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明：破“刚需”的关键是破“刚供”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本文刊发于10月22日澎湃新闻。

本文字数：325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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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一个颇为流行的词语就是“刚需”。字面上的含义很显然，一些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但是又比较“短缺”的东西，人们常常用“刚需”这个词来形容。也就是说，“刚需”形容了这样的常见情形，很多东西，即使价格涨了很多，你也不得不买，不能够大幅度地降低其购买数量。

如果转换为学术语言，“刚需”是用来形容人们对某一类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情形。本质上，“需求价格弹性”想要捕捉的是人们在价格上升的时候退出市场的能力。而人们退出市场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物品对于人类生存生活的“天然必需特性”，例如，你可以不买一条项链，但你不可能不吃饭。

现实中，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越是人们生存、生活离不开的物品，往往越是缺乏弹性，也就越有可能构成“刚需”物品或服务。因而，人们通常拿来列举的“刚需”例子，都是围绕基本生存生活需要展开的，例如，孩子要上学，生病要看病，生活要有住处，从而，就算是教育、医疗、住房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得厉害，也没法大幅度减少这方面的消费。换言之，价格上涨的“老虎”来了，消费者就算想跑，也跑不了、跑不远，所以，就只能任意宰割了。

然而，人们在讨论此类问题时，往往会陷入到一种逻辑谬误之中，认为只要是“涉及到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东西”，就会天然地构成“刚需”。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一种涉及到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东西的需求价格弹性低，是对的。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涉及到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东西就必然是“刚需品”。忽略掉经济学分析过程中的前提条件，有可能得出完全错误的推理和政策含义。

让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开始吧，人之生存，最基本的是衣食住行，衣和食之所以排在住和行的前面，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生存的优先序中更为靠前。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了前述的“刚需”定义，就不难会有一个疑问，从人类生存的角度讲，吃饱穿暖更为重要，但这些理论上更“缺乏弹性”的“刚需”商品和服务，为什么在现实中却没有构成“刚需”？而住房、教育、医疗这些排位次于衣食的商品和服务，却在现实当中变得很缺乏弹性呢？进一步地，为什么同样是对于人们很重要的一些物品，在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就并没有成为所谓的“刚需”，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就会变成了“刚需”呢？为什么同样是对人很重要的粮食，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很“刚”，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就没有那么“刚”了呢？

显然，如果只是从“需求价格弹性”的角度，无法帮助我们解释这个现象。事实上，当我们进行相应分析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另一个维度——“供给价格弹性”。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时，人们经常会假设给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人们的需求价格弹性，但这可能会导出错误的结论。

答案在于，商品和服务是否构成“刚需”，事实上不仅仅取决于物品在人类生存生活排序上的优先序，而且更取决于商品和服务供应的充分性，而充分性背后又取决于商品供应的市场结构，市场结构背后又往往和市场进入壁垒管制有关。也就是说，一种物品是不是构成“刚需”，不仅仅取决于“需求价格弹性”，而且取决于“供给价格弹性”。更进一步，两个“价格弹性”背后隐藏的都是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背后隐藏的是市场进入壁垒。

让我们回归到“弹性”的本来含义吧。需求价格弹性的概念是，价格每上升一个百分比，市场上的需求会下降多少个百分比，其本质上度量的是消费者的退出能力。供给价格弹性的概念是，价格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供给会上升多少个百分比，其本质上度量的是生产者的竞争程度。现实中，“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价格”内生于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市场结构。

一般而言，市场上供应者越多，供给竞争越激烈，价格越低的同时，消费者的选择权也越大，选择权越大，就意味着消费者越有能力通过“退出市场威胁生产者”，从而需求价格弹性就越大。因而，在分析“刚需”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忽略进入壁垒和市场结构。也就是说，“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都同时取决于市场中的进入壁垒和市场结构。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的答案就会非常简单，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刚需”，很多都不仅是由“需求价格弹性”小所导致的，更是由“供给价格弹性”太小所引起的。而二者背后的共同决定因素是“市场结构”和市场进入壁垒。

理论上，在一个没有进入行政壁垒的市场经济之中，当价格上升的时候，盈利性必然会诱发大量的生产者进入市场，供给弹性较大，供给大幅增加，从而在推动价格大幅下降的同时，消费者的选择权变大，需求价格弹性也变大。但是，如果存在市场进入壁垒的情形，那么，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是，垄断势力下生产者的产品供应小于没有壁垒时的市场供给，供给价格弹性更小，价格也更高。此时，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分表面上看起来是“刚需”的产品和服务，更多的其实是由“刚供”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刚需”的根源，其实是“刚供”。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之所以在绝大部分领域都处于“刚需”和“短缺”的状态，是因为在绝大部分领域，都存在着进入壁垒，不允许从事相关的供应，此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短缺的，都很“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很多物品和服务之所以不再构成“刚需”物品和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些领域，充分地放开了市场竞争，保持了商品和服务的充分供应，做到了物美价廉，所以哪怕是最基本的人类生存需要的衣食，人们也并没有把它认为是一种“刚需”产品。

而在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和服务方面，我们之所以迄今依然把它们当作“刚需”，是因为我们保持了供应的稀缺性，从而人们没得选择，需求也就看起来“很刚”。尤其是，在一些政策限制下，当所有人预期到住房供给跟不上住房需求的情况下，严重短缺会使得人们会自动预期其具有价格上升的空间，从而使得住房在一致信念下具备了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人为地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出来，进一步加剧了其稀缺性。此时，最好的办法是放开进入壁垒，通过更多的供给来增加“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但是，当进入壁垒无法放开甚至进一步加强进入壁垒时，这类产品和服务也就变得越来越“刚”了。

也就是说，当人们谈及“刚需”时，往往意味着此类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供应者不够多，甚至供应是垄断的，消费者没得选择，通过退出市场威胁的能力较弱，所以才会缺乏弹性。否则，即使是人类生存之必需品，也并不一定是“刚需”，只要市场供给充分，也完全可以是富有供给弹性的，从而在消费者有选择权的情形下，并不构成现实中人们观察的“刚需”现象。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之中，人们可以去通过价格信号来调节供给和需求，当有更多的需求出现的时候，价格机制也一定会使得更多的供应跟上，从而使得刚需不再“刚”。而现实之中，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的“刚需”，其实是因为供应跟不上所引起的。市场供应跟不上，从短期来看，可能是由一些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引起，但是，这些都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商业利益会驱动企业家克服此类障碍。

从历史经验考察，一种物品如果长期短缺，背后往往和政府对行业进入壁垒的管制和垄断势力有关，因为，只有在垄断的情形下，才能为部分供应者创造足够多的“超额利润”和“垄断租金”。纵观人类历史，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哪里有对于市场供应的不合理管控、对于市场进入的不合理限制，哪里就有更多的“刚需”。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年中央反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改革主线了。因为，从人民生活的需要来讲，每一类物品都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过程中的潜在需求品，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刚需”没有解决，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并不是人们不需要，恰恰是因为在供给侧结构方面，我们存在着太多的不合理的管制和进入壁垒，从而会有更多的“刚供”出来，使得需求无法被满足。

因而，在高质量发展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导，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逐步放松对于部分领域的行政壁垒，使得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能够起到信号调节作用，真正推动“不平衡、不充分”时代矛盾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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