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潜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世锦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2022）（总第59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412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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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决中长期发展问题需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办法

今年以来整个经济复苏进程还比较理想，但是九月份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从目前的态势特别是两年平均增速来看，第四季度增速很可能在4%以下。如果需求低迷，PPI居高不下，中下游企业利润被挤压，经济已有的风险点释放过快，经济很可能出现一种增速偏低、价格过高的类滞胀的不利局面。这个局面如果出现，不仅会影响四季度，甚至会影响到明年。所以，目前节点上的宏观政策要重视应对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解决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我认为要采取跨周期的视角和策略。近期部分房地产过度扩张，陷入困境；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导致隐性债务难以为继；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面临调整等等在处置这些结构性矛盾的时候，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目标和手段间的平衡。所以，我建议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

第一，长规划。要给出一个适当长的时间，明确目标和任务，同时也要提前给出一个明确的预期和缓冲纠错的空间。

第二，硬措施。硬措施，就是给出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市场纪律，不能动摇和退让，这也是预期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是软着陆，也就是以较小代价实现目标，不至于动摇大局。

二、关注结构性潜能

宏观政策主要是解决短期稳定和平衡的问题，对它的作用也不能高估。我认为，和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更应该关注结构性潜能的增长动能。因为中国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近些年的中速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结构性潜能。

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简单说中国是人均1万美元，发达国家多是3万美元，美国超过6万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就是我国的结构性潜能。如果一定要对中国的增长潜能做排序，我认为结构性潜能是第一位，宏观政策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

我们提出了“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高速增长打开经济动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间。经测算，这个领域所提供的经济增长潜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会占到70-80%。“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短板，我们称之为新的三大短板。“2”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个新动能，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性的动能，被欧盟称为疫后复苏的两大支柱。所以，把结构性潜能概括一下，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大翅膀赋能。

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房地产一直是一个支柱性产业。但是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几年前就出现了。旧动能在逐步降低，急需新动能补上去。因此，现在是结构性潜能框架转换时期。

三、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有效融合

谈及数字经济，特别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的概念。最近几年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针对所谓的虚拟经济的问题提出的。虚拟经济的问题首先是过度金融化，比如房地产作为投资品过度炒作，金融活动过度自我循环。

还有一种情况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有些人认为它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电商平台发展挤垮了大量的商铺，造成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那是不是可以由此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呢？显然不是。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都有充分的经验和理论依据的社会共识。真正的问题在于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技术如何与传统实体经济有效融合。

金融和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比如过度金融化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它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再分配社会财富。互联网平台中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也有类似的特点。从生产力的标准来讲，需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在一些行业，比如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迅速发展。这些行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数字技术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特点，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仅仅是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的生产。事实上传统的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再增加供给也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竞争力已经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的新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一个真实的挑战是，实现转型，把传统实体经济怎样转向数字化赋能以后生产力提升的新实体经济。

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的是制造业很重要，是立国之本，比重必须要保持在一定标准之上。另一种说服务业比重上升符合经济结构转型的规律，中国已经到了服务业为主发展的阶段。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难免有所掣肘。如果由表及里，则不难发现，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支撑。服务业，尤其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商务服务等，最初大量都是包含在制造业之中的。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采取了外包服务等业态，被划入服务业领地。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融合，相互高度依赖。一个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发达，通常相对应的就是高水准的制造业。相反，如果生产性服务业落后，发展高水准制造业也是一厢情愿。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议题是，把制造业和为之直接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加总起来进行观察分析，相应地提出一个“制造和相关服务业”的统计概念，这样才能客观全面科学地看待和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关于数字化实体经济，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从流通到制造。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发、社交媒体的领域，以面向个体为主。或者说，集中于产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到达消费者的领域。下一步，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是序幕的话，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也才能实质性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第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打一个不大贴切的比喻，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互联网相当于通道，5G技术是其中的高铁，大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而人工智能则是机器设备。其他技术主要是产生、运送、储存、连接数据，而人工智能则是用数据生产出信息量更大、更有价值的数据。电商、社交媒体平台等初期主要是数据连接的产物。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驾驶、算法推荐等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显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能。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的应用，既可以表现为对生产能力配置的优化，也可以体现在对宏观经济、行业和具体产品市场运行的实时感知和预测决策，从而显著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第三，实体经济数字化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把注意力放到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引导预期等方面，对具体技术路线不必过多干预，更多由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进程来解决。监管要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平衡好与创新的关系。

四、推进技术和制度创新，让市场在绿色转型中起决定性作用

绿色转型，是不能动摇、必须实现的目标。但是最近PPI大幅上升，初期判断主要是供求关系短期不平衡，基本面因素和供求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涨一段时间就会落下来。但现在看来上涨的时间在明显拉长，主要的因素已经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比如刚才大家谈到煤荒电荒，部分行业和地区一度出现拉闸限电停工停产等情况。在双碳目标起步阶段出现这些情况，既要考虑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还要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涉及到下一步到底怎么实现双碳目标，我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应该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这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区别。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污染问题基本解决，所以主要是碳减排的问题。刚才讲到的几个方面我们都要抓，而且都要硬，不可偏废。

二是不能运动式减碳。要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是用绿色的技术替代传统的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产速度和减少生产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过去讲破旧立新，是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在这次绿色转型中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能去，这也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所以，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是适得其反。

三是减碳的指标要很讲究，不能错位。实物量的指标，特别是实物量的数量指标，某个行业的产量包括能耗这类投入品的数量，如果把它作为或者实际上成为一种宏观考核和监管的指标，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这也是过去为什么要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还是要慎用少用行政性办法，多用经济性市场性办法，比如放开煤炭价格的办法更有利于企业以内在的动力节能减排。

除此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在绿色发展中市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市场要不要、能不能在绿色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但目前客观来讲还不具备条件。但是我认为过去绿色转型可能还是配角的时候，也可以用过去的办法来做。但在双碳目标确定了以后，中国全面绿色转型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应该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而且是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要特别重视做一些对绿色转型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比如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普遍地建立账户，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以确定产权和责任。建立账户首先要做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无论是用行政性的办法还是市场性的办法，前期都要把账算清楚。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再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形成包括碳减排、常规污染物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四位一体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企业、个人在内的绿色责任账户，这样才能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所以，通过账户落实了产权和责任，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应该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使绿色转型能有一个扎实有效的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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