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生：“双碳”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张永生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张永生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41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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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碳”目标更多的是会促进经济增长

 “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现在大家讨论“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更多的是强调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实际上，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看，我们更多的应该讨论，如何让“双碳”目标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1、“双碳”目标究竟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还是动力，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

第一，简单地说，“双碳”目标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成为阻力还是动力，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如果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后建立的高排放、高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模式，即“挖煤开矿办工厂”，那“双碳”无疑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果是在绿色转型模式下，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商业模式、企业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都不一样，“双碳”目标和增长之间就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现在我们处在新旧模式的转型期，如果站在旧的模式往后看“双碳”，看到的就是挑战和阻力；如果站在新的模式往前看，看到的就是机遇和动力。

实际上，中国对于保护环境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于减排和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早就不再是过去那种相互冲突的关系。最开始，中国的确将“减排”当作经济增长的负担。因为生产需要投入能源，尤其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而制造业大都是高能耗。这种情况下减碳，就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减少产量，也就是影响经济增长；二是增加生产成本。这两个结果，“双碳”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因此，在这个模式下，每个国家都将碳排放当作所谓的发展权，希望他国多减，自己少减。

十八大以后，中国在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上有了根本转变，从过去“要我减”到“我要减”。“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背后的原因是，过去的传统发展方式遇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中国经济必须实行绿色转型。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福祉。传统发展模式不仅带来不可持续的环境危机，还带来发展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新发展理念、美好生活概念的提出，以及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实质是回归发展的根本目的。相应地，满足美好生活的发展内容就会发生变化，与之相应的资源概念也会变化。由于不同资源的技术特性不一样，相应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都会不同。

一旦这种绿色转型发生，环境和发展之间就有可能成为相互促进的关系。举个例子，在传统的汽油车和加油站的经济结构下，如果减少排放，就要减少化石能源，经济就会收缩。但是，在新的电动车和充电桩结构下，减排就会加速推动电动车和充电桩的发展，大量新的分工链条就会出现。这样，减排就成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有可能驱动经济从一个旧的结构向更有竞争力的新结构跳跃，带来整个发展范式的变化。因此，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下，“双碳”目标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双碳”，认识也会不一样。

2、“双碳”问题不只是狭义的能源问题，而是全球范围的发展范式转型

“双碳”问题不只是能源问题，更是发展范式转变问题；碳中和不只是中国的行动，而是全球范围的共识与行动。迄今为止，已有130多个国家承诺“碳中和”。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和经济体量，占了全球75%左右。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承诺碳中和？不仅是因为气候危机越来越被重视，而且更多的是大家看到减排背后巨大的机遇。过去十年，新能源成本和电动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这130个国家中，约70%是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发展中国家承诺“碳中和”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下，发展必须建立在碳排放的基础上，碳排放空间被视为发展空间。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正在成为历史，人类必须面向未来。

同发展范式的转变相适应，研究范式其实也要发生深刻转变。过去传统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正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在传统发展理论和发展思维下，往往看不到“双碳”背后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以及转变带来的巨大增长机遇。就像用传统农业时代的思维没法理解工业时代的经济现象一样，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也没法理解绿色发展时代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及其机遇。

什么是发展范式转变呢？举个形象的例子，人吃饱喝足后，需求就会下降。这时候要维持经济增长，有几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让人们吃更多，吃胖、吃出病，然后再去减肥治病。这个“折腾”的过程，会不断产生GDP。第二个途径是通过各种推销、创新来激发人们的欲望，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这其中的大部分欲望，确实是提高人们福祉的，但相当一部分欲望，对提高人们的福祉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副作用。第三个途径，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即在吃饱喝足以后，将物质之外的精神文化等服务需求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3、跳出标准经济学理解“双碳”问题

很不幸，现代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往第一条道路上走。背后的原因，同经济学的局限有关。目前标准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通常并不将环境问题纳入分析框架，甚至不少经济学家都不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或不可持续问题是一个真问题，相信市场会自动解决不可持续问题。总之，标准经济学更多的只是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应用领域，当作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边缘学科。实际上，标准经济学很难用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维来解决环境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从经济环境危机出发，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包括价值理论和分析的视野。

宏观经济学基本不怎么考虑环境问题，更多的只是考虑如何不加区分地促进投资、促进消费、刺激出口等，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这个宏观经济学的天敌，同时小心翼翼地不引起通货膨胀。现阶段，宏观经济分析之所以这么关心“双碳”问题，并不是因为宏观经济学突然开始关心环境问题，而是因为“双碳”看起来好像要影响经济增长这个宏观经济学的首要目标。

宏观经济学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诞生时，就是试图在不改变发展模式的条件下如何刺激有效需求，以使经济走出危机。实际上，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早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初就已遭遇。比如，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幅提升，但农业社会人们养成了节俭的消费习惯，并且人们对物质消费也有生理限度。这样的话，工业大生产就缺乏市场支撑，经济就难以持续增长。在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就需要改变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将过去“节俭的人们”变成“饥饿的消费动物”，以刺激经济持续增长。消费主义就在这个背景下兴起，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石。因此，大规模的社会心理和消费偏好的转变，恰恰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标准经济学又是在偏好给定条件下进行经济分析。这个早期阶段，通过消费主义解决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基本上靠的还是市场手段。

但是，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不再只是靠市场手段，更是依靠政府力量的大规模干预。凯恩斯将需求不足归结于三大心理定律。解决方法就是不断地刺激投资和消费，靠政府的力量扩大有效需求。这就好比是，我们吃饱喝足以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做更健康的运动和丰富的文化生活，另一条路是“吃胖吃病-治病减肥”这样恶性循环。在我看来，凯恩斯的做法，更多的是将整个人类经济带入“吃胖减肥、吃病治病”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所谓的现代经济活动，本质上都是凯恩斯意义上的“挖沟填沟”活动。我们现在要转型，实际是要从发展理念、发展内容上进行全面的转型，不只是像过去1980年代就开始讲的发展方式转型，更多的是讲所谓微笑曲线、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而是要在全面新发展理念下进行转型。

4、“双碳”是否影响经济增长

我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十八大以后，中国在环境问题上采取了前所未有严厉的态度，包括污染攻坚战，但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并没有因为环境而影响。尤其今年虽然整个经济是往下走，但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

如果我们对今年拉闸限电的原因做具体深入的了解就会发现，拉闸限电同能源“双控”基本无关，同“双碳”目标也基本无关，不能想当然地将缺电缺煤归因于“双碳”和“双控”。今年一些地方的拉闸限电，并不是因为有电不让用，而煤炭尤其表外去产能早在“双碳”目标提出之前的2016年就已大力实施。

相反，同“双碳”相关的新经济，比如电动车、新能源，在中国都出现井喷式增长，说明“双碳”信号发出以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预期，而这种预期往往会自我实现。汽车的例子，就完美地诠释了应该如何看待“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汽车销售总量下降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逆势上涨，2021年1-11月份产销300万辆，全年销量约为2020年的3倍。从汽车的例子可以看出，走传统汽车发展道路，需求会越来越小；走新能源汽车道路，需求会越来越大。但是，如果站在传统汽车角度，就会觉得“双碳”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在新能源、智能电动车等领域，中国在世界上居于第一方阵，甚至还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双碳”是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换道超车的重大战略机遇。

另一方面，增长实际是要从过去基于物质资源的增长模式，转变到更多基于无形资源投入的增长模式，比如知识、文化、环境、体验、个性化消费、技术等。这些无形资源投入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为零。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要有所谓的递增报酬，即一个单位的投入带来超过一个单位的产出。如果经济增长从过去高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转变到更多依赖上述无形资源的投入，则就会出现新的递增报酬现象。因此，绿色转型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这个过程根本上取决于发展理念和商业模式的转变。如果商业思维和商业模式还停留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发展理念还是在传统工业时代的“挖煤开矿办工厂”的理念，那就无法认识到“双碳”的重大意义，以及“双碳”背后的巨大机遇，只会认为减排是经济增长的阻碍。

5、回到经济发展的初心

最后，我们要回到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即增长的目的是什么？GDP只是手段，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祉。过去传统发展模式并没有相应地，至少没有像GDP数字表现的那样提高人的福祉。如果考虑到传统发展模式各种外部成本、隐性成本、长期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非市场化的福祉损失，这种唯GDP导向的增长，只是把人作为工具化的产物来看待，或者是为了追求好看的目标的结果，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现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过去GDP导向的发展，转向福祉导向的发展，即所谓“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

如果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GDP增长本身倒不是太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GDP中相当部分内容，是在往“吃多吃病、减肥治病”的恶性循环上走，进而带来了福祉和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因此，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需要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以及相应的研究范式的转变。

二、 “双碳”战略方向与背后的风险

前面谈了“双碳”对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下面谈一下“双碳”的风险，以及如何通过双碳目标催生新需求、新产业。

第一，在推进新产业、新需求，拉动新投资时，首先要明确减碳的战略方向是什么。如果方向不对，那催生的新产业和投资越多，可能问题就越大。在碳中和上，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个方向是“高碳经济+高中和”。也就是，还是基本沿袭现在的高碳排放经济，但更多的寄希望于技术的突破。比如，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通过CCUS等技术突破去捕获碳，最终实现碳中和。另外一个方向是“低碳经济+低中和”。也就是，从根本上转变现在的高碳经济，最后难以减掉的一小部分碳排放，才通过CCUS和碳汇等手段进行中和。如果未来整个世界经济的主流发展方向是往低碳经济走的话，那些走“高碳经济+高中和”方向的经济体，虽然可能有高超的CCUS技术，其经济结构却会被锁定在一个夕阳产业的路径上。这个是“双碳”要避免的战略风险。

第二，我们在刺激新的投资需求时，必须对“双碳”相关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简单来说会有几方面的风险。一是欲速则不达。能源转型不只是简单地填补能源总需求和新能源供给之间缺口的问题。如果新能源增长太快，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和基于化石能源的经济体系（包括政府税收、就业等）转型跟不上会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这就像“休克疗法”的后果一样。所以，中央提出要“先立后破”。二是新能源不稳定会带来风险，要通过储能技术突破、储能商业模式、电网技术、电价改革、煤电和新能源配比等措施来解决。三是供应链风险。在过去，全球分工的风险是靠市场机制（比如遵守企业间的契约），以及多边贸易机制来解决。现在由于大国竞争，出现了“贸易战”“卡脖子”， 过去有效的全球市场规则和国际贸易秩序，不时被以“公平贸易”“人权”“国家安全”等借口破坏，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分工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提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原因。四是能源消费总量问题。未来中国能源消费曲线怎么走，是很关键的问题。新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背后都有大量的资源消耗、生态环境问题。如果不改变过去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仅仅将化石能源替换成新能源，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这是为什么即使今后新能源再廉价，也必须要严格控制总能源消费的原因。中国的总能源消费，不能走欧美的高消费路径。五是从碳基的能源转型到金属密集的能源，对关键金属矿物的需求会大幅飙升，由此带来很多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六是“双碳”会带来大量资产的重新定价。比如“双碳”目标出来以后，传统汽车的市价就会下跌，新能源汽车大幅度上涨，这会带来整个政府部门、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大幅度调整，里面就有隐含着大量风险，如此等等。

第三，如何理解新的投资需求。以汽车为例，燃油车转到电动车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视角或“两个替代”，即不是“用电动机替代内燃机，用自动驾驶替代司机”这么简单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汽车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并衍生出一个新的产业生态体系。绿色证据和行动之间，是“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依赖关系。没有行动就没有绿色证据，没有绿色证据就没有行动。只要采取行动，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出来，背后会带动产业链的变化、商业模式的变化，整个市场结构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是市场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比如出台严格的环境规制、提供公共产品、新型基础设施，等等。

总结

我们讨论“双碳”问题时，一定要明确“双碳”目标是一个战略目标，确实会有短期的乱像或各种各样的问题。过去一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后，从全国开始积极响应到不断地试错，不断地纠偏，最后到中央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1+N”政策体系，标志着整个“双碳”工作经过摸索以后走向了正轨。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认识问题，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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