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供给需求双侧发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79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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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放缓的两大原因

我国自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L形曲线，经济增长放缓。今年1-11月统计数据表明，尽管实际GDP增速有所反弹，第三季度达到4.9%，呈弱复苏状况，但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说明需求比较弱，复苏基础不够扎实。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周期性因素，最近几年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明显不足。第二，结构性因素，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增长动能衰减（例如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等衰减）导致经济下行。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加上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变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稳增长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第一阶段从2020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1.25万美元，2035年要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一只脚跨入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行列，按照国际通行数据是人均GDP2万美元左右。如果我国2035年达到或超过人均GDP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那么2021年-2035年GDP增速要达到4.73%才能完成这一战略目标。应该说要持续保持这个增长速度并非易事。

所以，无论是近期稳定经济的目标，还是中长期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都需要稳增长，这也是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总方针。“稳”和“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要稳必须要有进，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就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条件。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要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供需两端双向发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关于如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1、需求侧

首先，需要从需求端发力。针对导致我国经济下行的周期性因素，要强化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刺激总需求，使实际GDP能够逼近潜在GDP增长水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一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应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非常重要，但是在市场预期偏弱的条件下，财政政策会更加有效，所以，为了实现稳增长，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重点发力。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仍然是提振投资需求的重要途径，但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要化解地方债风险，这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效率。房地产市场的疲软与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造成了一定冲击，目前地方政府的收支状况遇到困难。所以，要积极化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从而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在稳增长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如何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仍有发力空间，例如很多专家提出关于消费券的发放问题，这可以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探索。三是就货币政策而言，需要注重精准有效。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主要体现在M2增速上。但是M2增速和融资规模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且M2保持一定增速的情况下，价格水平特别是PPI仍处于负增长，表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未来需要重点关注货币政策的精准有效。当前我国的名义利率虽然比较低，但由于价格水平比较低，特别是PPI负增长，CPI也在低水平上徘徊，实际利率比较高，导致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仍然较高。未来为了激发经济活力，降准降息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明年下半年，美元进入降息周期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这给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带来更多的条件和空间。

为了实现稳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需要稳投资，我们应关注民营企业投资下滑及房地产投资的负增长问题，需要出台相关政策稳投资，特别是稳民营企业投资和稳房地产投资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问题，针对稳定民营企业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做出了相关制度性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加上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助于未来进一步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

稳消费也是需求侧非常重要的方面。稳消费需要稳就业，因为稳就业才能稳收入，稳收入才能稳消费。

关于三驾马车中的外贸，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外贸新动能问题，说明要继续发挥外贸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虽然近几年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但是从国际水平来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仍然是较高的。所以，进出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外贸方面做了部署，特别提到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稳外贸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了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问题。CMF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曾经做过一次关于宏观政策合成谬误问题的专题研讨，从过去几年看，由于宏观政策出台于各个不同的部门，虽然从不同部门的角度来看政策是合理的，但各个政策放在一起后，由于宏观政策缺乏协调性，政策的效果可能会相互抵消，甚至出现负向作用。所以，如何避免宏观政策的合成谬误、强化政策取向的一致性非常重要。

2、供给侧

针对导致经济下行的结构性因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从供给侧发力，转换增长动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GDP增长水平，实现经济质的提升。

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般规律。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0-15000美元左右，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会遇到经济放缓的问题。但是经济放缓能否最终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人均产出可以增加，我们就有可能走出陷阱，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发展阶段。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保持人均产出增加，关键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增长动能的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是重要的新增长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是指通过创新与产业的融合发展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来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除此之外，消费层级的提升、消费规模的扩大、新型城镇化、外贸新动能、人口质量红利、结构性改革红利等都是未来我们可以依赖的新动能。

如何实现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先立后破”。也就是要继续保持和发挥传统经济增长动能的作用，同时努力挖掘培育新增长动能，这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水平，未来保持5%左右的年均GDP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到2035年就可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保有信心。

如何培育新动能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通过产业技术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来提高经济质量的效益和核心竞争力，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科技创新等途径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高端化形态下的工业化增长方式，这样就可以构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大量经验和理论都证明了新动能的培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市场化改革。所以，未来我们要坚定改革决心，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提升潜在增长水平，实现经济增长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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