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五口，四个艾滋病在等死。可孩子，你要活着

去年，有部女性生孩子前必看的纪录片《生门》特别火，四位产妇，有人命悬一线，有人捉襟见肘，有人取舍两难，有人执于生男。

导演是陈为军，看他的纪录片，小菠菜们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太真实，也太残酷了。他用镜头把美好的伪装撕裂，把里面的痛苦扒出来，让你看个清楚明白，自欺欺人的余地都没有。

要说陈为军最让人震撼的、争议最大的纪录片，是另外一部2001年拍摄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

讲了一个本不陌生的医学名词：艾滋病。

河南上蔡文楼县的马深义一家五口，四个艾滋病。

20世纪90年代，文楼村是上蔡县最主要的蔬菜产地，当地的村民都是靠种田种菜为生，80%是低收入农民。

当时村里莫名掀起了一股“卖血致富”的浪潮，30岁以上的村民大都去卖血了。卖一次血，可以拿50块左右。不要小看这五十元，当时马深义耕地一年的收入也只有五六百元左右。

卖十次血就顶一年的辛苦了。

马深义和妻子雷妹就是其中的一员。因为采血设备不卫生，血液交叉感染，两人都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两人还要了第二个孩子——小女儿马蓉。

直到2000年，文楼村艾滋病普查的时候，马深义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全家人，除了大女儿马宁宁（卖血前就生了），妻子雷妹、小女儿马蓉都感染上了HIV病毒。更糟糕的是，雷妹又怀孕了。

也许是当地卫生部门科普不到位，又或许是马深义不舍得这个儿子。2001年，小儿子马占槽出生了，也是HIV病毒携带者。

昨天南边诊所的医生跟我说，小孩已经没啥希望了。这样的小孩可能活不到四岁。

人们常对不可知的未来感到恐惧，那对这样已知的、等死的未来，又该作何感想？

虽然知道机会渺茫，马深义还是坚持让孩子吃药。他把药小心地放到一个小勺里，用手指细细搅拌，然后抱着小儿子哄着：“不哭不哭，甜甜。”

这是他生命的延续，也是他痛苦的延续。

孩子天生体弱多病，马深义眼看着身边的村民一个个发病去世，最后也亲眼目睹自己妻子的离开。

独自一个人支撑着整个家，照顾三个孩子。他累了，萌生了再婚的想法。

经人介绍，马深义认识了一个同村的同样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妇女。

两个艾滋病人，同样受到病痛的折磨和世人的歧视，他们之间不一定有感情，只是两个可怜人聚在一起取暖。

尽管艾滋病常识普及了这么多年，但依旧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歧视他们，不愿意和他们接触。认为他们肯定是性生活混乱，不注意卫生的人。

其实，有很多像马深义一家这样，无意中被感染了，甚至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直到病发时。

因为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有一定的潜伏期，平均为8到9年，因人而异。

在潜伏期里，病人与常人无异常。发病时，才会出现多种症状。例如，一个月内原因不明的持续不规则发热38℃以上，慢性腹泻次数多于3次/日，而且6个月之内体重下降10%以上，出现多种炎症和细菌感染等等。

雷妹，马深义的妻子，很不幸地成为一个艾滋病晚期患者。2001年，她就已经开始发病。整个人瘦得只剩个骨架子，短短的头发没有一丝光泽，消瘦的脸上最突出的是那双无神的眼睛。

她知道自己不过是在熬日子罢了。

可等待死亡是可怕的，她给自己找了一些精神寄托——拜神。她每天都给山神上香，一个贴在墙上的牌位。每次都又跪又拜，嘴里念叨着：“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长期病痛的折磨，让雷妹的精神状态不太好，经常一惊一乍的。但是雷妹精神好的时候，也会跟人说说话，抱抱孩子。每当聊起以前的日子，雷妹总是充满着欢喜的。

你跟马深义是怎么认识的？

媒人介绍的。我当年可红火哩，可不一般。

怎么个红火法？

吃的、穿的、戴的，那时刚兴戴手表，我就戴上了。

结婚时，找马深义要了什么嫁妆？

一身衣裳，押个彩礼，钱。过节时，他抬点酒、抬点肉，给老丈人送去。

雷妹说着笑了起来，仿佛又想起当初简单而幸福的日子。“有吃的、喝的、穿的就行”，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作为一个母亲，雷妹对自己的孩子充满愧疚，她觉得是自己害了孩子。她明白，自己现在经受的痛苦，将来孩子也会经受。艾滋病要杀死她，也要杀死她的孩子。

雷妹的身子突然就不行了，病势汹汹，她连下床都做不到，被丈夫安置在木板车上，也认不清人了，只有本能迷迷糊糊地吃东西。

中秋过后，雷妹死了。

一个人就这么地死了，她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她每天勤勤恳恳地劳作，只是因为一次卖血，她人生就结束了。

而雷妹的三个孩子中，大女儿马宁宁是这个家里最幸运的，她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虽然父亲没有告诉她关于艾滋病的一切，但她什么都知道。当时只有10岁的她，已经可以把自己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以照顾弟妹，带着他们玩耍。

但她又是不幸的。因为是家里唯一健康的人，以后要负担起家里所有的责任。而她的家庭背景，也为让身边的人远离她。她要面临比其他人更加艰难的局面。

再后来，马宁宁在北京谈了一个男朋友，在了解了她家里的状况后，就分手了。

她的家人成为了她的负担。

但马宁宁从不这样认为，她爱自己的家人。

亲情，不仅是血缘之间的联系，更是她内心中最深的依靠。

……

波叔了解的最新消息是，这一家人截止2016年都还健在，不过马深义已经开始发病了。

这便是一场卖血，改变了整个家庭的悲惨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文楼村80%的村民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而造成这个可怕灾难的直接原因便是非法采血。

很多小菠菜应该读过《许三观卖血记》，波叔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会有非法采血现象。

首先，人的血液具有极高医学作用，可以提炼出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在医学上，白蛋白可以广泛应用于治疗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可以说，血液制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稀缺产品，根本供不应求。

但在20世纪90年代，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政府又没有严格的买卖血液卫生管理系统，国内的血液买卖市场极为混乱。93、94年，国家“适时”开放血液制品出口，更是大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

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血头”、“血霸”私自设点，非法偷采血浆；一些地方和血液制品企业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点，违规操作，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为了诱骗更多人来卖血，甚至“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等标语。

1999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发现文楼村艾滋病泛滥的现象。在向当地卫生部门举报毫无回应后，桂希恩教授带着调查报告上京，递交给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

中央非常重视，同年10月就组织、派遣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进驻文楼村。就这样，文楼村的艾滋病病情公之于世。

但艾滋病病情的公布却给文楼村带来了无尽的伤害。

人们拒绝购买文楼村村民种的庄稼和蔬菜，村民外出打工也被遣返了，投资者对这个地方退避三舍。甚至还发生过艾滋病携带者的小孩去学校，被学校关在独立一间课室，不可外出。

这些有意无意的歧视，对文楼村村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大部分村民都感到很委屈，“我们没有卖淫嫖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到底是谁做错了？

不仅是当时，即使是现在，关于艾滋病的科普从学校就已经开始，但又有多少人能做到以正常人态度，对待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呢？

波叔不希望对它的普及只放在一年中的某一天，而是作为基本常识，对艾滋病毒有最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一、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有：触摸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其中触摸传播主要是通过接触HIV病毒携带者的精液、阴道分泌液、乳汁、伤口渗出液的方式传播。正常交往并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

二、医学证明，跟艾滋病携带者礼节性接吻、握手、拥抱，即使艾滋病携带者在你身边咳嗽、打喷嚏，都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除了性交和接触到血液，与艾滋病携带者相处是没有问题的。

也许不能强求社会对他们的关爱，至少可以做到被公平对待。

陈丹青说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是活着，尊严、自我实现、价值，也许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唯一的念头或许就是这样活着。

如果我病发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有谁会要他们。

别问叔活着的意义，那要每个人自己去找。

今日心情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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