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山口守 |阿来的汉语文学：多语是加法还是除法?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辑）

（本文作者：山口守[日本]）

一、母语的相对性

     所谓母语，通常指成长过程中自然掌握的语言，而文学中的母语，则在教育、传媒等公共空间条件下亦可形成、使用，因此我们必须随时追问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的语言有着何种关系。假定以个人的内部语言为母语的最小标准，那么文学既然是在个人的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的相互关系中被创作出来的，则如果不在母语内外进进出出，文学便无从成立。倘是双重母语者，因其后于第一语言习得的第二语言地层中已经先编入了第一语言，其母语本身便拥有了多层性。要之，母语并非本质性的固定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因个人意志与社会条件而导致边界转移不定、有时边界自身亦可能溶解的概念。

     母语意识在个人与集体层面迥然不同，同时具有连续性。首先，它被一个人所拥有的个人意识概念化，然后再被对集体的归属意识决定其边界。同时，归属意识受到所给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个人决定权受到限制。集体意识会由家族扩大至地域共同体，由民族扩大至国家。它将止步于哪一地点，则基本上由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所规定。因此，母语的边界，一般而言，在与社会性他者的关系中得以形成的。

      再者，有时母语本身内包了复数语言。比如日本比较文学学者西成彦Nishi Masahiko在以母语问题作为文学作品分析的论文集《双语的梦和忧郁》(京都：人文书院，2014)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点。复数语言有两种状态：加法和除法。通常言及到的复数语言状态就是以自己的母語為出發點像加法一樣接近其他語言這種多語言狀態。换句说，在唯一的母語這一堅定的根基上重新學習外語，就是“強化自己”模式。但是在历史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复数语言狀態。不管本人的意志如何，撕裂並隔開母語本身的另一種雙語或复数语言。這可叫做“被強迫”的雙語或复数语言。

二、声音与文字

      思考复数语言问题时，《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1章巴别塔的寓言会提供一个线索。“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它的结果却是建造一座通天的塔，因而受到神的谴责，于是耶和华说道“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这样的故事。这里所说的语言，并非书面语，而是口头语。人类最初拥有的是口头语，或是理所当然，然而到了彼此使用不同语言的“后巴别”After Babel时代的今天，这个宗教性寓言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去思考从声音出发，在文学里的声音及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里并非讨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音素是诸多记号之中最‘意念性’的东西”（《声音与现象》）之类声音的本质论，而是希望大家注目于口头语，从此开始探讨如何克服或超越国家及民族这些束缚文学的概念性障碍。

 

三、认同与母语

     阿来出生于双亲的民族及宗教各异的家庭。他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地区，母亲是西藏族佛教徒，父亲是回族伊斯兰教徒，但他选择了母方的身份。他的例子告诉我们，认同不是寻找的，而是有主体性地创造的可能性。阿来将自己定位为藏语及汉语的双重语言作家，但从语言学来说，或许应该说是嘉绒语·藏语·汉语的复数语言作家才比较正确。从假设本质主义的西藏概念来谈论真正的西藏，阿来是跟藏语不同的嘉绒语作家，然而阿来始终把自己定位为在藏语及汉语之间穿行的作家。思考母语问题时，很容易就能理解将谁当作他者而假设所想象的共同体变化的机制。对阿来来说，因为认知自己的母语是藏语，与其根据语言而作出外在的民族分类，不如宣布自己选择文化的立场。

四、加法还是除法

     阿来是接受汉语教育，书写语言是使用汉语。然而在家庭生活之类的个人空间则说嘉绒语。对于后来学习藏语书写的阿来来说，口头语的母语是嘉绒语,其次是藏语或汉语，书面语的母语乃是汉语,其次是藏语。当然，从教育、媒体或读书所学习到的书面语不能称作母语的立场也可能存在。不过，那是共同体全体用均质的一种语言去讲说，用一种语言去书写的关系，大致只是假设一种不可能的文学空间的幻想而已。母语概念始终会因著外在条件而改变，其实机能上也是可变的。

     从汉族来看，阿来的文学似乎具备了西藏的独特性，但从西藏的中心地域来看，看起来却像是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之下，换句话说，从双方来看，他是处于文化远近法之类的边缘位置，因而产生了阿来文学的独特性。以一般的说法，就因为处于边缘，才潜藏著越界及交流的可能性。再以阿来的情形来说，因为跨越了口头语是嘉绒语及书面语是汉语这两方面，才能在越界及交流的场合用语言表现出来。无论是不是从强加的历史理由来看，在此表明多重语言状态乃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同时也能看见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越界与交流。不仅是生活空间，在文化、语言以及言语中的语音和文字持续不断的越界与交流中，阿来的小说于焉诞生。

五、反对本质主义

    《空山》可以视为《尘埃落定》的姐妹篇，而两部作品合起来，就形成了阿来的故乡阿坝地方的20世纪史。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和改变，这一点很容易想象。然而阿来所关心的，却是文学究竟能够如何描写挣扎著活过（抑或无法活过）宿命般前来造访的现代化的人这一点。于是，传统对现代或者说农村文明对都市文明的问题，渐次浮上表面。

      阿来就这一问题如此表述道：“当旧的文化消失，新的时代带著许多他们无从理解的宏大概念迅即到来时，个人的悲剧就产生了。我关注的其实不是文化的消失，而是时代剧变时那些无所适从的人的悲剧性的命运。悲悯由此而产生。这种悲悯是文学的良心。”(《〈空山〉三记》) 换句说，《空山》是明确地描绘了现代化的物质与精神两面的小说，同时西藏社会也没有被描绘成纯洁无垢的世界。这个问题在《空山》派生产品式的短篇小说群，像《格拉长大》等作品中也有言及。本质主义很容易找出对立项。需要在追问何谓西藏的同时，避免本质主义地将何谓西藏这一问题概念化寻求另一种自主性。

六、聆听少数声音

      巴斯克语作家科尔曼・乌里韦记下了在爱沙尼亚遇见的博物学者所说的一段话。“就算我不懂你们的任何一种语言，我也知道你想说些什么。然而，你们无法听辨几只鸟儿的歌声。你们只能听见当中最明显的声音，用最大的声音歌唱的鸟儿而已。”(Kirmen Uribe, Bilbao-New York-Bilbao,2008)这段插曲在我们思考多语文学的战略时确实具有启发性。那是关乎聆听少数的声音之重要性，以及针对无法听辨那些声音这一状态的批判。为了克服潜藏于中国文学研究里的中心主义倾向，必须侧耳聆听更微小的声音。不是听取大声音，而是听辨更多复杂体系存在的微小声音，可说是今后中国文学研究的课题，也是像阿来那样非汉族作家的汉语文学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日本大学文理学部 

CHS, Nih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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