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中小企业要抓住经济复苏机会完成转型升级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9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422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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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产业新动能，推进“个转企”“小升规”“规做精”“优上市”，多地加大市场主体梯度培育力度。

广东省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大“小升规”支持力度。各城市中，深圳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商事主体50万户，新增“个转企”2500家、“小升规”工业企业200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0家，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0家以上，新培育“独角兽”企业5家。

稍早前，工信部于2019、2020、2021年认定并发布了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计4762家。

深圳作为全国“商事主体第一城”，市场主体对深圳的意义非凡。深圳今年陆续出台“纾困解难30条”“稳增长30条”减轻企业负担；“培育壮大市场主体30条”扩容提质现有市场主体。深圳也提出，到2025年市场主体总量突破460万家，企业超过320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600家，独角兽企业新增20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突破600家。

为实现上述目标，深圳已陆续发布多项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包括提出构建市场主体梯度培育机制，以及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的思路构建中小企业的产业生态等。

稳经济大盘：保中小企业是重要抓手

南方财经：今年以来，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很多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结合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政府部门如此关注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目前除面临传统的三大下行压力外，近期反复的疫情、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深度下滑的房地产市场，在新旧压力相互叠加下，经济面临重压。这也是为何国家在近期推出了一揽子稳增长政策，并持续加码“六稳六保”政策。

在这一系列政策里，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而中小企业又是中国市场主体里的核心。因此，保中小企业是稳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抓手。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我国企业具有“56789”的典型特征，即中小企业贡献50%以上的税收，创造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占据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因此，只有稳住了中小企业，才能防止大面积失业现象出现，保证普通家庭在没有失业的状况下可以进行正常消费，完成经济的循环。

正是因为充分意识到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近期从中央到各地政府正陆续出台一系列稳中小企业的政策，为的就是稳住宏观经济的底线。

抓住复苏机会：中小企业抓紧完成转型升级

南方财经：深圳今年陆续推出了多项稳中小企业的政策，同时还强调对现有中小微企业“提质”，对已上市企业队伍“扩容”，这背后有何深意？

刘元春：中国中小微企业正面临着两大困局，其一是生存空间不足；其二是在这种超级竞争压力下，生存能力不足。因此，想要中小微企业发展好，就要想办法改变现状。

第一，要提升的是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依照之前调研，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的治理体系，实际上还停留在传统家族企业合伙制的基础上，并没有形成一种规范化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因此，国家要对此进行提升。

第二，由于大量的小微企业是从工商个体户转变而来，因此这部分中小企业在人才状况上是一个短板。除了企业家自身的素养需要提升以外，还要解决企业聘用人才、重视人才、留住人才的问题。而这一系列的问题又进一步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性，使得企业数量上看似大，但实则创新力不足。最终导致在既有市场总量上“分馅饼”，而不是通过创新拓展市场，做大“馅饼”。

此外，在竞争压力下，小企业容易出现夭折。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规模不能过度停留在个体工商户和小微的阶段，在企业的规模上一定要有所提升。

尤其是在遭遇疫情之后，大量中小企业正在经历疫后重生阶段。这个重生不是一轮简单的复苏，而是要抓住机会完成转型升级。但在转型升级的过程，单靠中小企业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因此必须借由国家在战略上给出指引，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保主体的同时，化危为机，完成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因此，今年深圳采取对中小企业“提质”的多个政策非常切合时宜。

梯度培育：考验政府甄别专精特新企业的能力

南方财经：今年深圳推行对企业“全链条培育机制”，把企业梯队划为“个转企”“小升规”“规做精”“优上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六个大类，梯度培育扶持中小微企业。整个政策执行起来的重点难点在哪里？

刘元春：全链条机制讲求针对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手段，从而形成不同的环境来扶持它们的生长。

对于小微初创企业（“个转企”阶段），关注重点将是如何减少它的进入门槛。待企业经营到一定程度则进入到“小升规”阶段，将要求企业在专业上有所凸显，因而要重点培养其“专”的方向。这个时候，政府可通过对企业主聘请的相应人才进行税收补贴，鼓励企业引入专业人才。同时，还可为企业家提供相关培训课程，提升他们的整体格局。

待企业进入专精特新队伍之后（“规做精”阶段），对企业的要求更进一步，不仅要专注于某一个行业，而且要有一定的市场引领力和创新力，从而促使企业再往上走入独角兽的阶段。

进入独角兽阶段后，市场对企业的治理体系、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再度提出更高的标准，因此必须要进行全面大幅度提升，促使企业进一步演化成大中型企业，最终走向上市。

上述过程虽然在理论和逻辑上非常合理，可在现实执行的过程中，政府首先要在企业的分类上有很好的甄别能力。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技术特性，出台相应差异化的标准。这在政策操控上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非常考验各地政府在增进市场过程中的能力。

南方财经：在这六个阶段的发展中，政府需要重点甄别出哪类企业？

刘元春：实际上，大量中小企业都停留在“不专、不精、不特”的阶段，也就是说，它们大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企业，通过日常的买卖和交易，完成一种市场获益行为，甚至对不少工商个体户而言，只要存在就是一种胜利。而真正从企业主变成企业家，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在成为专精特新企业之前，企业需要在市场上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即大量企业高频率进出市场。这是一个正常且必要的过程，政府应让市场充分发挥自由的筛选机制，让企业充分自由地进出市场。（注：2021年3月，深圳颁布全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今年5月，深圳发布全国首个规范个人破产申请指引《加强个人破产申请与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

当市场完成筛选后，剩下具有潜力的企业则需要政府扶持。这时政府要对企业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出能够转换成专精特新的企业进行相应的培育。在筛选培育中，政府若是采取点对点扶持，将会造成管理成本无穷大。最好的做法是借由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打造出一套数字管理体系，建立起相应的中小微数字化平台，及时让有潜力的企业走向规范化、创新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之路。（注：深圳市已建立一站式市场主体培育和服务平台——“深i企”，并在2年多时间突破200万家注册商事主体用户）

顺应规则：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南方财经：除了政府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赋能政府的治理能力，深圳政府还鼓励“大企业帮扶小企业”的发展模式。企业和政府作为不同的主体，在实施帮扶计划的侧重点有何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

刘元春：从传统来讲，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联通关键在于供应链。但通过供应链完成的企业帮扶更像是一种市场交换行为，讲求社会信用和契约关系。也就是说，大企业通过订单与小企业达成利益共享，从而一定程度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另一种则是，大企业通过将创新外包的方式，先让小企业去开拓市场，之后再对具有创新性的企业进行并购，有时甚至是一种“掐尖式”的并购。虽然大企业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和共生模式，帮助小企业度过最艰难的融资阶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金融中VC/PE风投机构已突破了传统融资难的瓶颈，解决了部分企业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关系不应简单理解为大企业代由政府实施扶持计划；政府在关键时期、关键环节上，也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给大企业。在发达经济体中，政府和大企业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互配合的。大企业帮扶小企业要坚守市场的原则，即遵循共享、共生、共赢的理念，这样方能持久；政府帮扶中小企业，要在顺应市场规则的基础上，利用看得见手的优势来进行相应的补贴。

促内生：注重提升企业家的素质

南方财经：在帮扶的例子上，可以看出政府和企业有着不同的立场。在企业升级这件事情上，企业主和政府也存在不同的视角。不少地方政府会通过给予奖励的方法，鼓励企业完成升级。但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吗？

刘元春：政府对企业有税收上的目标、GDP上的目标、经济和社会稳定等多元目标。但对于企业而言，完成“小升规”以后，它的社会责任、监管体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让政府和企业双方目标达成一致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在这其中，政府尤其要坚守底线，不能为了满足企业家的诉求，而在优惠政策上放松底线。例如：只要小企业愿意升级到规模以上，就给它们发大量的钱。这样做不仅伤害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同时对其他已经完成升级的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政府对于企业的帮扶，一定是基于帮助它们克服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更好的做法是，政府加大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注重提升企业家的素质，尤其是那些进入专精特新，最终有望走向公开上市的企业。同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升企业的治理体系和管理水平，从而达到对企业内在的动力和配置能力进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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