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恋与婚
一.“非礼勿动”？
二. 情窦初开
三. 婚恋面面观
1. 现实与理想
2. 情与欲
3.“选”还是“碰”
因年龄关系，婚恋成了突出体现知青个人的价值判断、精神追求、社会背景和性格取向的文化现象。在探讨知青文化体验的本书中，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本章所涉及的知青的“恋”“婚”当然与性有关。何为“性”？从生物学的层面上讲，性的首要功能是繁殖——生儿育女。从心理学层面上讲，性由一系列以性乐趣、关爱和其他需求为目的的行为和关系组成。从社会层面上讲，性遍布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它使你身处的文化别具一格，为其艺术、历史、法律和价值增添滋味。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态度很矛盾：在形而上的层面对其持认可态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礼记》）。在形而下的层面，性却没有得到宽容：“非礼勿动”，“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坐怀不乱”，“万恶淫为首”。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情”善“欲”恶就是这种文化的直接体现。不管时代如何演变，性爱依然是人性中永世存在的社会现象。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将男女恋爱关系称为“对象”。“对象”比西方特指类似关系的男/女朋友（boy/girlfriend）更具排他性和目的性（婚姻），又与当代西方的性伴侣（partner）不是一个概念。简言之，“对象”指处于从“谈朋友”到法定夫妻全过程中的男女关系。在红色文化的话语体系中，这种“对象”问题被归为“个人问题”。与“组织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更宏大的理念如“革命工作”、“思想改造”、“做接班人”等相比，“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但“小事”绝非没有规范。稍有不慎就会被视为“生活作风问题”，再严重点就是“乱搞男女关系”，这在当时是要入罪的。知青的婚恋因其在农村生活这样一个特殊状况以及当时的“晚婚晚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又被进一步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百分之百的禁欲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从知青这代人早期所受的教育来看，当时城市的青少年在这方面也并非空白，电影“柳堡的故事”主题歌中有“十八岁的哥哥”和“二妹子”，革命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保尔和冬尼亚的恋情，《牛虻》中更有亚瑟和琼玛关系的朦胧描述，等等。而且，就在当时，北京“拍婆子”，上海“车拉三”等现象也时有存在。这种社会现象对知青群体也有影响。
对于下乡期间的知青的恋爱与婚姻，知青自己有一些统计。在天津插队知青王爱英的回忆中，插队时期的男生女生是按一定比例“搭配”的，原则上一半对一半，他们知青点就是五男六女。他认为这样的男女比例很有含义，为以后发生浪漫的事创造了条件。后来的现实也证明了他的预言，一些知青结为了终身伴侣。根据北京赴内蒙插队的知青王海军的调查，她所在的北京四十四中去内蒙武川县插队的40人，其中24男16女，分在一个大队三个村。在这40人中，二人结对下乡，有二人喜结良缘，三女嫁与老乡。她所在的村共有知青14人，8男6女，知青间一对未成。还有一个官方的统计涉及到知青的婚姻问题：
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当时在乡知青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知青的人数逐年递减。（摘自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
以上只是统计，略显枯燥，但在现实中，知青的恋爱与婚姻却是丰富多彩，极富内涵，有些难免惊心动魄。下面就让我们大致按照知青下乡的不同时段来看一下。
一、“非礼勿动”？
下乡初期，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尽管知青下乡时一般年令在16至20岁左右，处于“情窦初开”的生理阶段，在男女交往中却会表现出一些令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倾向。其中之一就是“分男女生”。
一位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女知青回忆到：她们去云南的火车上“男女是分开的”。但是一个叫“阿琳”的有点坐不住，因为她和一起去云南的大龙是“考定”（上海话：已定下“对象”关系的意思）。在昆明中转时，大龙和阿琳就一起跑到昆明“荡马路”了，那位女知青却“总感到这样不好”。两天后她们坐上大卡车开始向西双版纳进发。大家都按照班、排、连编排有秩序地上车，就是大龙不干，非跑到阿琳的车上与阿琳坐在一起不说，“就差抱在一起了”。该女知青先是拉拉阿琳的衣角，示意她不要与大龙坐在一起。“阿琳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继续与大龙谈笑风生。”在当时大背景下，那位女知青认为一出发就卿卿我我很不合时宜，大龙和阿琳显然是“异类”。
据回忆，有的插队知青将这种“男女之大防”坚持到了荒唐的地步。天津插队知青王爱英有类似回忆。插队时期的男生女生，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说话的。那年夏天割麦子时，王割得快，收工早，收工时他路过另一小组的麦田。他见到两个女知青正满头大汗地挥镰割麦，割上一阵还要回身把“麦个子”打起来，就“很想过去帮她们耍耍镰刀，但就是不好意思，怕人讥笑我帮女生。”很多年以后聚会时，他跟两位女知青提起这事，她们说，“根本就没惦着你们男生来帮忙。”作者又谈到一天晌午他正在自留地干活，忽然看见地那头知青点的女户长也来了，正锄地呢。他俩“一个北头一个南头，在自留地里都不打招呼，各干各的，干完了各自收工回家。”这事被路过的老乡知道了，就前来质问作者：“知识青年咋比庄户人还封建？”
昆明赴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插队知青李齐翔也回忆到类似情况。他们刚到农村时，尽管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要共同分担，同一屋檐下的男女知青却彼此不说话。例如男的先种菜，女的根本不知道，也在同一块地里种，直到发现种重了。又如有一次男的赶街偷菜，女的默默挑回来。事后问起来，她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知是偷的，只知将菜拿回来。”不过，在后来的知青分家潮中他们也不分，“正因为没有往来，也没有矛盾，大家心平气和，分什么家？”
男女在一个屋檐下都不说话，让当代读者匪夷所思。由于社会背景的影响，刚下乡时的知青，尽管早已过了少儿时期，却还没学会正常的男女交往，人为延长了异性排斥期。结果是，不交往成了最为省事最为保险的一种行为，况且在当时又有“政治正确”的规范无处不在。
与以上插队知青不同，笔者在农场下乡的早期出现过另一种“无性”现象。当时女知青干部到男宿舍谈工作，哪怕男宿舍里有人衣冠不整甚至在擦身，女领导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身正气，该谈啥谈啥。有意思的是，大家对这种现象也基本认可。当然，男知青干部到女知青宿舍也可以做到“目不斜视”，但女知青很快就表示了反对，不许他们在女生“不方便”的时候来“谈工作”。
但那时的男女知青在见面时就真那么无感吗？以下是上海赴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十四团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的回忆：
我俩是发小、同学和兵团战友。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我们又在一个连队屯垦戍边，有段时间我们在同一辆卡车上干活，他开车我跟车装卸沙石，我们共同修筑边疆公路。
有一个冬天的夜晚，我搭乘他的车从团部修路排驻地，寒冬腊月茫茫夜晚，他开着夜行货车行驶在荒山野岭之中，漫漫30多公里的冰雪道路，漫天飞舞的雪花，伴随怒吼的北风，我俩坐在小小的驾驶室里，他一脸的严肃和紧张，我心里也打着小鼓，不知说点什么才好，一路上我们居然没有交谈没有说话，他把我安全地送到了修路排的驻地后挥手道别，我目送他开着车远去才回到了屋子里。
70年代末期，这两位发小、同学和兵团战友先后离开兵团返回家乡。回城后他们各忙各的，努力工作、补习文化，结婚生子，几乎没有联系。好像没什么事？但作者还是把它记了下来并发表了出来，说明他们还是在意那段邂逅。作为发小、同学再加上战友，他们在车里其实有太多的话要说，可是“他一脸的严肃和紧张，我心里也打着小鼓”。这可不是什么“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有太多的压抑和扭曲。他们算不算禁欲主义的非自觉践行者？
当时的“男女之大防”也与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缺乏性知识有一定关系。前面那位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女知青看到大龙和阿琳在火车上卿卿我我时还有一层担忧，她心想，“完了，阿琳完了”，因为“听阿英说过，男的女的坐在一起会生小人的！”一位承德下乡知青回忆到：队里一个女知青在场院外面看见一头猪趴在另一头猪的背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老乡逗她：“看啥呢？”她说：“猪还会背猪呀，背了这么半天，下面那个不累啊？”还有一次，队长安排她去坡上照看放在那里的几匹马，对她说：“小心马拽跑了橛子，吃了莜麦，有啥事吆喝我。”没想到刚回到村口，那个女知青就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队长！马肠子出来了！”队长一看，明白了，于是安慰她说：“没啥大事，别着急啊，一会儿就缩回去了。”应该承认，从不少知青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许多知青的性启蒙来自当地农民的低俗笑话或《农村医疗卫生手册》，甚至从在农村看到猪、狗、马、牛等动物的交配开始的！
这种“男女之大防”还有社会环境方面得推波助澜。尽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许多知青都发现老乡或当地职工抵制与反对知青的“卿卿我我”，“儿女私情”、“花前月下”等“不健康”现象，而这个倾向在红色文化的宏大叙事中成了政治正确。有资料显示，1968年知青大批下乡时，一些地方和单位曾提出“三年不准恋爱”的规定。（资料来源：《上山下乡与大返城——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作者乔晞华。）
即使出现“胆大妄为者”，社会舆论也往往不在他们一边。北京赴边疆插队知青唐燕就写到，她所在公社有一位男知青，回北京探亲期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他心仪的女生按在村里邮递员送信时留意到的女生家地址，寄了张电影票。那天他早早进了电影院，极为忐忑地等着结果。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位阿姨坐到了他旁边，直言自己截获了那封信，并向他严正警告不得打她女儿的主意。吓得那位男生明确表态后仓皇而逃。
作者：天津赴内蒙军垦农场知青李和平
上海赴黑龙江兵团下乡知青周龙英谈到：刚到农场不久面目姣好的她就成了小卖店售货员。这是个要经常与外人打交道的工作，自然受到了包括外连队在内的一些男知青的注意。有一段时间，外连队一个名声很坏的男知青没完没了地纠缠他。她最后只好将那个男知青的“求爱信”交给领导才摆脱了纠缠。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者显然也不会同情那位“名声很坏”的男知青，但把“求爱信”交给领导却是当时不少女知青的标准做法。
下乡初期凤毛麟角的男女交往在如此的环境中后果可想而知。笔者下乡所在的黑龙江龙镇农场北岗就有一对上海知青下乡前就是朋友关系，女方却因大会小会被点名批判而跳井自杀。还有一对已是合法夫妻的上海老高中生来到农场的头几年非但只能混迹于单身宿舍，享受不到任何夫妻待遇，反而像犯了什么错误，正常来往也要受到领导的排斥和刁难。上海赴江西峡江插队的知青葛天琳也谈到过，一位出身不好的老三届高中生因与乡村小学程度的女娃恋爱，竟遭吊打！
尽管出现了以上极端现象，但天道难违，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男女接触进入了笔者称之为“集体对集体”的第二阶段，这点在农场连队中尤其明显。“革命”不可能老是剑拔弩张，男女之间开始些许友谊，当然，还应该冠上“革命”二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当时聪明些的领导也善于利用这一点来调动年轻人的干劲。笔者记得在连队时一开始是女排在休息日为男排拆洗被褥。注意，这里是“女排”为“男排”，都是集体概念，而非以后个人概念的女生为男生。男排当然也不能坐等现成，主动地挑担打水。尽管是集体对集体，却也为异性之间的合作与交往打开了一扇大门。
原上海赴江西峡江县插队知青葛天琳也有类似回忆。在她们大队有120多个知青，分在7个生产队。有的生产队里，完全是男女自由搭伙过日子，很多并非情侣关系。他们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在一个屋檐下吃饭，实行“共产主义”，把家里带来的食物放在一起共享，只是住两个不同的寝室。在附近几个生产队里，男女生集体户坚持了十年都没有散掉。有个省级先进集体知青班和一个县级先进知青班都是坚持到返城。
这样的“好聚好散”确实可取，但“性”的萌动却也无处不在，有时甚至出现迷失。在男知青宿舍里，赤脚医生手册有关那些内容的那几页早被人翻黑翻烂。在聚集着知青的村舍和宿舍中，充满性暗示、性挑逗的“荤段子”也日益“泛滥”。
齐齐哈尔赴龙镇农场知青张抗美回忆到这么一件荒唐事：一个男知青“单相思”，看上了屋里一位“长辫子”女生，半夜斗胆摸进了女生宿舍。“长辫子”被惊醒，奋力反抗，低声喝令：“出去！出去！”一边顽强地和对手周旋、抵抗，最后居然抢过手电，把单相思的脸曝光了。最后“单相思跑了，战事平息。”这个事件本身颇显极端，但这类不正常的追求却并非个案。
昆明赴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插队知青李齐翔在回忆中谈到，一男知青与一女知青先是未婚先孕，又将另一女知青的肚子弄大，被抓进了派出所。北京赴内蒙兵团李文世也谈到，当兵团总部下来调查女知青王莉（化名、北京知青）未婚先孕问题时，王莉竟不知道是哪个，因和她发生关系的有三人。这三个年轻人也说不清这个“孽债”到底由谁来负责！而且，每次的批斗，王莉总是表情淡定，从容地面对人们的批判和指责。
这些知青的行为只能够在“自然人”这个层面来解释，到了“社会人”这个层面就会被斥之为“动物性”。这里似乎没什么文化因素，但当事人都是“知识”青年。他们为何会这样？看来，与性禁忌相伴随的不是性解放，而是性迷失。
二、情窦初开
以上提到的那些男女的交往不能算正常，因为这不符合男女交往的一般特点。但自然而然地，“一对一”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天津插队知青王爱英谈到：他们班一个女生下乡在军马场给几个男知青做饭，但她总把细粮留给一位男知青吃，自己一口细粮也舍不得吃，直到几十年后这个男知青说起这件事情时，眼里还含着泪。
上海赴黑龙江爱辉插队知青盛文秀回忆了她与“山谷”的交往：
197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生产队召开“打场交公粮”动员大会，会前，队长介绍知青们认识二位黑河地区派来协助基层搞“斗批改”的年轻人。当队长提到“山谷”的名字时，一位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小伙子站了起来，“他朝着会场上的大伙礼貌地点点头，微微一笑，脸随即微微红了，有一点腼腆的样子。他没有发言，只是站起来和大伙打了个照面，记得另一位蹲点干部作了简短发言。”作者忽然对山谷产生了好感，并将这种好感一直藏在心里：
我不明白是好还是不好？有天傍晚，食堂吃饭时偶尔听人说起山谷生病了，在发高烧。我想山谷也是上海知青，家在千里之外，生着病一人孤零零的，一定会很想家。我胡乱吃了晚饭，跑回宿舍，向室友借用体温计。室友诧异地瞧着我，“你好好的哪儿不舒服？”我被问得一阵慌乱，“喔，我，没有……听说山谷，他在发高烧……”我不会说谎，冒失地脱口而出，心也随之狂跳起来。室友莞尔一笑，把体温计借给了我。山谷的住处离我们宿舍有一里路，天已漆黑一片，我一人打着手电筒，心里有点慌乱。走到半路，我犹豫了，去他的宿舍，太唐突吧？毕竟我们的关系很一般呀。这样的夜晚，我一个人去敲山谷的门，这是我以往的经历中没有过的……
那年的中秋节后，工作队要撤了，作者“只是觉得与山谷告别的日子近了，这是无奈的事”。她甚至想给他写一封信，却也“迟迟没有动笔”。最后，她甚至于“失去了与山谷告别的机会”。
这样的事其实很正常，在任何时代，甚至任何国家情窦初开的青少年都会遇到。这里的关键是“我不明白是好还是不好？”那时的知青都应该怀揣大目标，这里似乎“儿女情长”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没有给这种儿女情长留下什么空间，却给作者留下了些许酸楚，还有温馨。其实，作者只是对山谷表示了一点好感，而已。
成都赴渡口市农村插队女知青林子的回忆也有类似情况：
自1971年3月知青户一个接一个地跳出了“农门”，作者感到“丢下我一人好孤单好孤单”。那年秋天，割完谷子，收工天已擦黑。刚要进门，便听到一阵自行车铃响。回头一看，是吴艾。吴艾是A县一个工人，跟知青户来往很多。作者冷冷地抛出一句：“你来干啥？”“路过，顺便来看看。”怎么会是路过呢？这儿离公路少说也有十几里。作者知道他是特意来的。吴艾一来就拿起扁担，挑了满满一大缸井水，又帮着点火，还看着作者“站在灶前一铲一铲地炒（菜）”。饭做好了，她和吴艾各自舀了一碗，站在灶头边上“都闷闷地吃，一声不吭”。以后，每隔十天半月，他就骑自行车走20多公里的路程“路过”一次。渐渐地，她习惯了他的“路过”，只是大队支书提醒她，吴艾的父亲是“被镇压了的”。就这样，他的“路过”一直伴作者在农村度过最后的年月。1975年12月底，作者调回了成都。“我连蹦带跳地走了，走出很远，突然回过头去，只见他还呆呆地站在那儿，呆呆地。”“我把他那被时代埋葬了的爱挖掘出来，珍藏在心底，直到永远永远！”
这个例子是一位当地知青吴艾追求女知青，而作者因为知青户一个个都走了，“丢下我一人好孤单好孤单”而默许了吴艾的“路过”。显然，作者并没有“爱上”那位追求者，是因为吴艾的家庭出身？更可能是作者根本没想在农村成家。但这毕竟是人生路上第一次被异性追求，也是一种美好：“我把他那被时代埋葬了的爱挖掘出来，珍藏在心底，直到永远永远！”
再请看梁晓声的前女友牡丹江赴黑龙江兵团知青董秋娟的回忆：
董秋娟比梁晓声小3岁，被他的博才多学所吸引，他们悄悄地相爱了。他们的一次相会引起周围人，包括副连长，副指导员的警觉。当他们看到她回到了卫生所，就用一种猜疑而鄙视的口气问：“晚饭后你去哪儿了，有什么事吗？你和谁在一起？为什么呆了这么久？”她只好如实地回答，并保证以后晚饭后不再出去了！正像梁晓声在“初恋杂感”一文中谈到的那样：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作者当时想的就是尽快离开这个连队。后来梁调往团宣传股，后被推荐上了大学。作者读过梁《丢失的香柚》一书中的“情人节杂感”，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董秋娟坦言，自己和梁都没有勇气与那个时代抗争，只能遵纪守法，“否则难以想象，是否还有他的大学？他今天的成功？”
爱情是自然产生，但他们都很理性，是为了“事业”牺牲了爱情？这里用“非礼勿动”或“革命事大，爱情事小”也能解释，但更有说服力的归因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最后的结论令人信服，也令人心痛：“否则难以想象，能否还有他的大学？他今天的成功？”
下面还有原沈阳市赴开原县清河公社十八道岗子插队知青于立波的故事：
小东（化名）身高1.69米，体型好、有气质、温柔漂亮，还有“内秀”，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学校时是学习委员。但她是“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受到政治的歧视。作者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秋天割地，一垄一垄的黄豆看不到头，作者拼命割完自己那垄后，快速返到小东那垄的尽头，从对面接应，帮小东割完那块地。1971年2月，作者被首批抽调到市里工作，虽还不敢直接给对方写信，却通过同学传递，与仍在青年点的小东有了几次书信交流。1971年春节刚过，回山东老家探亲的小东给作者写信，她从山东返回青年点，约他在铁岭火车站会面。作者准时赴约，与她从车站走到公园，又从公园溜达到龙首山脚下，互相倾吐了“心里话”，表达了真诚的“爱心”。当时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大雪天，两位恋人都冻得上牙碰下牙，只有不停地走动。尽管作者也快挺不住了，还是“把自己的半截小棉猴脱下来，给小东披上……”分手时，小东将一个新手绢包着的一本影集和一支钢笔送给作者做纪念。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就断了音信。时过境迁，作者有了自己的归宿，小东返城后却一直没有嫁人。尽管他们“没有摸过一下手，没有接一个吻，没有做过一次拥抱，”她却是作者第一个恋人，让他终生难忘！这次终于“两厢情愿”了，尽管也还是“没有摸过一下手，没有接一个吻，没有做过一次拥抱”。（摘自《中国知青纪念文集》（下）“我的十八道岗”）
当然，恋爱并不一定是那么凄婉美丽，尤其当它发生在知青身上。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知青张定伟回忆了他的经历：供销社前几天刚来了一位上海知青张晓鸿，她身高167公分，亭亭玉立，尤其是那双一闪一闪会说话的大眼睛，令人难忘。在距故乡数千公里之外、举目无亲的荒山僻壤，有幸偶遇老乡，大家自然分外亲切。茶余空闲，作者总找机会与其聊天，张晓鸿也数次请他去宿舍聚会吃饭。你来我往，双方情窦初开，很快就陷入爱河。但不久，有朋友提醒他：你已当了姚XX的情敌，还在那里“木知木觉”。原来，南雅供销社的负责人姚XX早就看上了张，并着手将她调走。于是，“身不由己的我只得与张晓鸿挥泪依依惜别。”他们也从此断了联系。几年后，作者得知，张晓鸿成了姚XX的妻子。
在以上前四个例子中，山谷是不是意识到作者的这份情意很难说，吴艾好歹有了个明确的表达。董秋娟和梁晓声以及余力波和小东肯定是初恋情人，但结果无一例外令人遗憾，只能在心中存留那段美好。总体而言，前四个案例都具有一种哀婉的美，符合传统文化中的“情、欲分离”，“情美性恶”之观。在第五个例子中，客观地看，作者经历的故事在哪都会发生，只是在彼时彼地更凸显了知青地位的低下和任人摆布的无奈。归纳以上五个事例，似乎可以说是主人公都响应了人类本性的召唤，却还没有冲出“政治正确”的藩篱。
三、婚恋面面观
生命之树常绿。上山下乡时大批知青风华正茂，他们在艰苦的工作中患难与共，在当时单调乏味的生存境遇中，未被环境所窒息，相互搀扶，建立了友谊和爱情。
根据本文开头的统计，知青最后走进婚姻殿堂的也是有的。天津插队知青王爱英就谈到过，她所在知青点的男生S和女生Z在插队第二年，就以递纸条的方式演绎初恋的情感戏了。据“交代”，他们递纸条的时间地点要反复斟酌，传递时要操作严谨，每次递纸条既紧张又期待。一次作者正在炕桌上写信，恍惚间觉得有个东西从敞开的门口飞进来，而此时靠在窗前看书的S忽然跳下炕捡起来就往外跑，说是一只蚂蚱。直到后来S和Z结婚时，作者才明白当年那个“蚂蚱”是纸做的。这类事情现在可以当笑话讲，让当事人回想起来却肯定有点心酸，但至少结局尚可。当年赴黑龙江省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姜昆似乎更幸运一些。他在组织宣传活动中，邂逅了文静秀雅的姑娘李静民。从此，李静民的倩影就深深地留在姜昆的内心，而李静民在相互的合作交流中，也对姜昆产生了深深的好感！1977年他们喜结连理。
这图中是在黑龙江龙镇农场相识、相爱并结伴终生的两名上海知青。多好的一对！他们是少数在下乡阶段就修成正果，并“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一对。
原上海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刘福明的回忆让人读了也很提气：刘福明和王松华两家近在咫尺，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同一农场不同连队。两颗年轻的心靠在了一起。只是王松华母亲不同意，怕他们在农场扎根，就在上海附近的嘉兴给王找了个对象。尽管王当时听从了母亲，却并未和男朋友顺利相处。刘得知此消息后勇敢追求，终于将心上人夺了回来。
要成就这样一番美好，需要理性、默契、执着与坚守，还要有一些运气。而所有这些，在那样一个蹉跎迷茫的岁月中，并不容易全部具备。具体看来，因背景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这些知青的婚姻状况和后果大相径庭。下面让我们再分别考察一下。
头一年7月份，许明要回北京，公路上搭上了一台车。在车上她听到司机和女教师聊天，谈到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还知道他年已三十，下中农出身，当过兵。于是“我在旁边一听，哎哟，还没结婚哪，心里边好像就有点儿那意思(笑)。那会儿司机可吃得开了，给个县长都不换。”路上他们就说话了，他聊起粮食不够吃，她还拿粮票给他，说自己有全国粮票。他推开不要。她对他的印象，“第一眼看到反正还可以，像个男子汉。眼睛大大的，双眼皮儿，身体挺魁梧。”
第二年的7月份，正好任家坮有个压面机要拉，她就到队上找他去了。“也有一起的北京知青对我有点儿那意思啊，但是想想都是知青，谁也出不去。不如找个当地有点背景的，也好出了那沟，那么大的沟啊。”她找机会到贺家湾他家去了一趟，“我自己主动去的，骑着自行车。”这次他跟她说了，“那意思就是咱俩处对象吧。”那时候在知青眼里，司机就是个人物，再加上“他说他大舅在富县供电局当局长，说能给我调出去。所以我就跟的他。那天许明跟他见完了面，天也不早了，就没走，晚上住东关旅社，“到了夜里有人在外面推门，门插着的，我问谁？他说是他，”他就进来了。他们一开始各躺各的床，中间隔着过道，这么就睡了。后来她想让他过来说说悄悄话，他“嗵隆一下子就跑过来了！”就这么着，他们发生了第一次关系。那年7月，他们就决定结婚了。
许明来到陕北农村后被当地的荒蛮吓坏了，于是“有奶就是娘”，开始了与一名当地青年的“浪漫史”。那个时代，“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要说有了两性关系，就是没有，也是“对象”。这种关系一旦确立，接下去就是往下走了。真实吗？太真实了。这里有情，有欲，更有对现实的考虑。“他说他大舅在富县供电局当局长，说能给我调出去。所以我就跟的他。”试想，如果知青真的没有回城的希望，“傍上谁算谁”算不算一条出路？何况在当时，这也是政治正确。就是在今天，我们除了质疑她是否太草率之外也说不出什么。实话实说，与当时许多知青比起来，她的命运并不算太坏。
与之相反的是青岛赴诸城县桃林公社山洼村插队知青廖晓东：
她是烈士遗孤，父母都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养父母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前辈。1968年，廖晓东主动要求下了乡，并到最艰苦的山洼村去落户。村支书领着村里的贫下中农，站在村口迎候，廖晓东心中一阵温暖。
不久，农村开展忆苦思甜运动。会上廖晓东得知，在当时在山洼村，丁法家算是苦大仇深。而且，兄弟俩30多岁了，都是光棍。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没有人要呢?廖晓东猛地站了起来，大声道：“贫下中农同志们，社会主义是光明、伟大的社会，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可刚才，我听说这位最穷的贫下中农30多了还没媳妇，这是个当主人的样子吗？这样典型的贫下中农代表怎么没人嫁呢？我现在郑重宣布，我要嫁给这位贫下中农代表。”事后，公社书记在山洼村开了现场会，现场发给她结婚证。于是全县人民都知道山洼村有个好榜样廖晓东。
被人送到丁法家后，她经历了黑灯瞎火的房间，棉被的酸味，炕上的脚臭，还有光着身子睡觉。不到一周，廖晓东明显消瘦，面色发黄。有人问起，她却说：“这说明我与贫下中农更近了。”不久，廖晓东怀孕了，但她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干活。下工后还要挺着个大肚子为丁家做饭。因粮食不够，廖晓东不得不在煮地瓜干时掺上一些榆树皮，饭熟后，她把地瓜干捞起来给丈夫丁法，自己捧着碗去吃树皮。不久，公社批准廖晓东担任教课老师。山洼村有二十多个孩子。上课时孩子们自带板凳，墙壁当黑板。廖晓东很快又担任了山洼村的团支部书记，并写了份倡议书，号召全体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当地的返城开始了，第一批就有廖晓东，但公社怕打击了她的积极性，把她的名字划掉了。
农民丈夫丁法也曾把廖晓东作为知青的先进代表而尊重。一旦她成了自己的老婆，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天廖晓东一人抱着孩子在外面演讲不归，家中又恢复了以前的萧条，丁法极为不满“你整天忙乎什么?”在万人会场上声如震天的廖晓东，在丁法面前却不敢抬头。“啪，”丁法一个耳光送上，“告诉你，山里人看不惯一个女人整天在外溜溜乱转，不顾家。”
不久，过分的劳累和虚弱使廖晓东又一次病倒了，医院确诊为肝硬化。她把诊断书藏起来又回到了山洼村。认为不能因为有点小病而影响工作，让贫下中农认为她娇气。终于有一天，她坚持不住了。领导想安排她看看养育她的故乡青岛，她却因花公家钱而拒绝了。1974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她忽然对陪床的人说：“我今天感觉好点，我想回山洼村。”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希望和要求。1974年农历正月17的下午，她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时年27岁。
廖晓东的案例很极端，读来让人心酸。在当时她被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时过境迁，人们又可能会嘲笑她的所作所为。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青读者心情肯定会复杂一些，她将自己奉献给理想，却一头碰死在现实面前。这算是对人间美好的追寻还是迷失？
“知二代”戴亮口中的婚恋故事称为“催人泪下”毫不过分。上海知青戴建国赴黑龙江逊克县下乡，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凤爱上了戴建国。他们的亲密接触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戴建国是上海来的，能靠得住吗？1971年冬天，戴回上海过年，村里决定把程嫁给邻村一个男子。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程誓死不从，她母亲束手无策，要戴建国将300元钱礼金退给人家。戴没有回复。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程突然口吐鲜血，疯了。第二年春，戴回到村里，乡亲跟他说：“小凤出嫁那天，喊着你的名字疯的……”戴打听到程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但她已经不认识他了。到了1975年上半年，戴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程被婆家退了回来。1978年大返城时，戴要走了。那天一大早，他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程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也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他震撼了。为了她受的伤害，也为了自己的良心，戴选择留下来。
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小凤家里跑。1979年10月1日，27岁生日这一天，他去当地的民政所办了与程的结婚证书。但程常常旧病复发，戴挑灯写就的文稿若没藏好，转眼就成了程手下碎片。睡梦中，戴常被程的尖叫声惊醒，醒来发觉脸上竟是被她抓的道道血痕。只是，戴始终坚守，还不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升职为黑河市逊克广播电视局总编。1997年，戴上海的家出现变故，他带着程和儿子回到上海。来到上海后，程的情况好了许多。可有一次，程又无故失踪。等他们父子找到程时，她正蹲在徐汇街头一拐角处的快餐店前，两眼死盯着人家面前的盒饭。戴奔跑过去，一把将程搂到怀中：“小凤，小凤，你还在，你还没丢……”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戴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
戴建国跟儿子说过：“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碗苦水和一碗甜水，我只是把苦水先喝了而已。”
以上案例让人心情复杂。戴建国和程玉凤是有一段情的。得知自己心仪的人要出嫁，戴建国的心里一定很复杂。只是如果程玉凤没有发疯，后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但看到程落了难，还是因为自己，戴无法旁观了。他勇敢出手，担当起一份责任，成全了小凤与他的终生厮守，虽然晚了一些。
再看一位上海赴黑龙江插队知青的故事。从1970年开始，村子里的知青抽调的抽调，找门路的找门路，陆续离开了农村。曾经热闹的知青点就剩一个孙琳娣，白天出工干活人多还好，晚上回到土屋，孑然一人，只有伤心和苦涩。一个人无法起火做饭，她就到老韩家搭伙。老韩有个儿子叫韩兴成，倒也长的浓眉大眼，跟知青年龄也相仿。一天下大雨，晚饭后，韩大娘对孙琳娣说：“闺女，下这么大雨，别回去了，就跟大娘住吧......”孙琳娣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于是人们背地里说这说那，似乎生米煮成了熟饭。这年腊月，孙琳娣怀孕了，是韩兴成的种。但孙琳娣却不同意一辈子留在农村。最后，孙琳娣决定回上海打胎，而兴成也与别人定了亲。只是，一个“破鞋”的帽子扣在了孙琳娣头上，抽调没有消息，她只好熬着。
那天孙琳娣挂锄在家，老乡白老二来看她，她禁不住痛哭流涕。白用胳膊把她越箍越紧，她突然明白了白的来意！她就这样被白老二强暴了。白老二临走扔下一句话：“你要想走，就别吱声！”公社下来招工指标了，其中就有孙琳娣。孙立即收拾行李，将屈辱留在了这个永远不会再来的乡村，离开了。
这个案例要复杂得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错在哪里？她就是这样走出了境遇的围困。也许她不应随波逐流，当初该更清醒地把持自己？也许。可这种道理，似乎每个人只能跟自己说，却不能用来指责别人。她孤身一人滞留在农村，还要受人欺负。身处这样的境遇，走是最高目标，为了走，还有什么是抛不下的呢？
当然，知青在当地的婚恋并非没有美好。上海赴黑龙江兵团的知青童玉书和林美就有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上海知青童玉书和林美文在上海时是同校，到了旭光农场又在一个连队，可见有缘。在童玉书的记忆里，林是一个不怕脏不怕累，有主见能干活的上海姑娘；在林美文的记忆里，童是一个稳重、风趣健谈的小个子。他们很快发现说话很投机，喜欢读书，都喜欢搞一些小发明。他们有过几次长谈，大多有其他人在场。1970年国庆前夕，童回到十连参加团支部活动，活动结束后，他俩聊到很晚。这次长谈，拉近了他俩的距离。只是，还是在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
1971年团里收到上海师院附中的来函，说童是“五.一六”分子，需要调查。当时林就在保卫股，怎么也不相信童是反动分子。三年的接触，彼此的了解。反而使童产生了希望与林建立一种比同志更密切关系的愿望。就在此时，林被推荐上大学，即将赴厦门大学外语系学习。第二天，1972年4月20日童写了一首诗，与林告别。77年一声春雷，高考恢复了。童考入齐齐哈尔师院中文系，林又考入厦大外语系读研究生。一年后童要求退学回上海，为俩人早日相聚创造了条件。1979年初，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这一对算是“门当户对”，工作、恋爱两不误，有情人终成眷属。恋爱是要谈的，先看他们的“谈”。他们“有过几次长谈，大多有其他人在场。”男女之间能“长谈”是难得的，尤其在那个时期。可为什么是“有其他人在场”？也许，就是这种“大大方方”的长谈奠定了他们关系的基础：既“合理”又“合情”，既增加了互相的了解又毫无“暧昧”感。后来，童的政治上的曲折没有消除林对他的信任，反而“日久见人心”。三年后，童终于“产生了希望与林建立一种比同志更密切关系的愿望”。好理性的表述！这说明，一方面，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超出“同志关系”，另一方面，经过时间的考验，他们，至少童开始认定，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之间的关系。林要去厦门读书，童做了一件最浪漫的事，给了她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他们终于熬到了时过境迁，童再一次做出了努力，退出大学本科的学习回到上海。这对饱尝了离别之苦的有情人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说实话，童玉书和林美文的故事是我所读过的最“规范”的知青恋爱故事。首先它符合传统文化的标准，“非礼勿动”，却还能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增加相互的了解。它也没触碰红色文化的界限。他们审时度势，表现了足够的耐心，并未在还“不成熟”时将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同志关系”之外。他们最后的步入婚姻殿堂足以让所有读者释然！这两情相悦终以把持和坚守修成正果。
以上案例还触及到了一个比较深层的社会现象：“对象”有“选”来的还有“碰”来的。这里“选”就是诉诸理性，基于理性的标准，“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三观一致”“情投意合”都是此类状况的表述。以上案例可以算是知青婚姻中“选”的典型
在本章最后，笔者还要与读者分享一下北京赴内蒙插队女知青王海军的婚恋故事，原因是这是笔者在知青回忆录中看到的最坦诚，最细腻、最真实的婚恋故事，同时也涉及到知青婚恋中的深层问题。
王海军刚下乡时发现，大概是因为因故延长了的性别排斥期，又不得不在一起过日子，男女知青总是斗嘴、吵架，为分灶和灶闹意见。在女生眼里，不少男知青就是“小流氓”，理由是
1. 抽烟、喝酒。
2. 唱外国歌，什么：红梅花儿开在我家锅炉旁，我就坐在锅炉旁，等着馒头凉。尤其是对着女生唱：来吧快来吧，我的玫瑰花你快过来吧！
3. 爱串知青点，劳动不如女生卖力气。面对那些心智如此不成熟的男知青，女生只能一身正气，以政治正确对之。冲突随之而来，但讲理的怕不讲理的，结局可想而知！
就这样，这些不着调的男生离女孩子的心越来越远，等这些懵懂少男意识到女生是要“哄哄”的时候，为时已晚，知青和老乡好的逐渐产生。王海军所在大队三个村，都时不时有大小故事发生。只是当时村里的姑娘出嫁要好多彩礼，才将他们之间不少爱情扼杀了。这算不算“远交近防”？同城同校男女知青之间结了梁子，却给当地青年和知青的交往开了方便之门。
但时间长了总会有事。以后，王海军她们四女五男合了灶。有一天只剩王和C男在家。早上C送来几个鸡蛋，嘿嘿一笑说：“今天改善改善伙食。”王做了烙油饼、炒鸡蛋。中午C一推门，王说：“饭在厨房呢。”C乖乖地去厨房一个人站着吃了饭。下午，一个老乡来串门。他神秘地问：“小两口吃了些什么？”“你不是C的媳妇吗？Y是A的，P是B的……。”原来，男知青在背后分了“媳妇”，王是分给C的。C不爱说话，她们无端地认为他蔫坏，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出的主意，谁想给他做媳妇？真是乱点鸳鸯谱。
“合灶”使几个男女知青挤到了一个屋檐下，谁和谁好照理也正常，但旁人给乱配“分媳妇”还是有点荒唐。尽管荒唐，这种旁人给乱配的现象不仅在插队知青中，在农场知青中也非常普遍。革命大目标不能当饭吃，政治正确越来越成为运动来临时的摆样子，平时的消遣除了抽烟喝酒打牌就是编排谁和谁谈对象。其实，知青中许多的婚姻，无论是知青与知青，还是知青与当地人，开始都是大家无中生有的“起哄”“弄假成真”的！而王海军的故事不是这样：
不久消息传来，“要给知青分配工作”！这可是天大的事。谁心里都明白，知青在农村并不是要“扎根”的。出于现实的考虑，一些和老乡相好的女知青都去和小伙“吹”了，就连知青间的情侣有的也停止了关系。但王海军的情况有所不同。她父亲是文革中曾红极一时却又忽然被打倒的王力。父亲的问题不解决，她可能永远离不开农村。但万一父亲的问题有幸解决，又何愁提携个把人呢？王海军于是抱定一个“不至于因眼前的困境就急着在农村找个生活依靠，但也用不着因此而拒绝爱情”的态度艰难度日。只是，下乡四年来，王海军从不跟村里的年轻人打闹。村里的后生嫌她古板，不近情理，叫她“王干(gān)头”。而她，反正也不“急着在农村找个生活依靠”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王海军有了和当地青年，被知青称为“杨大麻子”的杨永增到实验站工作的机会。根据她的回忆。“实验站离村子有二里地，绿柳成荫，鸟啼人静，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真是难求的两人世界。”于是，她“用不着因此而拒绝爱情”发挥了作用，她们轰轰烈烈的爱了一场。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在男知青群里。
男知青妒火中烧，“杨永增找得我为什么找不得？”他们几次捉奸不成，扬言:“应该把王海军抢回来。”知青B当着海军面搥杨永增一拳，好像很英雄似的。B甚至喊出：“哥们，我还没媳妇呃！我也不要好的，王海军就行呃！”他们一个个来找王海军，似乎觉得自己怎么都比“杨大麻子”强。王海军很感慨，“相处了近五年了，这居然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一句‘求爱’的话。”1973年夏天，王海军和杨永增结了婚，搬到中营子。告别了打打闹闹的知青哥们，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农妇生活。
对于王海军来说，父亲王力被打倒，提干返城无望。（本文作者注：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原名王光宾，后任中联部副部长。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67年武汉“七二O事件”，据称就是王力捅了大“漏子”，于是被打倒。）
同村的知青就像吃不着葡萄的狐狸，除了冷眼没有人能够正常地接近她。与男知青相处了近五年的王海军，最后得到的就是上面这样的“求爱”，谁会接受？在她身边，唯一看得见，摸得着并给她温暖的只有当地青年杨永增。这里没有什么来自北京的王力的女儿和当地一普通农夫，这里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杨永增是“正确时间”，“正确地点”那个“正确的人”。他们会怎么样？
若是有人不理解王，只能怪他没经历过她的处境，因为在那样的生态环境中，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还可能产生别的念头吗？这里有情，婚后的海军、老杨和他们的女儿相处恩爱和谐，也有泯灭你任何幻想的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无奈。
这算是“碰”吗？一个颇有家庭背景的北京知青，长相美好且又知书达理，嫁给了一个怎么看怎么一般的当地“老杨”。在农村的土语中有“当兵三年老母猪变貂蝉”，即使在当今社会中，也有“正确时间的正确的人”。我们可以说王海军的婚姻有“碰”的成分，但看了她的回忆，我们又明明白白地看到了她一步步、合情合理的“选”。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共渡时艰的经历把很多孤独的灵魂连接在了一起，其牢固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小结
古今中外，青春期都是一个人的“狂飙突进”时代。这也说明，恋爱与婚姻是个超越时代和种族的普适性话题。唯一不同的是，知青的恋爱和结婚是发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与当地的山水民俗有着特殊的关系。因环境的不适和前途等原因，知青的恋爱与婚姻的成功率并不高，但那些故事到底是发生在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期，也自然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在对记忆的叙述中，禁欲主义的背景，“政治正确”的规约，现实与理想的错位，情和欲的挣扎，最后，还有面对环境的持守和顺应，都将他们的价值观、处世态度和行为特点显露无遗。这里有知青的共同特征，如隐忍、节制、困惑、执着，也有知青的个体特质，如理性、冲动，畏缩，任性。以上的节选和浅析只是挂一漏万，更多美好、动人、无奈甚至惊悚的故事或已诉诸笔端，更多的依然埋在心底，永不为人所知。
作者：原上海赴黑龙江兵团知青李斌
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政府的人口政策有所调整，社会也开始对性持较宽容态度。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人的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一种能力，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性之中，所有对它的否定、对它的压抑，都是没有道理的。只是，所有这些，对知青而言，都是后话了。
丘保华 男 1951年生 研究生学历 英语副教授。
69年至78年为上海赴黑龙江龙镇农场知青。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英语专业课程至退休，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现仍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
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传记等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
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民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者，在《知青》、《南加知青》、《华夏知青》等杂志、公众号发表有关知青研究文章，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会员。文学爱好者，金秋文学社社员，副社长，《金秋文学》撰稿人。
文章来源：南加知青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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