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家们来说，病毒或许是市场营销的好机会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我知道我本来应该当理发师的)
译者按
该文乃《洛杉矶书评》2020年4月14日发表的“检疫档案：自我隔离的思想家”中的一篇。该系列文章是《洛杉矶书评》编辑，美国政治哲学家、专门研究暴力问题的批判理论家和作家布莱德·伊文斯（Brad Evans）邀请25位著名哲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等思想领袖在自我隔离期间就新冠病毒疫情问题发表的反思和关心的汇编。特选择若干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译出，以飨读者，希望籍此引发国人有益的思想碰撞和讨论。你瞧，我非常愉快地接受布莱德的邀请就新冠病毒写点东西，何况一同参加这个论坛的都是些受人敬仰的大人物，鄙人深感荣幸。是的，我知道为这样的论坛供稿是没有明确契约或假设的，被约稿的人多多少少都是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上帝啊，我讨厌这样的话，它们让我觉得恶心，感觉右腿内侧出现斑疹一般奇痒难忍）在论坛中提出某种“批评性干预”，以显示出他们的理论视角在阐明当今令人恐怖的局势方面有多么令人敬佩的相关意义，或许让他们有机会依靠极度夸张的自我吹嘘性文字装模作样地表达一下对他人的同情。
但是，我能说这整场活动都令我感到恼火吗？
我在心中想称这种“将新冠病毒资本化以便确认它与我从前的研究有多么大相关意义”的文章都是狗屎，但我觉得这可能有些太过分了。这种说法有些趣味低级，且极不厚道。这群人中还包括我啊，果真如此，那也好（如果诸位觉得受到冒犯，请马上停止阅读我的这些屁话，赶紧继续看你们还在阅读的斯多噶派哲学的白痴般启蒙读物，继续在此哲学指导下冥思，据说它将你和聚拢一切的、宏大的、粘稠的、无固定形状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是，我发现我阅读的很多哲学家有关新冠病毒的文章，要么都是预料之中的废话，是乏味无聊、空洞的同情、和丢人的机会主义伎俩，要么是不能当真的笑话（是的，我指的是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是的，还有你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虽然我很高兴你没有听从阿甘本的建议，几年前做心脏移植手术。我们遭遇这场血腥的、死伤惨重的灾难才不过几周的时间，应该不提名字的家伙（好吧，我指的就是你，斯拉沃热（指齐泽克－－译注）就在宣布新书的消息了，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与人家联系，协商出版系列电子书的愚蠢建议之类。换句话说，病毒对世界或许是一场灾难，但对于哲学家们来说可是市场营销的好机会。让我们赶紧去推销书吧。
他们说，失望先生，难道你不是哲学家中的一员吗？几十年来，你难道不是一直在宣称搞哲学就是从学习如何死亡，学习如何自杀，学习认识到自己终有一死之类开始的吗？当然，我也难以逃避被人恭维的快感，完全做不到。这当然也是我答应写这篇小文的理由。不过，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些胡扯封闭一段时间，耐心地去陪植物说说话。我早就发现，植物是愿意接受新东西的最好听众。它们或许有些太安静了，就像在《洛杉矶书评》上发言，或者去观赏英国供人参观的豪华古宅的池塘里的鲤鱼，它们的嘴巴不断地张开再合上。有关鲤鱼的话题，有人的确请我写一本斯多葛派哲学的书，对此我断然拒绝，我非常讨厌斯多葛派哲学，甚至比讨厌活着还更厉害些。塞涅卡完全是个垃圾思想家，斯多葛派哲学完全是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和帝国管理者们喜欢的伪哲学。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他。
哲学一直就是有关自我隔离的。我明白这一点。在旷日持久的３０年战争中当兵的恐怖经历之后，笛卡尔（Descartes）返回到位于荷兰的烤炉旁开始思考确定性的本质，从此开始了他猛烈攻击从前观点的过程。波爱修斯（Boethius，欧洲中世纪哲学家，以《哲学的慰籍》闻名于世。——译注）就是在监狱的孤独禁闭中看见哲学女神来到他的面前，给予他阿兰·德波顿（Alain-de-Botton）风格的那种慰籍（虽然他（是波爱修斯，不是德波顿，不是德波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被东哥特人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下令残酷处死了）。我本来可以积累和增补更多其他例子来显示我的知识多么渊博，不过，想必诸位已经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了，就此打住。
但是，下面是我要说的其他要点，非常重要：在只有荷兰奶制品陪伴的自我隔离一两周之后，笛卡尔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要出版《沉思录》，封面要用令人吃惊的粉红色还有令人情绪激动和兴奋的字体，对吧？他没有去联系版权代理人和公共关系助理讨论请名家写赞美性评论的可能性，或者想方设法搞个现场直播之类玩意儿。
暂停一段时间或许是个很好的主意，甚至暂停几年或者一二十年之久。或者就像帕斯卡尔那样死在床上，散落在周围的都是你的手稿，还得由别人把这些东西都捡起来。这只是一种想法，不是推荐意见。我们搞哲学的人或许应该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去做些真正重要的事如当护士，或在养老院当护工，或在急诊室病房当医生？甚至当个理发师。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是理发师，我真的需要请人给我刮胡子了。
当然，能够有耐心一直读我的胡扯，目前还没有扔掉不看的热心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这篇短文表达的信息和我也在发表文章的事实之间的表演性自我矛盾吧。上帝啊，这真是自相矛盾的拙劣表演。这简直就像自1989年以来在法国哲学的研讨会上装什么哈贝马斯啊。你可能指责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对此，我只好说，是的，不过我更愿意看到喂我面包的手被割断，沿着道路爬行，就像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网飞公司（Netflix）放映的由二流英国演员拍摄的莫泊桑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样。应该承认，这些典故已经是陈词滥调，早就有些过时了。
长话短说，我就是个伪君子。但是，这一点儿都不令人吃惊，难道不是吗？
布莱德告诉我，近期深陷“艳照门”丑闻的著名演员和作家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也将在这个论坛中写点东西。让我说拉塞尔·布兰德或许我见过的长相最好看的人。他有一张非常聪明的嘴，就像渔夫之宝（Fisherman’s Friend润喉片，带给你独特清凉感觉,怡神可口,并能保持口气清新——译注）那样锋利。不过，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说自从我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崩溃之后，唯一一本能我读下去的书是英国第４１位最著名的脱口秀喜剧演员斯图尔特·李（Stewart Lee）的《我是如何逃脱命运的》，以此来嘲弄一下拉塞尔·布兰德。李先生一直使用布兰德的屁股作为系列浑笑话的主题，当然，这似乎也有些格调不高。除了无情攻击拉塞尔·布兰德的喜剧能力之外，李提出的观点我非常喜欢，那就是喜剧的义务是下流话再加下流话的堆积从而成为获得纯粹美感形式的唯一道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不是吗？想象一下阿多诺和热门导演演员拉里·戴维（Larry David）融为一身变成开着混合动力型普瑞斯轿车（Prius）的混合人。下流的东西在我们返回到正常生活的虚假永生中之前也是消遣。因此，这是我的胡扯的积极一面，是甜美的、激昂的交响乐进入乐章的终结，还绑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在上面。
情况很糟糕，不是吗？情况变得令人十分担忧。在纽约本地，在波拉特·萨格耶夫（Borat Sagdiyev）经常说的（the US&A）之地，联邦政府的无能和“那个不能提及名字的家伙”的无耻自恋简直就是在犯罪。我希望他立刻马上消失滚蛋，或者被第一夫人梅拉尼娅（Melania）灌下毒酒后独自一人在痛苦中死去更好。我只是希望再也不看到他了。永远别出现在我们的头脑里，永远消失，真的。
但是，在此刻唯一帮助我排遣长时间沉闷的东西是最恐怖、最肮脏、最下流的幽默。亲爱的读者，我给诸位的建议是关掉社交媒体仓鼠转轮，不再用新闻来折磨你，也不要纽约州州长科莫的新闻轰炸你（Cuomo-ing），想想你知道的最不得体的笑话，持续不断地说，以尽可能多的方式传播它、即兴表演并添油加醋地扩展。如果还有朋友和恋人，就讲給他们听。尝试５分钟或者１５分钟。经过几天练习之后，看看你能不能把讲笑话延长到2５分钟。最终，下流的笑话就会丧失所有含义，变成一种像超验性的或者夜莺般轻翅仙灵的蒸汽体验，就像希腊小麻雀或小虾。我想说的不过是，如果和哲学家自我吹嘘的喋喋不休或者令人怀疑的安慰相比，下流的笑话也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如果这还不奏效，我建议你喝一杯意大利著名红葡萄酒内比奥罗（Nebbiolo）。当然，除非你是酒鬼，否则还是算了吧。
哲文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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