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二宝：香港经济新定位，优先“国家所需”，善用“香港所长”

曹二宝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曹二宝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3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1424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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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25年来，经历了无论是经济、金融，还是政治风波，“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都展现得非常鲜明。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确如国家领导人说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内地各城市都难以比拟和替代的”。习近平用了更肯定的语言：“不可替代”。这里我谈三点思考。

一、聚焦：“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精准结合

香港经济不是地方经济，也不是区域经济，更不是独立经济体。它的经济定位，就不能只考虑香港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将它比对广东省、上海市等地方经济，或者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经济，而应该是“一国两制”下的“国之重器”。“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内地或大陆（邓小平称为“国家主体”）实行“一制”，香港实行与国家主体完全不同的“另一制”。这就是内地任何地方如广东省、上海市等，或任何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同香港都没法比拟的，准确说没有可比性。所以，思考香港经济新定位，就需聚焦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上来。

1、“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的最大亮点

首先要清晰地看到，香港回归25年来，“一国两制”实践成功的最大亮点是什么？主要是三个：

1）自由港。全世界自由港130多个，最成功4个，亚洲2个，其中一个是香港。

2）单独关税区（非主权地区有主权国家的海关税收政策）。这是WTO框架下的创造，全世界只有4个，中国就占了3个：香港、澳门和台湾，最成功香港。

以上两个最大亮点，就是史称“十二条”的中央解决香港问题基本方针政策（1983年4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其中第六条的重要内容。

3）第三个亮点，是香港三个传统优势，即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简称“三大中心”），得到了保持和巩固；期间又形成和发展出了八个新定位。

2、“三大中心”由中央提出和保障至今；八个新定位由国家规划“港澳专章”陆续提出和支持发展

1）“三大中心”也是“十二条”首次提出的，至今快40年了。其中有28年半，一直是香港经济定位的唯一表述或“标配”，大家耳熟能详。

这28年半包括：中英谈判2年半（1982年9月-1984年12月）：“三大中心”见之于“十二条”（1983年4月）和阐明“十二条”的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9月草签、12月签署、1985年5月生效）；香港过渡时期前半段5年（1985年5月-1990年4月）：“三大中心”见之于保障“十二条”实施的香港基本法（1990年4月）；过渡时期后半段7年（1990年4月-1997年6月）：“三大中心”见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委会和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文件；香港回归最初14年（1997年7月-2011年3月）：“三大中心”见之于“九五”、“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

2）“九五”开始提及港澳，因为香港回归在即（1996年3月），但香港的经济定位，回归后连续3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仍是“三大中心”。最大的变化始于“十二五”（2011年3月），就是香港回归14年前夕，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开始为港澳设立“专章”，香港经济就有了“三大中心”以外的新定位。

这同之前的“十一五”（2016年3月）“计划”改为“规划”密切关联，又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几乎同步。前溯10年，即2001年12月，香港回归4年半时，中国加入了WTO；自那时以来20年，中国创造了习近平称为具有“长期、平稳、快速”三个特点的经济奇迹，GDP增速，曾经长期是两位数。这期间香港在做什么？不是所谓“搭车”或“不搭车”，还是习近平的说法符合实际，就是他的“七一”香港讲话说的：“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从未缺席”；他特别提到祖国创造上述经济奇迹的过程中，香港“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不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回归25年以来香港形成了规模和优势，国家从“十二五”起陆续承认和支持的“八大新定位”。

3）国家规划设立“港澳专章”，是“维护‘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的有机结合。“十二五”起，国家就开始将港澳的经济蓝图，同国家主体的经济规划分开来擘画。完全符合十八大的提法：“要把维护‘一国’原则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不得偏废。”实际是对“一国”之内分行“两制”的两个密联经济体，按照“尊重‘两制’差异”，来分别谋划各自的经济发展。就是说，国家规划经济发展时，由于港澳与国家主体分行“两制”，就不搞“全国一盘棋”了。再说一遍，香港经济不是上海、广东等地方经济，也不是珠三角或长三角等区域经济，这些地方或区域经济都是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香港经济则是同国家主体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香港与国家主体毕竟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地经济发展的任务、目标完全不一样（如GDP，向为国家主体和其内每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就不是香港的经济发展目标），确有必要分开谋划。

实际上，“八二宪法”（1982年12月颁布）就已经确定了中国国体一个巨大变化：从“一国一制”变成“一国两制”。随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基本法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大同”莫过于“一国”，“大异”也莫过于“两制”。国家规划设立“港澳专章”，是尊重“一国”之内“两制”差异的一次重大调整和成功实践，香港经济的“八大新定位”得以陆续提出。

“十二五”在“港澳专章”首次提出“三大中心”以外的“一个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十三五”（2016年3月），“港澳专章”又提出了“一个枢纽，一个中心”；“十四五”（2021年3月）的港澳专章，一口气提出了“一个枢纽，四个中心”。香港经济新定位，就可从这八大新定位切入，加上三个传统优势即“三大中心”，共11个定位，都是“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之所在。

3、香港经济八大新定位（兼谈三大传统优势）

定位香港经济，优先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需要。香港自身发展需要，不是定位香港经济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说，对香港经济的定位，一定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它必须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又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首提的“善用‘两制’之利”中，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利”；只有这一“利”才有所谓“香港所长”，香港对国家的战略价值就在这里。邓小平反复强调，国家主体即内地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上海浦东和深圳必须做“改革姓‘社’不姓‘资’的标兵”（“标兵”与“先行示范区”同义，今日深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定位“先行示范区”）。正因为内地任何地方都不许搞资本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不是一段时间，而是几十年、成百年”（邓小平语），就彰显了“香港所长”。国家需要保留香港这么一个跟世界经济、国际市场“同轨”的小地方，助力国家同世界或国际“接轨”。

国家规划“港澳专章”对香港经济的定位，和对国家主体的经济规划不一样：不是一旦写入规划，就由国家或地方立项、马上投入建设，而是对香港自身已经形成的规模和优势，“港澳专章”只有四个字：“支持”、“发展”。当然，“支持”、“发展”不是说说，必须落实处、见实效。这又显示出“两制”在制定规划上的不同特点：对香港经济的定位，国家不是“重整旗鼓另开张”，而是支持它、发展它，因为它已经有了规模和优势。

1）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这是国家对香港的首个文化定位，因是“一带一路”建设“民心通”的国际平台，国家就采纳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建议，将这个中心写入了确定香港经济定位的“十四五”的“港澳专章”。而且用词非常精准：“支持香港发展”它，而不是重新建设它。因为香港早在2003年起就着手打造，现已有了4个“国际艺文交流”平台：

一是每年4月“香港国际影视展”，早已超过戛纳和洛杉矶，是世界最大影视交易融资市场。二是“香港巴塞尔艺展会”，当代世界顶尖视觉艺术的“巴塞尔艺展会”，在瑞士以外唯一的展销市场，齐聚全球最大艺术品拍卖行，场地占有率和成交额屡创记录。以上两“展”因新冠疫情暂时停办了2年或3年。三是“亚洲内容产业（类似内地“文化产业”：影视戏剧动漫音乐游戏绘画等）峰会”，期间有年度“亚洲电影大奖”。四是“西九龙娱乐文艺区”（简称“西九文化区”），集文化艺术娱乐消费旅游休闲于一体，是目前世界少有的超大型文化建筑群。

国家对港澳的文化政策分别是“中西合璧”、“中西荟萃”；内地文化建设则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香港在海外有两个“文化圈”：“粤语文化圈”和“华语文化圈”。

2）国际航空枢纽。也是香港自己形成了优势，现在国家承认它、支持它、发展它。按照基本法授予香港的自主航空权：凡是不经停或不往返中国内地的所有国际航线，香港都可以独立自主地去跟国际航空伙伴进行谈判、签署协议。迄今香港已签署了67个航空民用运输协议：120家各国航司客货航班，每周起降4000架次，往返全球220多航点；5小时飞行圈，覆盖了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和数十个主要城市。香港国际机场，已是全球第一航空货运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一多层式航空货物处理设施（“超级一号货站”）；它与各国际机场的连通性深度，排名全球第二。

即使“修例风波”期间，香港机场的客运量仍是7000多万人次、飞机起降42万架次。新冠疫情期间，因全球航司暂停客运，香港机场客运量一度下降了97%，但这期间，它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关停的国际航空机场，货运量仍是亚洲第一。特别是今年5月第三条跑道（港称“三跑”）建成后，预计到2035年，香港机场客运量将达1.2亿人次，货运量将到1000万吨。

最近振奋香港的一件事，就是特区政府决定，9月26日起“海外通关”先于“内地通关”：对国外和内地出入境香港，实施不同的防疫政策；比人们预期的还果断：海外通关不是“0+7”而是“0+3”。就是停止了自2020年疫情初起，实施了2年半的入境强制隔离，只需“居家隔离”即“医学监察”；“家隔”时限又超过人们预期，不是7天而是3天，还取消了各国来港航司登机前的“核酸检测”但需做“抗原自测”！

之前所有外国航司，一度因香港入境防疫政策，宣布停航香港；预计香港“海外通关”防疫政策上述调整，各国航司将大面积恢复香港航线。非常利好香港经济的两大国际盛事：“国际金融投资领袖峰会”（全球100多家重要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200多金融界翘楚）和国际“七人橄榄球”赛（3日赛事可带给香港4亿港元直接收入），有望如期于11月上旬在港举行。

香港特区政府说它的“海外通关”优于“内地通关”政策，根据就是香港有两个“显著优势”：不仅“背靠祖国”，而且“联通世界”。这是“七一”香港讲话的名句，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香港是所有中国城市中最国际化的。香港医院及卫生局长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内地通关是家庭，海外通关是事业”。

3）国际金融中心。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香港这个传统优势是否已被新加坡取代？有数据显示：香港的防疫政策，影响了它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首次名落新加坡之后。相信香港调整了海外出入境的防疫政策，情况会有改变：新加坡代替不了香港。

“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期间，香港银行资本充足率亚洲最高，资产值是本港GDP的7.5倍；流动资金率，覆盖了国际监管标准160％；不良资产率只是新加坡的50％。港币是美元唯一有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联系汇率制运行正常，浮动区间稳定。香港证卷市场，高深度、高流动性、高效率，总市值是本港GDP的10倍。

特别是“修例风波”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0.7%直接流向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外国直接投资中国（FDI）的69.7%，从香港进入内地。进出中国内地的中外资本这两个70％，香港的接盘手或操盘手，主要是强烈要求“海外通关”的3600家跨国公司驻香港的全球或地区总部和办事处。

香港特区政府优于“内地通关”而先放开“海外通关”，就是着眼于这两个70%，这是国家的巨大发展利益。再次证明，特区政府做出这个决定以为根据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是香港的显著优势”（“七一”香港讲话），特别是讲话支持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同当年毛泽东决定解放全国不解放香港，邓小平决定收回香港不改变原有制度一样，都是国家所需，都是为了国家最大利益。

也不能把香港仅仅看作中外资本进出中国内地的桥梁，它本身就是一个消化吸收外来投资的全球巨大阵地。香港引入外国直接投资额，至今仍居全球第三，仅低于美英，而且没有流出。

4）离岸人民币全球业务枢纽。引用黄广扬（香港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行政总裁）提供的数据：香港离岸人民币交易额，占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额的76%，确是这项金融业务的全球“枢纽”，伦敦等地只是“中心”。曾有人提过，澳门可否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但它的交易额不到全球交易额的1％！所以，不要因为香港出了点事，就动摇了它的基本经济定位。

5）国际风险管理中心。香港已经修改了法律，成为发行“保险相连证券”（将保险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和“巨灾债券”的理想地点；跨国公司都可以在香港成立“专属自保”公司，并扩大了承保范围；对在香港成立控权公司的跨国保险集团，特区政府优化了直接监管。香港保险业资本充足，滲透率亚洲第二高。香港特区政府鼓励驻港中资企业在港“专属自保”。

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太需要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风险管理中心”了：全球50家顶级“政治保险”公司（有恐袭、人质、政变等险种），大约一半在香港有分支机构；“政治保险”同我们内地保险公司的“公共安全保险”是不同的。从香港经济的这个新定位，也能看出香港的不可替代性，不是外国什么地方或任何内地城市能比拟或可替代的。

6）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是习近平最早提出，最是“国家所需”也最是“香港所长”的新定位。又是一个香港已形成规模、优势，国家果断认可、支持的经济定位，而且是全国唯一。对香港的这个“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结合点的最新定位，不仅内地包括上海、北京或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如深圳、广州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香港当地，知道的人也不多。但在香港的中国两院院士，和有基础科研“国家队”美誉的中国科学院，对此最清楚。

早在2017年6月，24位在香港的中国两院院士，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客观反映了他们在香港做基础科研的优势、困难和要求；9月1日习近平就批复了：“支持香港建成（“创新”在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说：“这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3年半后即2021年3月，“十四五”的“港澳专章”写入了香港这个新定位；同是“十四五”，对上海、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定位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是“科技”在前：香港就成了全国唯一的“创新”在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我国基础科研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春江水暖鸭先知”：率先提出申请，其所属院所要在香港，这个习近平首提的“创新”在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落户”！

习近平首提、“十四五”确定的香港这个新定位，是有根据的。比如“硬件”，香港拥有全球最先进电信基础设施：连接西方多个科技研发中心如美国“硅谷”等海底光缆，密集度全球之最；供电可靠性：世界最高；网速延迟时间：全球最短等。中国内地通邮海外的全部服务器，均置于香港；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内地理想跳板，等等。

再如“软件”，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水平：24%世界领先，34%地区卓越，其他均在国际或地区水平。香港仅有8所大学，就有4所在世界排名前50，6所排名前100。香港特区政府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创新中心（“Innovation Node”），是麻省理工首个海外创新中心，就落户在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简称“生产力局”）。

香港齐备基础科研的“创新”要素：智权保护水平亚洲最高，全开放国际信息资讯和网络传播，紧贴世界顶级医学科技最新发展，科研人员不限国籍、出入境自由。加之，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两用科技”在香港实行不同于对中国内地（所谓“对华”）政策或管控，特区政府配合检视有关政策执行或管控情况。香港拥有众多各国一流科学家；也是愈来愈多“海归”高端科研人才，回国首选的栖息“凤巢”。香港有45位中国两院院士、16个国家重点试验室。

2018年5月，国家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发文，调整了香港回归以来涉港澳科研政策：港澳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可不同内地合作，就直接申请国家科研项目；获批国家项目所得科研经费，可全部直接入境港澳，交由申请项目的港澳科学家或科研机构使用。同年8月，中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首次会议，就批准了中科院所属院所可落户香港；11月，中科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就此签署备忘录。目前已有2家落户香港：“北京自动化研究院”和“广州生物及海洋研究院”：都是AI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国家顶级科研团队！

顺便说一下，香港高校和许多政府法定机构，如香港大学、香港科学院、生产力局、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等，同时也是高端科研企业。它们在这次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就以诸多创新的科学抗疫成果，获得了14项“国际发明奖”，其中4项是金奖。如用于确定是否“围封强检”（类似内地“封控区”但非小区而是楼宇：必须强制检测核酸）的“污水监测”系统，“居家隔离”必须的“电子手环”及其连接政府监测系统（类似孟晚舟“电子脚环”）和必须上传政府疫控系统的“抗原自测”设备等。

7）亚太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其中“国际法律服务”，就是“七一”香港讲话宣布中央完全支持香港保持的“普通法制度”。这就提示我们，对普通法（亦称“判例法”，俗称“普通人法律”）可能要有个客观、正确的认识。内地教科书和法律界有个普遍观点：普通法不行，甚至同基本法有“抵触”。“七一”香港讲话首提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普通法制度，从香港经济定位的角度看，有深刻战略考量。我体会三点：

一是，普通法是渗透西方全球运行领域的法律体系，经济金融等各个业态发展适用这个法系，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前列的城市，都适用普通法。二是，数百年积累的司法判词都是法律（永久效力），全球普通法法庭均须依循。同“大陆法系”隔三差五地修改或更新成文法不同，普通法没有一份判词是修改过或废除了的，即使是斐济（太平洋岛国）的判词，案例如属同类，香港和伦敦的法庭都得遵循。这就使得最不确定的人类经济金融等活动，依靠熟悉这些判例的普通法律师或普通法法庭，有可能准确预判营商环境、减少投融资失误，规避法律风险。三是，法官不限国籍，这是中国内地一些朋友最诟病的，也是普通法区别大陆法系又一特点。中资在海外遇到法律争端，双方都不愿到对方国家去解决，特别是不愿意去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因其法庭一定保护本国政府利益。普通法的法官全是“个体户”，就法论法，中资海外争端多选择普通法法庭。

香港是中国唯一适用普通法的地区，国家利益在香港又有基本法的有力保障：中央保留了解释基本法（简称“人大释法”）的权力，香港法院判决必须依循“人大释法”、终局判决前应提请“人大释法”。因此，某种意义上，保持法官不限国籍的普通法制度，香港就是维护国家在海外巨大发展利益最适合的诉讼平台。即使发生了“修例风波”，香港法庭裁决水平，世界排名仍是第三（低于伦敦、巴黎）。

“十三五”支持的香港这个新定位当中，“争议解决服务”是指“仲裁”，就是不用法律的调解方式。香港是亚太区以仲裁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理想服务地点：其仲裁的裁决可在《纽约公约》150多个缔约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强制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全球排名第一。香港名列全球5大首选仲裁地（低于新加坡、伦敦，高于巴黎、日内瓦）。

8）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作为多份国际知识产权（简称“智权”）协议的缔约方，香港的智权保护水平，连美国《纽约时报》都承认，接近西方最高水平的欧盟，超过了新加坡。香港为智权创造者，也就是企业家或市场主体，在初创阶段提供他们急需的融资资源和减免税负的服务，这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简单税制紧密关联。这一点只有香港做得到，也很少有其他城市能够做到，特别是简单税制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智权贸易领先亚洲。

9）国际贸易中心。就是“七一”香港讲话高度赞誉的：“自由开放雄冠全球，营商环境世界一流”。香港是9000家各国企业首选的商务据点，全球市场主体均依法自由出入及在港运营。“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期间，香港如期举办100多场不同类型商品展览：三分之一是全球或地区最大规模；4届香港“一带一路峰会”的现场或线上出席人数，覆盖国家地区数刷新记录。香港是最国际化的中国城市，是它的国际贸易中心这个传统优势，为任何内地城市难比难替的重要原因。

一是，语言通行全球各业态高端。英文早已不是“殖民地文化”，而是国际金融经贸法律医学科学等业态高端的通行语言。如高峰会议、高端交流和涉“商业秘密”谈判（不通过翻译）；又如全球科学医学创新思路或领先成果，以英文首发于国际权威期刋或文献。香港的英语普及度，高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文在香港回归后同英文并列为“正式语文”，加上普通话迅速普及，“两言三语”（中英文和普通话、英语、粤语）是港人独有的语言禀赋。

二是，人口构成国际化是中国之最：外裔人口约60万，占比8.6％，其中欧盟各国公民35万、美国公民8.5万。外国领事馆或国际认可机构125个：62个总领馆、57个荣誉领馆、6个国际认可机构。香港中国公民取得外国籍，只要不申请变更国籍仍是中国公民，但中国境内不受外国领事保护。这利于港商竞夺外国或国际重大项目、香港专业人士取得外国执业资格。他们都可依法申领中国香港护照和港澳同胞回乡证：中国香港护照全球免签国家地区172个，多于中国其他护照免签地域；港澳同胞回乡证在内地30多领域，有内地居民身份证的功能或享有近似待遇。

三是，市场主体国际化堪称全球之最：欧盟驻港企业约2300家，都是全球总部；美国驻港企业1300家（800家涵盖了美国主要金融企业），283家是全球总部，442家是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美英和欧盟在香港都有海外最大商会。国家《反外国制裁法》不在香港特区实施。

四是，香港税制简单最吸引全球企业家眼球：直接税只有3项（物业税、利得税、个人薪俸税），税率低且有免税额；利得税率按2级缴纳；税负远低于新加坡；其他各类税项：香港一律免征。香港宜居条件则居世界前列：犯罪率较低、破案率较高（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医疗服务效率排名世界第一（全球评分87.3），人均寿命最高（男82.9岁+女87.95岁）等等。

还有“国际航运中心”这个香港传统优势，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这个香港经济新定位，因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了。

二、着眼：国家始终需要香港，不断成就香港

大家讲香港需要国家比较多，完全正确，也是客观事实。但是思考香港经济新定位，着眼点恐怕要调整。“七一”香港讲话宣布三个“长期”：“一国两制”长期坚持、“香港独特的地位和优势”长期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就同我们党当年解放全中国不解放香港，收回香港不改变它原有的制度，战略着眼点是一样的：国家发展始终需要香港。

为什么解放全中国（1949年1月），甚至“一定要解放台湾”（1951年1月），毛泽东为核心党中央从来都没有解放香港的决策部署？

为什么实现收回香港这个百年民族夙愿，邓小平为核心党中央在决定“如期收回”（1981年10月）之前3年，就决定了香港“即使收回，原来的制度也不会变”（1978年11月）？为什么国家要用宪法（1982年12月）和宪制性法律（1990年4月）来保障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邓小平要说“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为什么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要将“一国两制”列为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等“显著优势”并列的，13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简称“制度体系”）之一（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皆无时间上限？为什么香港回归25年时，“七一”香港讲话要将“形象的讲法”，明确为时间延续上没有终点的“长期”？

就是因为国家发展始终需要香港。调整到这个着眼点，就可以理解，不管香港发生什么情况，中央都会用举国之力来成就香港，实际上就是成就国家。

1、香港是中西方关系战略缓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方包括中美关系对撞最激烈的时候，特别是对抗几乎不可调和的时候，香港往往是缓冲地带。这是因为，香港是西方全球经济的运转中心；对美西方特别是美国来说，所谓“结束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只会“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从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53年7月），到整个“巴统”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1949年11月-1994年4月，美西方禁运社会主义国家军事物资和高科技的统筹机构），以及长达15年之久的中国“复关”或“入世”谈判，其中涉及“最惠国待遇”（1986年7月-2001年114月），再到“中美贸易战”（2018年6月起），香港在中西方关特别是中美对抗中，都不是较量战场而是战略缓冲。

2、港澳首次纳入国家战略。十八大”以来堪称“重大国家战略”的有7个（“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中2个战略将港澳纳入其中：一是唯一跨国而非跨省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9-10月习近平首提倡议、2016年3月“十三五”将港澳纳入），国家领导人先后在首届（2016年5月）和第七届（2022年8月）香港“一带一路峰会”演讲或致辞，提出香港有4个独特优势“参与和助力”这一国家战略和4点“希望”。叧一是唯一同属“一国”而分行“两制”的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纲要》），习近平将“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中国关税区和港澳单独关税区）和三种货币，列为这一国家战略的“建设条件”（2018年11月）。

3、十九大两项战略部署的结合点。一项战略部署是，中央将港澳正在实践的“一国两制”，写入了新时代基本方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叧一项战略部署是，将港澳正在参与和助力的“一带一路”，写进了中共党章（总纲第23段：“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党章收入的“重大发展战略”，只有“一带一路”。支持香港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上述两项战略部署的结合点（2018年3月，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论坛演讲）。由此可见，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再证香港经济绝对不是地方经济或区域经济，而是“国之重器”！

三、重锤：在港建设姓“资”香港，善用其利

“重锤”，就是按照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年时提出的“两个建设好”和“守本善利”（2017年“七一”香港讲话），必须以有力举措和政策，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就是本次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主题的香港经济新定位，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1、“两个建设好”和“守本善利”

1）“两个建设好”。习近平首提：“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要有这个信心”。这段话在我党开创和领导的“一国两制”事业中，具有里程碑性质：它标志了“一国两制”不仅是统一祖国的方针，也是建设祖国的方针；它告诉我们，国家对香港不仅“主用”，而且“主建”；香港对国家来说，也不再是“客场”，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场”。邓小平早就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色”，就是“一国两制”。他还说过：“为了发展，我们在香港容忍和鼓励资本主义。”习近平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就不仅是“容忍和鼓励”，而是“建设”，还要“建设好”！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时代就有的勇气、胆略和政治定力：

“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语）！

“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世界历史没有过”，“西方也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做过”（邓小平语）！

“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过往的人类政治实践中从未有过。前人用超凡的勇气探索和突破，后人以坚定的信念实践和发展。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我们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习近平语）！

2）国家主体必须姓“社”，香港必须姓“资”。“两个建设好”与邓小平强调的“一国两制”必须“讲两个方面”，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邓小平对“两个方面”的分析非常透彻：

一方面，国家主体即内地若不姓“社”而姓“资”，就会“两极分化”、“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起来闹革命”、“全国动乱”；就会出现“世界性难民潮”；香港繁荣稳定也会“一风吹”！

叧一方面，若“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或“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简称“一来一去”），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政治上“发生武力冲突”、“造成混乱局面”；经济上是“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

3）“守本善利”。习近平说：“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也同邓小平的以下论断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善用‘两制’之利”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利”，大家非常熟悉，就是人们常讲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有三个“优越性”：“党的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三个制度优越性，香港一个都没有，也做不到。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利”到底在哪儿？而且要“善用”，的确是个崭新课题。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是在内地再建设一个香港，或在内地什么地方去“善用”资本主义之利吗？按照邓小平上述透彻分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把眼光、脚步、投资的重点全部落到香港去。就是说，只有在香港依法“建设好”资本主义的香港，才能找到并发挥香港资本主义这一制，对我国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这国家主体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之处。

2、在香港建设好姓“资”的香港，才能“善用”资本主义之利

1）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和中科院，这方面已走在前面了：内地优于香港的科研资源（国家科研经费）开始入境香港；内地优于香港的科研力量（中科院所属院所）开始落户香港。前者有助缓解香港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特区政府给香港8所大学三年科研经费的总和，不如中央政府给某内地大学一年科研经费多）；后者有助使用香港独有的基础科研创新亟需的“硬件”和“软件”（基础科研“国家队”落户香港，就可分享基本法中只适用香港特区的各项政策）。

2）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者们也做了成功探索：一是，总体设计交给香港来做（香港的国际设计师有内地包括国家设计团队较难有的国际视野），就有了中央对大桥的高度评价：标志我国从“桥梁大国”已成“桥梁强国”（设计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桥梁标准）；二是，工程建设靠内地施工团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劳动模范”激励（香港任何施工团队都做不到）；三是，同一水域三个法系，不照搬内地政府要求的“法不授权不可行”，在香港水域善用普通法（既有利工程推进，又规避法律风险），与香港特区政府默契合作，如期完成了建桥工程。

3）内地香港互学互鉴：力免“南橘北枳”；内地支持或援助香港：宜“以鸟养鸟”而非“以人养鸟”。习近平说：“积极探索、创新符合本地实际的开放模式和经验，尽量避免出现模式和政策移植导致的‘水土不服’和‘南橘北枳’现象”（2016年8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南橘北枳”，参见2000年前大战略家晏婴的说法：“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今天，我们观察香港情况，切忌用内地眼光或套用内地标准；支持或援助香港，切勿照搬内地做法。借用2000年前大思想家庄子的智慧，“以鸟养鸟”：鸟存；“以人养鸟”：鸟亡（《庄子·至乐》）。

3、一些建议：

1）参照香港回归前10年起，中组部就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联办前身），在深港两地连续举办全国厅局级干部读书班，邀请香港工商专业界专家详介香港优势的做法，尽快开展“三方培训”：内地方（有“走出去”愿望、产能和技术实力）、香港方（国际融资和专业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方（本国的安全、盈利项目）互为师生的项目培训，相机“拼船出海”。

2）在香港建立一个同内地推动“一带一路”的“三国家”（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国家项目）投融资机制并行不悖：“三国际”（国际资本、国际化专业服务、国际项目）的投融资机制，善用“香港所长”，不只是“参与”，而且是“助力”这个国家战略“高质量发展”。

3）央企、国企、民企和香港中资，聚焦国家赋予香港经济的11个定位，在这些“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上，大规模投资或政策倾斜。不光是利用香港，而且是建设香港；不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而建设一个真正资本主义的香港。赞同梁定邦（国家证监会首席专家、香港证监会原主席）的建议：不在香港产生盈利的跨国金融活动，豁免缴税。

4）香港中资在港盈利，恢复回归前的政策：主要用于香港本地。就是参照基本法第116条，香港特区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政府”。这个“自身需要”，既是国家需要，也是香港需要。香港中资可与特区政府和香港商界深度合作，重点在香港而不是在内地，更不是在大湾区的任何内地城市，全力解决香港青年的上位（就业）难、上楼（住房）难、上流（发展）难问题，落实“七一”香港讲话的“殷切希望”：“每一个香港青年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

5）内地企业参与香港“再工业化”战略。同时注册为香港企业，善用特区政府对香港企业参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资助政策；善用香港当年是“世界工厂”时建设、至今闲置的政府场地；加入香港在中央支持下自回归以来签订的8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43个国家或地区），与香港当地的企业“拼船出海”，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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