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同龄人：我的跌宕人生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共和国诞生前一周，我呱呱降生在一个殷实之家。父亲做酱油生意，正值风生水起，家里添了个大胖小子，闔家欢乐，过百日时大摆筵席，喜气洋洋。听妈妈说，我小时候又白又胖，招人喜欢。家里有一张黑白照片，是父母亲、姐姐、我和妹妹的合影。我时年四、五岁，穿双小皮鞋，很是神气。
小少爷时的照片
1956年搞公私合营，父亲的生意被合并到六必居酱菜厂。父亲每月薪水只有55元，家庭生活渐渐窘迫。到1962年，闹自然灾害，国家困难，我家更难，经济上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父亲的薪水没涨，孩子又多了两个，月月艰难度日。每当开学日，似过鬼门关，几个孩子的学费二、三十元，交出去就几乎揭不开锅。无奈，品学兼优荣获市级三好生的姐姐初中毕业就凄然就业了。
我自幼好读书，零花钱不干别的，都拿去买书了。上学回家的路上，一路走一路看，撞电线杆的事时有发生。待到1965年初中毕业，若不是兴起一批半工半读学校，我也只能就业了。入读北京市半工半读塑料工业学校圆了我继续读书的梦，曾激起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可自进塑料学校后我很快感觉有些不对路。我学的专业是塑料机械，属于工科，重在实践。可只要动手实践，我准最差一个。搞机械维修，锯锉铲锤四项基本功，我样样不行。斯时我暗自后悔入错了门，还不如考一所文职学校，那怕当个小学教师也能养活自己呀！没料想，两年后我真当了教师，却是在遥远滇南边陲的山间坝子里。
俗话说，一步错步步错，果不其然，厄运接踵而至。入学第二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披头盖脑地砸了下来，还没明白怎么会事，父亲就被六必居酱菜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挂上反动资本家的大黑牌子挨批挨斗，并被抄家。我住校，谨小慎微，痴想能躲过这场刧难。七月某一天早上，上课铃刚刚响过，忽然一名工宣队员把我叫去办公室，工宣队长宣布父亲即将被遣返农村劳动改造，教育我与家庭划清界限，却又责成我随父亲一起回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往日和蔼的工人师傅如今是工宣队长竟变了一副面孔，阴森恐怖，不容质疑。说完，让我回教室。推开门，我惊呆了。课桌已推向四周，同学们坐在椅子上围成一圈，圆点是留给我的位置，正而八经地批判会场。班文革主任宣布会议开始后，我成了众矢之的。同学们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个别同学眼里闪着诡异的光，我怕极了。我像狼群里的一只孱弱的羊，无助又无奈，惶恐又悲哀。“说，你爸是怎么剥削工人的？”“说，你爸是怎么反对社会主义的？”我的天呢，我什么都不知道，让我说什么呢？我默默无语，忍受着个别同学的质询与责难，泪水往肚子里咽。
学生时期照片
次日，在工人造反派的押解下我随父母及一大家人，被遣返回河北省故城县贫困的青罕村。姐姐由于已参加工作，在单位保护下幸免于难。
回到家乡，土路土墙土坯房，黄肠似的田间小道黄土地，是我对家乡的第一印象。到处都是灰不溜秋的，到处都是爆土扬烟的，乡亲们都是灰头土脸的。土里刨食不易呀，可他们个个又都是顽强地劳作着，在那讲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日子里，白天战天斗地，晚上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党支部书记，斗快入土的白头发老地主。
由城市到农村，忽然沉入社会最底层，我见证了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乡亲们的苦难，更看到了他们对生的执着。他们吃的是所谓高产的红高粱，难嚼难咽难消化，连牛马都不爱吃。干的是最繁重最原始的重体力劳动，却向往着能吃上瞎窝窝头（净玉米面窝头），白馒头，猪肉炖粉条的共产主义生活。我几乎每天都被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着，跟生产队里的小伙伴一起收庄稼，挑大粪，整土地，样样活计不落后。队里的父老乡亲们都夸我，“这孩子真不容易。”
那年刚入冬，上级通知疏浚北运河，青罕公社负责武城那一段，各村抽调青壮劳力上河沿。我跟着生产队长上了挖河工地。那时叫大会战。上万农民一字排开，手挖肩扛，推架子车运土，靠的是人多力量大，人山人海。河岸上红旗猎猎，河床里人头攒动，农村汉子们个个挥汗如雨，你追我赶勇夺红旗。这阵势如山呼海啸，容不得我观景，容不得我多想，立马像牛一样背起纤绳，埋头哈腰，玩命拉起推土小车往堤上爬。汗水像断了线的珍珠很快浸透了汗衫，小北风一吹，又凝成斑斑汗渍。那真叫累极了！我记忆最深得是能吃。每天清晨摸黑起床开工，天亮后吃早饭，一顿吞下四个大窝头，三碗白菜汤；中午五个窝头，晚上又四个，狼吞虎咽，吓人呢，总也吃不饱。
以为这辈子交代在农村了，想不到四个月后中央要求落实党的阶级教育政策，作为可教育好子女我又重回了塑校。可昔日的校园面目全非，工宣队领导一切，半文盲的工宣队长掌控一切，校长沙辛被打成反革命，一大批老师挨批挨斗，窒息恐怖的气氛弥漫整个校园。我作为黑五类子女，理所当然被边缘化了。那时能有个同学说上一句话，就好比一缕阳光一股暖流，支撑我生的希望。
塑校在一片混乱中混过了两年，校长是反革命，教师们大都是黑知识分子，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员讲不了课，学制被迫中断，学生转入市塑料工业系统就业。我想，快熬出头了。那料想风云突变。那是1968年暮秋的一个傍晚，挚友朱春生悄悄地拉着我，从后门进入陶然亭公园，在清冷的月光下告诉我，工宣队要把黑五类子女赶到农村去，明天开所谓动员会，其实名单早已内定。原本塑校学生不在上山下乡之列，主管部门市二商局也不同意这些学生下乡，可工宣队打着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幌子，非要把父母受迫害的子女赶到农村去，不达目的不罢休。第二天我慌不跌地逃到表姑家避难，一躲就是大半年。不知道工宣队采取的什么手段，硬是摸到了表姑家，那个麻子工宣队长登门动员，隔三差五找麻烦，在劫难逃呀！城南失火，殃及池鱼，别再给表姑家添乱，我走吧。因我体弱怕冷，选择了去地处热带的西双版纳。
1969年6月17日，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上千名北京知青乘61次列车奔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车厢内外，月台上下，哭声动天，泪如雨下。我姐，表哥表嫂，表妹到站送行。小表妹哭得泪人一样，不忍离去。“咕咚，咕咚，”列车启动了，我探身车外，小表妹紧攥我的手追着不放。“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列车加速了，小表妹还是紧攥我的手，我怕她碾入车轮下，一把推开她。“哥哥——”，小表妹大声哭着，喊着，张开双臂追着，我的心碎了。从此开始了我整整十年的知青生活。
十年，漫长难熬的十年。十年，磨砺奋斗的十年。
我在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先当农工，后作教师。无论做什么， 埋头苦干，干出成绩，是我不变的追求。出身不好我无法选择，我非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所以我干得很苦，活得很累。真就是一头牛，憋着一股劲儿，往前拱。酷暑八月，烈日当空，毒辣辣的阳光直上直下地钉在脊背上生疼生疼。我只穿一条短裤，光背赤脚，头顶一草帽，抡锄开带（带状梯田），汗水哗哗地往下淌，也舍不得披一件遮阳的衣裳。背上晒脱了皮还可以长；汗水浸渍，衣服烂了我没钱换呀！那时知青工资每月28元，吃食堂交8元伙食费，2元零用，10元寄给在农村劳改的父母，余下8元攒下作探亲路费。其余一分钱也不敢花，花一个少一个，没人接济我。我苦，父母比我还苦，他们在农村没一分经济来源，靠我和姐姐每月寄去的10元钱购买油盐酱醋，以解无盐之炊。再苦再累，我咬牙坚持着，斩坝开荒、开带挖穴、翻地整地，样样走在前头。到头来就愿意听领导一句话，“小何真能干!”其实，我是在弩着干。
再后来连里交给我一个任务，给了我表现能力的机会。队里有个劳动模范曾庆有，文盲，只会做不会说，事迹动人感人。连长叫我给他当助手，搜集整理先进事迹，写成文字材料。我与庆有同出工同收工同劳动，捕捉写作素材，年底前将文章写好了，读给大家听，赢来热烈掌声。年终评比，庆有依次被评为营、团、师级劳动模范，直至全国劳模。随着庆有劳模越评越高，我给他撰写的事迹材料也越改越精彩。我写作出名了，被上级领导相中，调任二分场学校任初中语文教师。从此，我摆脱了连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我孤身一人无牵无挂，教书育人，全身心扑在教育上，忘记了时间流转，只觉得过了一学期又一学期，孩子们入学了毕业了，又入学了又毕业了。我连带了两届初中班，总能把一个落后的班级带成先进班集体。渐渐地我在兵团教育系统小有名气。1976年，兵团子弟中学高中师资不足，要从优秀初中教师中选拔加以补充，我成为在那种特定背景下高中学历教高中的特殊师资。
在农场高中一教又是三年。山区的孩子能读到高中真的不容易，家住方圆百里，都住校。从此，我披着星星起床，叫醒孩子们晨练；戴着月亮巡夜，催孩子们入寝；白天上课，下午备课，批改作业，没日没夜把心血用在孩子们的成长上。心血没有白费，恢复高考后七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孩子们乐了，家长们哭了，我也流下了酸酸甜甜的泪。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晃离开京城近十年了，我想家，我想回北京呀！可我无门无路，怎么回的去呢。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我未认清形势，未敢报名，怕虚晃一枪，落个不安心边疆工作。1978年再次招考，我以四门功课365分的成绩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入学不久，1978年底云南知青请愿回城大罢工的浪潮席卷全省，震动全国，也重重地撞击着我躁动的心，撞开了我想回京的梦。我毅然退学，辞职，以知青病退的身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北京。
那是1979年5月，橄榄坝最后一批北京知青回城。拂晓，太白金星还挂在天上，浓浓的雾气笼罩山川，大地还没醒来。我搭乘班长曾祥智姐夫专门为送我开的卡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拐弯驶离橄榄坝的一刹那，忽然一阵心酸，眼前的一切竟是那么美丽，丛林、翠竹、胶林、江水、在晨雾中摇曳，在跟我告别。我走了，我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边疆，献给了橄榄坝，献给了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橄榄坝浸透着我的汗水，我的心血，以至于回京后，我曾两次返回橄榄坝，因为我想它，去看望它。
回到北京我已30周岁，而立之年，光棍一条，一贫如洗，是胞姐收留接纳了我。户口落在姐姐家，住在临时在院子里搭建的小厨房里。总算在京城落脚了，一块石头落了地。胞姐成为我人到中年后命运转折的奠基人。
实实在在，我回城后的第一个身份叫待业青年。没有工作，生活难以为继，我想到了塑校，想到了塑料工业公司系统的那么多工厂。于是我找到了塑料工业公司，表明想回塑料厂谋一份工作。可是，我被拒之门外。那一刻，我无语，没有央求，没再迟疑，蔫蔫地退了出去。经历了那么多的世态炎凉，官话后面是冷酷，我懂。可我的心彻底凉了。塑校留给我的最后一丝生的希望破灭了。别了，塑校！别了，塑料系统！
天无绝人之路。上帝关了你一扇门，必定会打开一扇窗。1979年7月，传来特大喜讯，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招工招干，妥善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具体措施是组织全体知青文化考试，公开公平，择优录用。于是我顺利地考入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从此，我踏上了一条陌生复杂却又生机盎然充满挑战的金光大道。
不懂金融，一切从零做起。30岁起步算什么，决心干，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有十年艰苦奋斗的积淀，银行工作的所有苦和累，对于我好比一碟小凉菜。唯一感到的压力，是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我拼命学，努力干，刻苦钻研，很快成为骨干，一年后便提升为副科长。之后逾发不可却步，三年五年一个台阶，依次担任科长、支行副行长、行长。五十岁升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副局级部门主任，五十九岁破例晋升正局级主任。退休后继续留任三年发挥余热。
干了一辈子工作，我不懂什么叫人事关系，只会干活。埋头苦干，以身作则，说到做到，拼命做好本职工作，争取做到最好，除此，我别无它念。我是百姓的孩子，也只能如此，别无选择。在担任北京海淀建行行长期间，业绩突出，综合考评连年列北京建行第一，储蓄业务全国第一，受到总行王岐山行长的通报嘉奖。岐山行长来支行视察见到我时说，“何如超真是个干活的。”一语中的呀，咱一辈子就是干活的。
在银行工作时的照片
在工作岗位上超期服役三年后我退休了。如今顶个顾问闲差，衣食无忧，万事无愁。几个要好的同学约我小聚，席间谈及一生坎坷，谈及工宣队把我等赶到农村去，谈及曾想回塑料厂谋碗饭吃未果的经历，不胜唏嘘。忽然有个同学大叫，“你怎么能怨恨塑校呢？应该感谢塑校把你赶到农村去，应该感谢塑料公司没接收你，否则你哪能进银行，你哪能有今天？！”
阿弥陀佛，世间一切皆有因果，可谁长前后眼了呢？想当年落魄街头若能回塑料厂当工人，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也感激涕零，感恩终生吗？
历史没有如果。考进塑校是我的错，又是塑校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且道路越走越宽阔。
人生跌宕，大道无形。
何如超：1969年6月赴西双版纳橄榄农场工作。先在二分场八队劳动，后调至农场二分场小学校、农场中学校任语文教师。1979年5月回京。1979年9月至1999年12月先后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海淀支行、前门支行任职。2001年1月至2009年9月调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北京审计部、资本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职。2009年9月退休。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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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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