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年度报告重磅发布：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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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2022）——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于线上隆重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新浪财经、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中国网、同花顺、好看视频、中证金牛座App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百万人次。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致辞。

刘伟校长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各位线上的嘉宾、老师、同学和媒体界的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刘伟校长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常设性高端学术暨知名品牌活动平台，依托学校在经济学领域的突出学科优势，聚焦中国宏观经济重大前沿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发挥国家高端智库咨政启民的功能作用，共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策略，形成了包括年度论坛、季度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等系列学术产品矩阵。自2006年开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并发布报告近150期，在国内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2021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并走向常态化的一年，面对国际疫情蔓延、极端天气等冲击，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增长韧性。就业得以改善，居民收入较快提高，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国内生产来看，我国在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之间保持了动态平衡，从而刺激生产的高质量发展。在需求侧，内需正在稳定恢复，达到疫前水平。在对外出口方面，自疫情以来，我国充分发挥产业链、供应链完整的优势，出口始终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成为疫后经济恢复的强大动能之一。

我国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开好局。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面临着三个较为突出的战略机遇：第一，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二，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第三，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结构升级。

在看到重大战略机遇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持续，贸易摩擦接连不断，中美关系紧张，大国博弈加剧，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我国内需恢复仍不充分，供需结构仍不平衡，区域分化仍然明显，培育国内大循环迫在眉睫。

前不久，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审议通过的决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的号令。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我们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紧紧把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势，协调各项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做好跨周期调节，增强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稳定恢复提供坚实支撑。

最后，刘伟校长对本次年度论坛表达了期待与祝愿：期待各位专家积极发表高见，贡献宝贵智慧，围绕贯彻落实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中国经济把脉问诊，推动中国经济乘风波浪，行稳致远。

论坛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2022）。

报告就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

一、中国宏观经济仍然在复苏轨道之中；

二、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压力持续提升，并呈现出趋势性变化；

三、经济下行产生的原因；

四、2022年经济运行的逻辑。

一、中国宏观经济仍然在复苏轨道之中

本次报告聚焦于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围绕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况展开。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依然在常态化的轨道上。在一般状态下，复苏不是单一线性的，特别是在疫情肆虐的环境中，复苏出现波动是正常的现象，因此，对于这种波动要保持相应的定力。对于中国今年整体的经济形势，分析如下：

1、当年同比增速呈现“逐季回落”，两年平均增速呈现“复苏波动”。当年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18.3%，到二季度7.9%，三季度4.9%，预计四季度可能会跌破4%，这种强劲的逐季回落与基数效应有关联。如果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一季度5.0%，二季度5.5%，三季度4.9%，四季度5.2%，目前复苏依然在相应的进程中。

2、如果用定基指数进行表达，会清楚地看到产出水平继续向长期增长趋势线回归，但2021年趋势缺口并没有持续收敛。

3、产出缺口在收敛，但潜在中枢很可能在供需增速回落中下降，潜在增速回落到5.5%左右的区间。

4、供给面：生产保持持续复苏，产业补短板明显。随着住宿业、餐饮、服务业开始向弥补缺口的状态进行回补，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产业补短板依然在进行，虽然疫情扰动产生明显的效应，但生产依然保持复苏的状态。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在疫情期间持续出现高速增长，一是投资出现高速增长，二是产出出现高速增长。

5、需求面：外资外贸保持强劲增长，但消费和投资复苏节奏延缓，内需的增长动力严重不足，供需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并引发3季度供给走弱。

6、三大主体收入（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利润）出现持续改善，失业率持续下降。就业水平出现全面改善的状况，失业率比疫情前的水平略低。

二、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压力持续提升，并呈现出趋势性变化

报告指出，下半年经济下滑压力持续提升，具体分析如下：

1、各类先行和一致参数下滑，结构性指标显示趋势性回落比较明显。PMI指数、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和信心指数以及综合一致指数显示经济趋冷的压力在持续上扬。

2、供求同步疲软，需求疲软大于供给损失。

3、季度GDP增速回落明显。消费端也是如此。

4、价格面也反映在外部供给冲击下，CPI低迷表明经济疲软，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将大幅度下降扰经济运行。

5、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全面放缓，反映出比宏观数据更不乐观的趋势。

三、经济下行产生的原因

报告指出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多重的，关键是要对它进行分层分类分解，具体分析如下：

1、新冠病毒的变异和疫情的反复说明新冠阻击战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海外疫情导致中国疫情无法“清零”，常态化疫情防控期被动延长。其次，极端天气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但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快常态化、各种结构性政策的非预期性叠加以及中国结构性大转型的全面出现是本轮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深层次核心原因所在。

2、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和传递效应减弱导致市场利润全面侵蚀，复苏内生动力下滑。

3、煤电荒带来拉闸限电，对供给端冲击较为明显。

4、芯片荒带来的汽车生产与销售下降，对中国生产带来的影响比较明显。

5、房地产市场大调整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下行压力全面加大。

6、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短期集中释放超出经济复苏阶段可承受能力。一是地产企业违约的情况，在三季度大幅上升从总金额和加速来看都出现明显增长。二是债券市场违约状况在过去五六年中持续上扬。

7、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速度太快，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与复苏进程不匹配。

8、今年处在“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全面进行转型的过程中，出现战略转换空档期，也导致投资不足。

中国经济运行逻辑除疫情逻辑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就是疫情掩盖下的四大转型及其导致的宏观经济运行机理的变化——中国经济大转型经过前期铺垫之后进入到加速阶段。四大转型包括：一是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二是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型。三是从高污染排放向低污染排放的低碳绿色大转型。四是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这四大转型在2021年是几碰头，明年会继续全面展开。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能否快速逆转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煤电荒是否会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我们的判断是，很难。

2、房地产信贷政策的放松，特别是抵押贷款是否可以逆转当前趋势性下滑的趋势呢？我们的判断是，也很难。

3、汽车芯片荒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可以缓和，从而使中国经济复苏在供求两端得到释放？根据现有研究，要到明年中期可能得到有效缓和，当前和明年一季度还是不行的。

4、几大价格背离现象会持续多久，这种背离带来的成本负担是否会超越了很多市场主体的承受能力？这种价格背离现象还会持续一个季度。

5、冬季国内疫情是否会从“多点散发”演化为“多点密发”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异呢？我国目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控制得很好，依然是“多点散发”，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未来的一些变异。

6、欧洲通货膨胀的全面显现是否会导致中国需求持续上扬？利好消息是美国最近开始大规模购买中国商品平抑美国国内物价。

7、美国退出量宽是否会在边际引起中国金融市场的态度？还不确定。

8、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的各种短期瓶颈约束是否已经中期化，导致中国外需的窗口期得到较长的延续？瓶颈因素比大家想象得要持久，要普遍，产生的欧美供应供求的紊乱不匹配是在中期化的，这在一定阶段对我们是利好消息。

9、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进行总体性再定位，全面改变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偏紧的局面？目前国常会已经召开，在财政货币上做出了一个表态，这个表态我们认为是一个再定位。

10、各种运动式的结构性政策是否能够脱离“层层叠加”与“几碰头”的困境，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反思中是否能够得到快速的改善，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是否能够得到新的平衡？

四、2022年经济运行的逻辑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前面落实的一年，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更是地方政府全面换届之后的一年。因此，我们认为明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逆转2021年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增速回落的势头，一方面将延续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再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的缓解。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逻辑分析如下：

第一，2022年新冠疫情防治进程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常态化的进程。明年西方主要国家很可能在疫情防控上全面放开，这将对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带来巨大的挑战。

第二，全球通货膨胀的出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陆续退出，美国三大新刺激政策的落地，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在疫后的持续调整，将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正反两方面的不确定冲击。

第三，2022年是二十大召开之年，传统政治逻辑要求宏观经济保持较好向上态势。一方面调整现有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势在必行，这是经济所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在现有政策实施体系下很可能出现宽松的叠加，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在“紧缩叠加”与“宽松叠加”之间进行摇摆。

第四，2021-2022年是四大转型全面启动和全面叠加的年份，中长期结构性大调整将持续，与短期稳增长控风险产生冲突，如何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中寻找到新的平衡依然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就是说明年在中长期和短期之间的这种冲突会更明显。

遵循这些逻辑，报告对今年四季度经济数据预测结果如下：

1、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复苏，但受基数因素和下半年复苏势头放缓的影响，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预计四季度增速仅为3.9%，两年平均5.2%，较三季度为升，预计全年增速达到8.1%，实现6%以上的增长目标，较2020年增长速度回升5.8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1%，低于2019年增速。产出缺口依然是负的。

2、在供给端，三大产业复苏明显，第二产业复苏强劲，增加值达到8.5%，较2020年上扬5.9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5.5%，第三季度深度修复，增加值增速反弹到8.1%左右，较2020年上扬6.0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5.1%。在需求端投资消费进一步恢复，实际增速偏弱，同比增速达到5.8%和12.8%，两年平均增长4.3%和4.1%。

3、今年出口同比增长速度达到30.1%，两年平均是16.1%，顺差扩大到6400亿美金，对GDP增速大幅拉动。

4、四季度价格走势分化明显，PPI四季度有所回落，CPI会有所上扬，但总体间的喇叭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2022年的经济预测如下：

1、2022年供需两端将进一步深度修复并趋于平衡。在供给端第三产业深度修复，短板行业加快补齐缺口，增加值将达到6.5%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4.5%，消费预计分别是4.4%、6.8%。在政策再定位和政策协调再调整、“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这些因素下，经济进一步恢复，呈现出一个前低后高的运行态势，明年四季度增长速度将达到5.6%，全年可能达到5.5%左右的水平。

2、价格水平方面，明年CPI持续回升超过2%，PPI增速回落到4.0%左右，GDP平减指数将达到3.4%。2021年GDP平减指数是创新高，达到了5点多，2022年GDP平减指数将回落，但是CPI会有所上扬。

3、M2增速将稳定在8.5%左右，主要考虑到GDP平减指数3.4%，GDP增速5.5%，明年GDP名义增长速度在8.9%左右的水平，因此M2和社融的参数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些准则8.5%和10%比较恰当。同时，政府收入增长预计会下滑到4.1%，整个财政赤字率依然应该保持在3%左右的水平。

第三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主持，多位领袖经济学家毛振华、刘世锦、李扬、张军、李稻葵就今年整体经济形势发表精彩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从总趋势来看，要坚持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基本政策框架。现在，外部环境非常复杂，国内经济修复的基础仍需巩固，不管是疫情方面、结构调整方面和动能转换方面都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消费一直是没有上来，从中长期来看影响是非常大的。经济增长既要防范黑天鹅，更要防范灰犀牛，现在黑天鹅一般认为是疫情还没有走，灰犀牛就是金融风险在不断累积。

结合具体的情况，要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稳增长方面，在财政上要坚持积极有为，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一个选项。财政政策方面还是有一些空间的，主要的原则是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在消费方面的支出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消费方面刺激更大一些。从消费经验来看，明年在公共财政支出和民生方面应该要加大力度。其次，货币政策短期看还要保持稳健，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持前瞻性和连续性。

防风险方面，在当前看，我们要做好风险缓释跨周期安排，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现在主要是三个方面明显的风险：一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从全国债务总体情况看是可控的，但是从政府债务结构来看，中央政府债务比较低，地方政府债务比较高。建议把有些地方政府债务转换成国债，由国家来承担。同时，要防止地方政府在借债方面的无序扩张，在使用借来的钱方面没有达到更好的效应，在偿还债务方面没有很好的安排。二是要缓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三是房地产的问题。这是当下的重点，要防止引发系统风险。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信心基本缺失，处理这些问题，要有系统思维。告别依赖房地产的路径，要转换增长的动力，不让资本、不让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是不行的，但是扭转这个局面是需要有时间的，要做好跨周期安排。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以“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潜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题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一，解决中长期结构性矛盾，要采取跨周期的视角和策略。近期，部分房地产过度扩张，陷入困境；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导致隐性债务难以为继；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在处置这些结构性矛盾的时候，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目标和手段间的平衡。建议采取常规化、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

其二，和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更应该关注结构性潜能的增长动能。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

其三，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有效融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都是有充分的经验和理论依据的社会共识，不能因为对虚拟经济的讨论而不发展。真正的问题在于数字经济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如何与传统实体经济有效融合。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建议一是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由流通到制造。二是实体经济数字化重点要转向人工智能。三是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

其四，要推进技术和制度创新，让市场在绿色转型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下一步到底怎么实现双碳目标，建议：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应该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二是不能运动式减碳。三是减碳的指标要很讲究，不能错位。现在双碳目标确定了以后，应该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而且是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要特别重视做一些对绿色转型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比如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中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就是要普遍地建立账户，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以确定产权和责任。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对债务问题的新情况和就业形势的复杂化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不同于上世纪，本世纪以来，债务主要发生在欧美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内债外债层出不穷。这样一种新的情况使得债务的含义、债务的影响和以前完全不同。现在，债务的借与还都和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国家的国内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本世纪以来，债务不是起起伏伏，而是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以至于全球流动性泛滥。在后疫情时期，处理债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今年十月份，美联储议息会指出，从十一月份开始缩表，到2022年上半年缩表停止，至于利率如何变化没有说。但美联储缩表，大量的资金会逃出新兴经济体，成本利率等等也会上升，使得这些国家雪上加霜，这是目前我们面对的情况。所以，中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这是明年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我国的债务在过去也是在扩张的。分部门看，今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下降的很多，但因为是大家不愿意干活，企业不愿意投资、居民不愿意消费引起，这值得警惕。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下降，一是表明金融风险弱化，二是表明货币政策偏紧。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和总体杠杆率是一样的，也都在变化。今年以来也都是持平并略有下降。但是结构值得注意， 2020年底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超过日本和德国，这两个超过预示着风险。中国居民杠杆率的上升是因为按揭贷款增加，按揭贷款和另外一个心头之痛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联系密切，使得这个问题高度复杂化了。政府部门杠杆率平稳，重要的是它通过自己的收支对经济产生了刺激性影响还是收缩性影响？数字告诉我们，今年以来的财政政策消极了。另外，在总债务趋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堪忧。最后， 90%多的地方债最终都是由金融机构持有的，而且地方金融机构持有比较多，使得财政金融风险进一步互溢。

对于当下的就业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但同时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一是总人口中的青年就业的压力增大。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15.4%，是总失业率的三倍。20-24岁，即16-24岁青年中受过教育的部分，失业率是20%，是总失业率的四倍。而且，现在的失业和四十年前或者更久之前的失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值得特别关注。二是创业对就业的带动能力在趋弱。2015年创业，一个新增市场主体创造0.9个就业机会，到了去年，一个新增市场主体只能创造0.5个就业机会。三是劳动力市场面临多重失衡和供需错配的压力，这种压力基本在今年显现。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高排高耗行业、校外教培行业和房地产销售与中介行业。应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要认识到在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下，大工业化之后，小的就是好的，因为小微企业有可能是与信息化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组织形式，它们不再只是大企业的补充，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是和大企业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经济主体。零工经济以后可能会成为主体，这会极大地改变经济的面貌，改变经济学。此外，平台经济会越来越重要要认真的研究平台经济出现的必然性，它和信息经济内部的契合性，从而能够进一步找到管理好平台经济的有效路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从具体的事例出发，表明我们国家对宏观经济认识的方式、视角、所用的语言、解读的方法等离宏观经济学比较远。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很复杂了，但是中国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对经济微观上的全面干预，使得几大市场都没办法出清、协同。很多政策往往就是就事论事，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思维应该是一般均衡的思维。比如拉闸限电这种外部冲击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用模型来做动态一般均衡的研究。国内这么多年来都把宏观经济错误理解为一个增长的概念。但是我们不知道宏观经济的均衡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很多长期值不了解，比如通胀的长期值、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我们都不知道。对长期值缺乏了解的原因在于没有模型。

宏观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单一指标的改变会通过一般均衡机制对全局造成影响，但这些影响观察不出来。所以，要有结构性的模型，也就是所谓动态一般均衡的结构性模型来求均衡值。我们的央行目前没有能力把我国的宏观经济长期建立在动态一般均衡的结构模型的基础之上。所以，大家讨论宏观经济就是三驾马车，那宏观经济就变得非常简单。表面而言，货币、GDP、投资、出口基本都在掌控中，但实际而言近年来经济持续下行表明经济并没有处在一个总量上的均衡。宏观经济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研判，需要尽快摆脱现有习惯的一套过时的方式和范式，应该建立一个宏观经济动态分析模型。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比较大的风险。短期因素包括疫情、汛情、短期能源市场的中断等。但是在这些短期因素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很多长期经济运行的风险，比如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完全打造出来。明年经济运行风险因素主要是来自三大国际因素：第一，需求下降风险。美联储应对通胀的情况下会逐步收紧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直接影响，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第二，产业链重组风险。第三，低碳风险。应对这三大风险，必须要重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具体而言有两点：一是加快城镇化。中国经济目前还有10亿人口还没有迈入中等收入水平，这10亿人口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大部分是收了比较好的基础性教育的年轻人，要想方设法给他们创造一个增加收入、把他们纳入到现代经济生活轨道中的一个机制，关键还是城镇化。二是产业升级，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

其次，要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必须把政府变成任何分析当代经济活动的中心。目前，有两个突出方面。第一是城镇化的打造。政府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角色极其重要，必须要解决外来人口的激励问题，并且处理好治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第二是绿色低碳问题。从经济学本质分析，就是要政府来培育、匡正绿色低碳市场。解决低碳的问题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我们目前主要采取的限制数量，给每个部门限制一个排碳的量，有了这个量以后部门之间可以进行交易，于是形成了碳市场；另一个是确定价格。只要是用了煤就按照每一克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定一个价，然后让这个市场运转起来。相对来说，价格机制比较好。总体而言，当前经济运行的风险不容小觑，如果不加以应对的话，明年经济下滑的趋势还会延续。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匡正，必须从根本解决当前经济增长的新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尤其要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门全世界的经济学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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