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面对他们不屑的眼光，我再次感到自己为多余人、边缘人的悲哀和愤怒。不就是一张户口吗？我邀约周志忠（南江长赤区红四公社林场知青）、邱任杰（南江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知青，已故）重返南江。
在混乱的菜园坝火车站，我的皮包不慎被扒，无奈之中借两毛钱买张站台票混上车。过江津时火车上的“群专队”提起皮带开始查票，我随一些逃票的人打开厕所窗户爬上车顶，车顶上居然有不少人，他们告诉我趴下平卧着用脚蹬住弧形车顶的边沿，这样火车转弯时才不会被甩下去。火车过隧洞时，他们又告诉我赶快用报纸遮挡头脸，因为当时的火车烧煤炭，过洞时机头没燃尽的煤碴会向针一样迎面刺来。
火车到广元后，我和邱任杰扒货车终于辗转回到林场，可是一看，林场早已空无一人，公私财产被洗劫一空，连房顶上的瓦和木料子都被人揭了，断垣残壁上杂草丛生，一片凄凉。怎么办？到哪里去吃饭？我带着邱任杰连夜直奔正直区公所。当时一些县城来的红卫兵正在串联点火，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区里的姚区长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运动不知所措，一头跳进正直河自杀身亡。我俩趁乱威逼区里给办户口迁移，当拿到盖着南江县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我们欢喜若狂，泪流满面。
殊不知，大河、杨坝等林场的知青李嘉陵、李仲梅、贺盛才、张世荃等在县城造反，已经扯起了南江县革命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的大旗。听说正直区有知青败类在搞户口，“知造司”新农部队头目朱精华（外号朱麻儿）乘县武装部的吉普车来到正直区，组织人马将我与邱任杰围追到正直中学下的公路上，棍棒、匕首齐下，打翻在地。一大汉一脚踏在我背上，一手抓住我的头发拎过头，用匕首刺进我嘴里大吼：“把户口交出来！”我闭上眼不开腔，只听见旁边“噼里啪啦”，邱任杰也被按在地上打得鬼叫狼嚎地哭喊：“我妈妈只有我一个，我也只有我妈妈一个，你们要打就打死呀！”后来他们把我俩拖到正直中学的球场，反捆绑起来吊在篮球架上开群众大会批斗。朱精华站在台子上说：“知识青年没有三头六臂，知识青年有革命的、不革命的、也有反革命的，革命的贫下中农不要怕他们。”斗了一下午后，斗我们的人去吃饭了。夜幕降临，我俩又饿又渴又冷又疼，处于半昏迷状态。忽然，原黑潭公社党委副书记贾益声认出了我，悄悄走上来解开绳子，又把我俩带到区招待所躲起来。
半夜里，吆喝声、电筒光惊醒了我，我唤醒邱任杰，拉起他翻窗逃走。一瘸一拐地走到延溪河，马达声中吉普车追上来了，我和邱任杰赶快跳进路边的草丛中躲起，吉普车上的人跳下来用电筒乱射，我俩全身发抖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吉普车又向黑潭方向追去，我们钻出草丛，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山走小路，再也不敢沿公路走了。凌晨四点我在山上看见吉普车又返回正直坝去了。我和邱任杰摸出那张宝贵的户口迁移证，在山上东藏西藏，心里总不踏实，最后选定一块冬水田旁边农民挂谷草的草树，把户口迁移证藏在里面然后悄悄摸进公社，把公社门口的电话线扯断才敲门，公社文书赵世荣乍一看见我们，惊骇得说不出话来。我说：“我们不会给你找麻烦，只是轮流睡一会儿觉，你守着我们不准出门。”他说：“莫来头、莫来头。”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到那块冬水田的草树上取出户口迁移证，过花桥翻方家山、土地垭，专捡无人的小路走，一路上农民土里有什么我们就偷什么吃，到枣林公路上时天已黑尽。我俩互相搀扶着，望着巴中县城忽明忽暗的灯光，感觉永远也走不拢。什么时候走拢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巴中县城角一个铺面的屋下蜷缩了几小时后，就到长途汽车站购票，取道回了重庆。
南岸区公安分局的门口聚集着十几个通过各种方法办了户口迁移证的老知青。门一打开，大家一哄而上，拿出自己的迁移证。着制服的老公安不慌不忙地收齐迁移证，慢条斯理地整理好叠在一起，开始登记。登记完后他把十几张迁移证放入抽屉，“啪嗒”上锁，然后站起来说：“南江已经来了电话，你们这些迁移证全部都是用非法手段弄来的，等候处理。”转身走人。大家一下傻了，杨坝林场知青陈安福忽然冲上去拉住那个老公安说：“对不起，老师傅，你刚才把我的名字写错了。”老公安犹豫着打开抽屉校对，大家冲上去七手八脚抢了自己那张已经没有任何效用的迁移证就跑。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我才明白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我们当时的举动显得何等幼稚与天真！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大批新知青下乡，老知青撤场插队，后来的农民打知青，知青打农民，新知青打老知青，知青打干部，干部组织农民打知青，真是好一个“乱”字了得。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其他各种类型的政治运动一样，都冠之以革命的名义（防修反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缩小城乡三大差别等等），从一九五六年宣传董加耕、邢燕子开始历时二十五年，财政支出一百多亿，牵动了全社会，三千多万中小学生永远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数千年来，无论战火与政权选换，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从未中止，然而却在现代骇人听闻地出现断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地农民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的情况下矛盾越来越突出，知青下乡运动实在难以为继，不得不不了了之。
五．尾声
一九七二年重庆铁路局、巴山仪表厂等到南江招工，我插队的生产队就我的劳动表现每次都填写了推荐表送公社，每次都因政审不合格退回来。《牛虻》中的亚瑟已经从一个多情善感的文弱少年磨练成心智成熟的斗士，红衣主教大人虚伪说教麻痹不了他对生活的领悟，反正都是永远也教育不好的子女，干脆到运输合作社下力去吧！只要我能回到离别八年的重庆。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六年，整整十五个春秋，在运输社干活的老知青们风餐露宿，走千家进万户，车站、码头、公路，拉板板车、抬连二石（长方体大石头）、扛货包、装车、卸船，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磨平了他们的心智，也佝偻了他们的身体。磨骨头养肠子，他们自嘲：七十二行，板车为王，脚肚子蹬爆，脖子拉长……和我一起从南江县正直区调到运输合作社共四个知青，其中邱仁杰（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夏宝庆（南江县正直区朱公公社林场）、杨昌荣（南江县正直区菩船公社林场）三人皆因劳累过度先后去世——死时不到五十岁。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对老知青最大的伤害是什么？环境条件的艰苦也罢，抛掷了青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也罢，带着硬伤回城一辈子坎坷，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也罢，都不可怕，最大的伤害莫过于怀着一腔赤诚到农村去脱胎换骨干革命，而后在艰苦漫长的岁月中渐渐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社会的责任，精神被愚弄，理想被亵渎，信仰被污垢。
记得一九六五年春天，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带领重庆市歌舞团到达县地区各县演出，南江县同时在县委党校礼堂召开第一次知青代表会议，演出中余市长走下台和前排的知青代表一一握手。一名十六岁的女知青当场把自己的名字卢爱兰改为卢爱南并跳上台去表决心：“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南江，是我为党捧献火热青春的第二故乡。爱南今年十六春，立志耕耘在山村。”（此女知青今已不知何处去也）和着重庆市歌舞团表演的《场长教我打草鞋》及谢幕时《明年桃花开，我们再回来》的歌声，全体知青代表起立，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之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虚幻信念，支撑着单纯的少男少女独自去面对那漫长的愚昧与艰难。
殊不知革命从来都是少数英雄的事，平民则有自己的悲欢离合，绝大多数知青从虚伪狂热的口号中还原出来都是最普通的平民百姓。老百姓要成家立业养家活口，普通人本来就应该有普通人自己的生活。到大巴山去战斗、去革命原本不是他们的事，角色的错位不仅使知青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掩盖了经济建设的低级错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老知青的经历和生活感悟折射出当代中国人沉重而曲折的脚步，敢于正视和回忆那种沉重与曲折，后继者的目光才能洞穿历史沉淀的迷雾，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走上富强、繁荣之路。
老柯，重庆市人。1948年出生，1964年8月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牧场，1969年撤场插队。1972年至1986年在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运输合作社做了近15年搬运工人。1986年至1989年应聘到长寿县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子弟中学，教过初、高中，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后为重庆市南岸区的政府公务员。已退休。
无声的群落
纪录片：无声的群落—老知青的故事(1-5集)
六娘——死亡的爱情、死亡的婚姻
小草——嫁给农民的女知青
情葬巴山——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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