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勇：世界经济可能重演20世纪80年代初的故事

作者范志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字数：177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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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集体爆发通货膨胀。无论是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还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都出现了快速上涨。少有的例外可能要算是日本了。面对着接近40年未曾出现的通货膨胀“罕见病”，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时手足无措。

一方面实体经济迟迟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状态；另一方面是屡创新高的通货膨胀率。根据3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2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7.9%，创下该指标40年来的新高。欧洲地区的情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欧元区2月份CPI的同比增长率也达到5.8%。欧洲央行也将2022年通胀预期上调至5.1%，而此前预期为3.2%。

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又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始于特朗普时代的全球生产网络重整本就会造成结构性价格上升，不幸遭遇了疫情之后的超级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成为引发全面通货膨胀的导火索。疫情冲击下生产网络的碎片化、港口运输的阻塞以及劳动市场的扭曲等，又进一步强化了扩张政策的通胀效应。在“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供给冲击”一轮轮恶性循环下，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终于走到了今天的地步。

无论通货膨胀的导火索是什么，关于构成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和应对通货膨胀的必须措施，经济学家仍然有基本的共识。弗里德曼“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这句断言的本意是说，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必然以超额货币供给为基础。如果没有超额货币供给，是不会形成通货膨胀的。

在20世纪70年代接连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中，多数人注意到石油禁运造成的供给减少，却没有意识到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前，“尼克松冲击”和“卡特冲击”造成的全球流动性泛滥。相反，如果没有充足的货币，即便是供给冲击也不一定引发通货膨胀。这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没有引发石油危机和全球大通胀。作为参战的双方，无论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出口国，败迹已露的伊拉克甚至点燃了科威特境内的众多油井。但是石油价格仅仅经过几个月后就恢复到正常水平，甚至单从年度平均油价变化来看，很难想象当年曾经在全球石油主要输出地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整个80年代前半期美国紧缩的货币政策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将全球流动性吸回美国。没有了流动性，就像缺少了燃料的火炬，仅靠火星是无法燃起熊熊大火的。

鲍威尔的经历再次证明试图在高经济与高通胀之间走钢丝是极其危险的。2020年8月“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意在为推迟货币政策调整争取时间。然而，美国供给体系特别是运输体系的约束超出了货币当局的预期，供给非但没有如预期得到修复，总需求的扩张却已无可挽回。这是导致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屡创新高的重要原因。

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经济学家也早有共识。紧缩的货币政策是治理通货膨胀的特效药。然而良药苦口，紧缩的货币政策少不得带来严重的经济衰退，如同保罗沃尔克时代的美国经济。一方面，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已达近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货币政策转向已成定局，不同的是一年加息两次还是三次的问题。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可能加速货币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赤字率和政府债务屡创新高，财政扩张也是强弩之末。综合分析，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整个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可能出现如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状态。彼时美国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超过14%。为应对高通胀，美联储采取了超级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付出了严重经济衰退的代价。

可以预期，在发达国家通货膨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全球整体的政策取向，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偏紧的。紧缩政策不仅会造成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衰退风险上升，政策转向整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利的。受疫情影响，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增长。发达国家政策收缩对我国进一步扩大出口显然会造成不利影响。除此之外，发达国家政策转向也会使众多高债务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直接冲击，引发二次金融危机的风险。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更加审慎地制定宏观政策。国内政策方面，应更加积极有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赤字水平也整体可控，无论是政策空间和是政策可行性本身，都为我国进一步采取扩张型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政策方面，尽量降低国际资产风险曝露，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减少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的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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