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城市烟火气
编者按
本文系剧作家黄纪苏先生2019年9月在西咸新区举办的“街道让城市更美好——城市温度论坛”上的演讲,主题为《我理解的烟火气》。今天我们讲“地摊经济”,实际也是城市的烟火气。
我从北京来,从北京来到西安,从帝都来到帝都,西安作为帝都是过去完成时,北京是现在进行时。我们的论坛叫“城市的温度”,在我理解中,“城市的温度”跟烟火气是近义词,但为什么我的演讲标题用的是烟火气,这跟我最近的经历有关。
我在北京住在王府井大街的东厂胡同,王府井大街就相当于西安的朱雀大街,东厂胡同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坊巷,明朝之前就有,明朝因为锦衣卫很出名,到了清朝末年,当时有个大学士叫瑞林,他的私家花园就在我们胡同里面,时代变迁,私家花园后来变成了公园,我怀疑这是北京第一家公园,甚至是全国第一家公园。
我们胡同有个理发馆,小师傅从丹东来的,白白净净一小伙子,平时不爱说话,说起话来低声细语,北京那帮大爷大娘的粗犷说话风格完全不一样,小师傅的门面是租的,一天踏踏实实干十几个钟头,收费也比较低,大家都愿意去,无论多晚去哪怕晚上11点去了,他也在干活。这两年北京市整治开墙打洞,这个理发馆的前途岌岌可危,小师傅忧心忡忡,我就想怎么帮帮他,帮帮自己,也帮帮社区的人,小师傅不理发就没生计了,我们剃头也没有地方去了,这特别麻烦,虽说死不了人,但还是挺别扭。
我给东华门街道写了一封信,把这个事说了,说反映一个事,也表达一个愿望,让社区的同志先帮我把把关,社区说行,他们把关。结果第二天工商来了一帮人,把这个小店关了。
我反映的这个事不是一家店的事,也不是我们这一个胡同的事,在全市还是有点共性的。于是,我就写出来了,发表在我的公号上。我的公号平时断断续续发点东西,一个年轻朋友帮助我做,平时也没有人看。这个东西发表之后,真不一样,大概有两万多的点击率,平时多少年不见的朋友居然也读到了,还拐弯找到我的电话,跟我一块骂,骂北京市的政府不讲理。
后来这个信被一个朋友看到,他和北京市东城区的书记很熟,就转给了书记。书记给他回了一个信息,说非常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北京的发展应该有烟火气。这次论坛组织者邀请我来的时候,跟我通信的时候也提到了烟火气,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用烟火气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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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想谈谈我对烟火气的理解。说起一个城市的烟火气,需要先说说城市。
19世纪的德国是大师辈出,有一个大思想家叫马克思·韦伯,他比较了东西方城市的特点,认为西方城市和东方城市不太一样,西方城市围绕着教堂、广场、市场,关于中国城市他说了很刻薄的话,他说中国的城市不过是行政机构的堡垒,或者是官员的住地。他的说法很绝对、很简单化。我们看历史,中国的城市不是这样的,比这个复杂和丰富得多。
但是他确实提醒了我们一点,我们的城市有没有他说的这种特点?我觉得是有的,中国的城市历来有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变化,城市可能在这条线索体现得多一些,比如在苏州、开封,北京和西安是另外一条线索。
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一条线索是城,一条线索是市。城是过去说的皇宫、官署、衙门,以这些为根基逐渐展开,它是稳定、秩序、安全。最早的时候,中国一说城还有一个墙。墙的功能不但防盗贼,还防水,所以城市有时候又作为坝。上世纪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叫徐旭升,他的著作《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中,把城和坝写的很清楚,防御敌人,聚集财富,怕别人来抢,有的城不高,坡非常缓,无论人还是野兽溜溜达达就上去了,但是有的城非常陡峭,所以城的特点是秩序、稳定,也就是今天说的维稳。
另外,中国人还有个特点,讲等级制,向天法地,中轴线,九经九纬九轨,左祖右舍,前朝后室,室又有了另外的特点,有了城,有了聚落,既然大家在一块住,总要吃喝拉撒,要穿衣吃饭,就得有人服务,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附属的人员,这些人基本住在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外城。
北京城跟西安城结构差不多,皇宫是北京的紫禁城,紫禁城往东边一点皇城根,西边到了西华门。二环之内是内城,二环之外,尤其南边天桥,这些是外城,和西安的结构不完全一样,但大致是差不多的,皇权逐渐往外扩大,然后到大官、大贵族,然后继续往外。满族人打进北京之后,二环之内只有旗人才可以住,老北京话说在四九城之内,旗人住这儿,他们说的是蒙语,儿化音,北京城外面的人说话并不是那样,今天所谓京腔、京韵、京味基本找不到了。清代中期或者中晚期,汉族的大臣获得皇帝的赐地,他们也进入到内城,否则上朝不方便太远,再往后,随着很多旗人因为贫穷平民化,他们没有正经职业,不仕不商不农,靠国家给他们点生活费,到了后来,他们就不行了,很多人就移到城外去了,外面的人进来了,于是就打破了这个东西。
城这条线路,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很多大城市是这个线路,比如西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是里坊制,一个个方块像棋盘,大家在里面住着,围起来,有门,门上有锁,管理严格。商业在街坊之间,街上或者胡同里面没有商业。商业有专门的区域,比如《木兰词》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有专门的市,北京东市口、西市口、菜市口,都有专门的区域,所以它是没有商业,夜生活特别不发达,管宿的人对于商业特别压制。
今天讲的夜经济在那时候是没有的。像汉代的时候,夜里宵禁,大概一更就是现在的七点,就敲鼓,街上没人了。当时有一个大将军李广,出来喝醉酒,人家敲鼓他没有回家被人拦住。他说我是谁谁谁,人家说你是谁谁谁也不行,他只好在那个亭子里面忍了一夜,可以想像汉唐长安的管宿非常严,某种意义来说很像兵营。
有一首诗,我忘记说的是长安还是洛阳,敲完鼓之后到了晚上“六更鼓歇行人绝,九渠茫茫空有月”,就是空空荡荡的世界,什么都没有,晚上就回家,不用出来了,街道里有人弄着锁,有巡夜在那儿查。
有一件事我琢磨后觉得特别有趣。中国文字文学发源的非常早,中国的城市也很早。中国的城市,现在要说起来五六千年了,但是作为城市特有的艺术——戏剧,出现得非常晚,这可能和里坊制有关,晚上一宵禁,不让大家出来,不让大家有娱乐和消费。所以说,城的这条路线有长处,比如稳定,里坊之间全都修了高墙,你们家着火都不一定烧到他们家,偷个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但同时抑制了社会的活力,这条线的利弊我们都应该能看到。
到了晚唐五代,法禁松驰下来后,市场的比重在城市中开始上升了。大家晚上一块寻欢作乐,里坊制已经开始瓦解。到了宋代出现了街坊制,商店可以开,门和锁也不用了,所以说宋代的确是中国市民社会特别发达的朝代。到了宋元,戏剧开始兴起了,非常有意思,所谓勾栏瓦舍,胡同里特别多,有各种棚子,有大棚子里搁象的,像动物园似的,一个棚子可以聚集上千人。
这时候,商铺也开始多了,前店后宅,前面是门脸房,后面居家过日子。宋代特别热闹,喧呼声可以到半夜。明代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提到,中国的那些街坊,当时也都装有栅栏,街上还有近百个更夫巡夜,即便这样也挡不住盗贼,有的人家被偷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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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历史的角度把城和市的两条线路大概叙述了一遍。我理解的烟火气就是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是日常生活带出来的声色气味。
我特别喜欢逛北京的胡同,拍了很多照片。多年前我在国外留学的,总想回家之后把西单十字路口西南侧的胡同一条一条转遍。北京市九城之内的胡同,我不敢说都走了,但百分之七八十都逛过,拍了很多照片,包括城市里的树、乘凉的老头、下棋的人、大嫂晾被子、夏天摆着炸酱面的桌子、吃西瓜的人,只有平民会把自己的生活袒露出来,老百姓没有什么可偷的。高门大户第一是用不着,二是不敢,门不能轻易开,开了就贼惦记着。
我曾经给朋友发了一组照片,写了几句:“北京最柔软的部位就是胡同,最动人的时刻是胡同里灯火初上的时刻,老太太叫孙子回家,炊烟从里面飘上来。”
曾经有一个冬天的傍晚,我骑车从二环拐进一个胡同,那时候正好飘雪,雪花在灯光中飞舞特别动人。
还有的人家瓜棚豆架特别有生趣,别看他们穷,人家在后窗底下种的牵牛花,像小喇叭似的弄了满墙,特别精心。再穷也有美,再穷的人也有尊严,也追求幸福生活、追求美。我们说的烟火气一大半是指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带出来的这些声色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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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意大利的文森佐先生聊到一个特别有意思概念——广场,我认为公园和广场,跟烟火气也有很深的关系。
北京市第一家公园就是我们胡同大学士家的花园,到了春秋假日,男男女女穿着好衣服,拿着相机去拍照,画在眼中,人在画中,人是景色的一部分。现在很多人都梦想自己这辈子或者下辈子弄一个大观园,但那样就没有烟火气、没有人气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山水田园诗歌,诗风大多挺悲凉的,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是我敢说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占的地太大了,林黛玉在大观园赋的诗歌,“冷月葬诗魂”,太消极。烟火气、人气是特别好的东西。
文森佐教授的另一个概念,“属于人民的空间”,这一点和烟火气也有很深的联系。我到一个城市去,特别喜欢去它们的广场。有的城市的广场,属于我刚才说的关于城市的第一种线索,讲究威严排场,那些地方离居民生活区非常远,只有政府大楼,好像是在给政府大楼助威。而好的广场是老百姓的广场,玩轮滑、跳广场舞、奏乐唱歌干什么都行,有烟火气的广场和空间才是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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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一点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体会。「西安温度」的二十个项目做的非常好。四十年前,我们的行政体系基本覆盖生活的全部,这四十年又出现了市场,出现了社会。中国未来能不能成功,能不能从强大的国家变成伟大的社会,取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能不能够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关系。这种关系第一是彼此竞争,第二是彼此互补,第三是彼此合作。如果能把这个关系格局建立起来,中国未来大有希望。
我今天看到改造,就是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股力量非常好地整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些事我认为是非常有希望的事。我和组织者还说,看了你们的东西,希望你们顺着渭河东下,顺着黄河东下,到了郑州再北上,进入北京给他们讲一讲。我从北京来,我是带着北京的一些教训来的,我希望这次能带一点西安的经验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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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黄纪苏 | 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