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丨现代真正的诗人都不是现代人丨“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
诗的智慧
身前身后
是时间的深渊
——周国平《生命之岛》
二、“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
诗作为形而上学的原始表现形态，仅从形式上把诗思显现给我们。但诗与哲学的共生性却包含着更深刻的内容。以诗性的思去思形而上学的东西，这仿佛是我们祖先与生俱来的能力。说诗性的思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亦不仅指原始思维的幻想性、象征性、形象性、神秘性、互渗性，这些固然是诗性思维的特征和构成诗性的形而上学的要素，更指这种思总直接面对最原始的东西——存在。“存在是首先到来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者是形式，后者是内容，但这形式与内容已彼此难分，浑然一体了。最早困惑着人们的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处又去向何方？”“我同世界是何关系？”都指向存在的性质，因而首先是本体论问题。这些最源始的问题不仍然困惑着现代人吗？除非我们强作不知或自认为这些问题已被“取消”了。
存在的性质是哲学最源始的问题，又是首先应被思及的问题，因为“存在是作为最源始的行动出现的。”（海德格尔：《诗人何为》）拉丁字primus既有“源始的”含义，又有“首要的”含义。从而，当我们谈及源始性的东西时便把首要的东西也一并道出了。而这个“源始”和首要的问题是先被“诗意地”思及的。但是，正由于最源始的问题是被“诗意地”思及的，诗思便又进到对立的一极，它是彻底超越的。这对立的两极是相反相成的。
现实的严酷，生存的艰难，对冥冥中那不可知的力量的敬畏，对大地和人的繁殖力的渴求，都促使人们创造另一个世界，其中，一切愿望都能完满地实现。因为存在是不应有缺陷的，它代表着完满与不朽。我们从巴门尼德那里不是可以窥见这种创造的遗痕吗？于是，祈丰仪式中的狂欢高蹈，图腾祭祀中的如醉如痴，都以诗性的存在替代了现实，超越了现实，创造了新的现实。我们只要看看奥利西斯崇拜由西亚传入古埃及又传入希腊而成为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过程就可想见这一点。尼采以飞扬的文笔描绘了由酒神崇拜造就的超越的世界，一个诗的世界：“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再次得到巩固，甚至那被疏远、被敌视、被屈服的大自然也再次庆贺她与她的浪子人类言归于好。大地慷慨地献出礼贡，猛兽和平地从危崖荒漠走来，酒神的战车装着百卉花环，虎豹在他的轭下驱驰。……人在载歌载舞中，感到自己是更高社团的一员，他陶然忘步，混然忘言，他行将翩翩起舞，凌空飞去；……从他心灵深处发出了超自然的声音。他觉得自己是神灵，他陶然神往，飘然踯躅，宛若他在梦中所见的独往独来的神物。”（《悲剧的诞生》）此刻，酒神信徒们早已超越了日常的存在，进入理想世界，那里充满欢乐。那些衣衫褴褛的希腊妇人竟如诗人般地心醉神迷，她们在创造着欢乐！
难道在现代，这种欢乐的时刻会荡然无存？列维-施特劳斯指出：“原始思维并不限于原始人类。这种野蛮人的思维方式在野蛮人那里表现为神话，在文明人那里表现为诗。”（《野蛮人的心灵》）而文明人进入诗境的先决条件是重新沉入生命的深处，仔细体验时间带给生命的内在悲剧性，剪除我们的狂妄与自大，谦逊地确定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诗的象征如生在隐不可见的小路旁的花草，引导虔敬而细心的探寻者步入精神生活的圣殿。在此，人们仿佛倾听着祖先的呼唤，感到原始生命在黝古的土壤中躁动。诗愈引我们飞举，我们愈亲近土地，即便身处高技术社会，也不忘“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阮步兵咏怀诗·七十四》）尽管现代技术迫使人浮到生存的表面上来，但文化却拉扯着我们不断向深渊下坠。而“深渊一词原本意味着土地和地基，由于它是最深沉的，万物都朝它下落。”（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在时间中，向原始根基的下坠便意味着超越。因为：
在我们的思中
最古老的东西
尾追不舍又迎面而来。
是而，思执著于
曾在之事的来临
思是思忆。
——海德格尔：《诗人哲学家》
荷尔德林歌唱道：
人诗意地居留于地球……
这当然是就人所独具的超越性而言。诗便是这种超越性的表现。在诗意地思及存在时，遮蔽人本真生存的幕布被揭去，生存的真义涌现出来。它作为人的最后居留地，如闪烁暗夜的孤星，为旅人昭示归程。当下与日常生活中的计算、争斗、焦虑、苦痛在诗思的光辉下净化、消解，被更高的价值超越了。这种超越提供了现代工业社会所缺乏的目的和意义。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从一开始就因有着过多的目的而失落了目的。因为目的总是在超越中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合理性是超越的大敌。它要求获取“在手边”和“眼前”的功利，只要获取这种功利是合理的，各种手段便都是正确的，而不管这些手段是否会破坏生存的本真性。那种对新存在的渴望。对丰富多彩的意义世界的要求，对澄明与宁静的向往都被排斥在“合理的”世界之外。这种“实在的”目的其实最虚妄，因为它无能为生存提供超越的意义。而生存若无超越的意义支撑，则会成为一堆杂凑的什物，滞留于空间，持存于时间，无声无臭，无色无光。这滞留与持存的什物远离人类生存的根基，如落花流水，四处漂泊。因而海德格尔以为现代人形如秋叶，无家可归。他把辨明歧路，踏上归程的任务交给了诗人。因而他说：“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诗人何为》）这似乎道出了一个普遍事实：现代真正的诗人都不是现代人。真正的诗人，不论生在何世，都身兼现在、过去与未来。在他们身上，一维的时间凝为一点。他们吟哦道：
唉，时间的流何时静止，不再飞逝无踪。神圣与生生不息的
形为着重现，一心期待着宁静，噢，何时，在怎样的幽夜，
你会再次结晶。
——纪德：《那喀索斯的华年》
诗意的思期待着宁静，但获取功利似乎是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首要任务和“现实问题”。但是，历史似乎一再使最不现实的问题成为现实的。对直接功利性的否定竟成为产生一切最高价值的先决条件。追求“诗一样的生活“竟成为一切创建文化的时代的首要任务。须知“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掷千金的无聊和斯有陋室的喜悦象征着水平和质量的区别。前者依赖外在条件，受必然摆布，后者仰仗内心生活，为自由支配。“在诗意的思中”，被封闭起来的通往本真生存之路畅通，恍若天光大开，过去和未来近在眼前，生存的本真性终获揭示；人走回家去爱护自己的存在。在故乡的阳光下，人充满喜悦地高歌：
故乡的大自然！你对我多么忠诚！你依旧
温柔地爱护我，迎接我这个流亡者。
——荷尔德林：《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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