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三人

Original 2018-03-26 李银河 李银河

在我看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三人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文明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本能（力比多）与文明是对立的。因此在他那里，性的发展史是一个从自由到压抑的过程。弗洛伊德说：“人体从头到脚皆已顺着美的方向发展，唯独性器本身例外，它仍保持其属兽性的形象，所以不论在今日、在往昔，爱欲的本质一向总是兽性的。要想改变情欲的本能委实是太艰难了；……文明在这方面的成就总不能不以相当程度地牺牲快乐来换取。”在他看来，压抑是为获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令每个人的本能（原欲、力比多）自由地迸发，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文明也就会丧失。因此，所谓文明只能是压抑性的文明。

马尔库塞则认为，人类可以拥有非压抑性的文明，他将弗洛伊德版的性史改写为从自由到压抑性文明（匮乏期）再到非压抑性文明（富足期）这样一个过程。他说：“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成熟文明中优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将使人的需要得到无痛苦的满足，而统治再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阻止这样的满足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爱欲，即爱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他力图说明的是，尽管在匮乏的时期和匮乏的社会，人们必须为文明付出受压抑的代价，但是在一个富足的时期和富足的社会，人的本能与文明的冲突将可以被克服，爱欲将可以自由奔放。

福柯的思路与前两位均不同，他不认为在人类的性史上存在着这样界限分明的时期：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后来的性压抑期，和现代的性解放期。他不认为曾有过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某一机构或阶层来施行的压抑，而认为社会对性的禁制始终是自下而上的、弥漫的，甚至大量地表现为自我禁制；它存在于工厂、学校、监狱、军队、医院等社会组织之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惩戒凝视”，其目的是制造“驯服的身体”。

福柯揭示了性科学与性爱艺术的对立，他说：“我们的社会与 ars erotica（性爱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便为自己装备了一种 scientia sexualis（性科学)。……毫无疑问，性科学与性爱艺术是对立的。”福柯认为，在西方社会，人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已经变成了对性的探讨，“性能够解释一切。”作为对比，福柯把性爱艺术归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把性科学归于西方社会。福柯认为，有两种产生性的真理的过程，“一方面，每个社会——数不胜数的社会，中国社会、日本社会、印度社会、罗马社会、阿拉伯-穆斯林社会——无不有自己的性爱艺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至少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爱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唯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可以说，它是唯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的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福柯，第56-57）

高度概括地说，在福柯看来，在西方的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中，性是一种关于快乐的艺术，它是一团很自然的浑然一体的动力，它需要宣泄，至于它的宣泄对象、宣泄方式都不重要，快感的享用是它唯一的原则；而在西方，它被条分缕析，分成不同等级、类别，贴上好坏、对错的标签，这种性科学是一种压抑性的话语体系，它建构了人们的性主体，当人们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与自己内心的欲望纠缠不清的时候，当人们在科学研究和心理分析中为自己的性欲定位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其实性只不过是人获得快乐的一种活动，完全用不着如此纠结、焦虑和压抑的。“快乐”就这样取代弗洛伊德的“欲望”成为福柯的主题。

当福柯说“人其实比他自己认为的要自由得多”（大意）的时候，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美妙无比的前景：人其实用不着为自己的欲望被关进监狱（当然强迫他人的性行为除外）；用不着为自己的欲望去看心理医生；用不着为自己的欲望受到习俗和各种话语体系的限制。人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追求性的快乐。很简单，快乐就是唯一跟性有关的价值，所以说，人其实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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