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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 | 五四运动如何催生了共产党？ ——重访革命史之补二

Original 2018-04-17 曹征路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五四运动如何催生了共产党？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补二）

结束于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原有格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

一方面，战争促进了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战争后期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

另一方面，中国对西方的失望情绪愈演愈烈，作为战胜国不但未能取消列强强加给自己不平等条约，凡尔塞和约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权益转由日本接管，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怒潮中，许多知识分子转变了救国思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中国由此转向“以俄为师”。

大战期间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一定发展，与此同时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大量成长，客观上也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

其中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是最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

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劳动创造世界”“劳工神圣”成为最为流行的新潮观念，年轻人崇拜并纷纷仿效陈独秀。

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

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说：“我视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的精神万岁！”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也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直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依然直率地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这并非毛泽东自谦，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实际。

可以说，正是在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这场学生由抗议引发的运动随着北洋军阀的镇压，到了1919年6月5日，上海日商第三、四、五纱厂5000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声中首先宣布罢工。随后几天，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1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并发出誓言：“不达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此时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次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为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对陈独秀而言，辛亥革命确立的共和政体，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随后不久袁世凯就利用党争实现了登基复辟，这使陈独秀早年对党派产生了很深的厌恶心理，年轻时虽然积极参加反满革命活动，但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他甚至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他逐渐认识到进步政党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新生之积极作用。

“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他认识到“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很明显也是五四运动促进他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开始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短译、通信，探讨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

“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取权利……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关于这个党的指导思想，陈独秀指出：“我们士大夫阶层断然是没有革命希望的”，需要靠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的需要”。他认定“中国底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取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格斯主义”。

关于党的纲领，陈独秀认为，“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11月，他在为上海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生产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

关于党的策略和手段他提出，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1920年春，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以及能否有条件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津，途中与李大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建党。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会见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对中国革命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此时，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在着手筹备建党。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此后，陈独秀开始了有计划地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这年5月，陈独秀秘密挑头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复信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7月19日，陈独秀等人再次召集筹备会，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最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李达在自传中回忆：“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上海共产党实际上是全国各地建党的领导核心，在当时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上海共产党建立后，陈独秀“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将全国各地的风云人物和激进青年联络起来，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组织作了切实的准备。

10月，在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1920年秋，刘伯垂被陈独秀介绍入党，并派回武汉筹建党组织。与此同时，他又派李汉俊到武汉，找到昔日留日同学董必武，请他帮助共同建党。是年秋，包惠僧、刘伯垂、董必武、陈谭秋、郑凯卿等人成立中共武汉支部，并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

192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回湖南后，陈独秀给毛泽东寄来《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委托他在长沙建党。11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

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陈独秀曾写信给他的朋友——济南齐鲁书社负责人王乐平。王乐平比较开明，但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人建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9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对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进行改组，重建了广东共产党支部，一批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陈独秀亲任书记，后改由谭平山继任。

1920年10月，张申府应邀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陈独秀委托他建立法国支部。张申府回忆说，到了法国“介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恩来入了党”。不久赵世炎、陈公培到了法国，他们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于是张申府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1922年7月，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为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蔡和森、李立三于1921年11月回国后，由陈独秀和陈公培介绍他们入党。

旅日支部的主要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陈独秀在上海介绍入党的。

陈独秀在前往广州途中曾逗留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人特意上船拜望。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他们在香港创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北方数省和内蒙古地区，也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当时，这些党组织散布各地，有的还远涉重洋，名称很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后来一些党史著作将党初创时期的地方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大会在陈独秀因故缺席的情况下，一致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

正如毛泽东所说，被《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唤醒起来的一代先进分子，“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

那时的共产党，尽管有历史条件有阶级基础，也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但基本上是一批意气相投的读书人所组成。他们对于如何实现自己的纲领目标，如何具体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如何运用政党政治贯彻自己的主张，如何组织人民群众推动革命进程，实际上认识是相当肤浅的。

比如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学术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邓中夏，不但学问好字写得漂亮，而且决心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就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同事见面就挖苦他：“工运搞得怎么样了？”

还有毛泽东，早年对农村经常有砸洋学堂的事十分不解，他作为一个在省城读过师范的学生，深知现代学校的教育远胜传统的私塾，可农民就是不买账。

这些都说明那时的共产党人还都带着一种精英姿态，是普罗大众的启蒙者，理论上是为工农解放，但感情上立场上还是上等人的思维方式。

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童稚时代，共产党也不例外。

1922年7月，共产党的二大通过了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这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共产国际主张和推动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确实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的发生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承认，共产国际对当时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是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的。

从孙中山方面看，他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改组国民党原因有二：

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政党的认识有关。

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政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至于这些士兵的思想倾向毫不在意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

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求有关。

孙中山那时对人数不多且无军队的中共是轻视的，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共产党员的时间，是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声称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得到苏俄的援助是他那时最迫切的需要。

当然，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个抱负，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民族主义只注重修改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宪政民主，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规模。

再从共产党方面看，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直接参加。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人，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另外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

因此，中共初创之际，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相互合作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邀请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刚一开展工作，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

所以宋庆龄说：“孙中山和中共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内部条件造成的。”这个条件就是那个时代“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心愿，所谓大革命，大就大在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各个阶级一致要求。

当然，大革命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历史过程，水落石出的日子还在后面。

政党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是起源于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美国于18世纪80年代产生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两派，后发展为政党。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党几乎成为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各国政党总数已约有4000个。政党的名称未必都带“党”字，也有称同盟、联盟、阵线、运动、组织、社、会等等。称“党”的未必都是政党，如意大利的黑手党、美国三K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也是要在学习摸索和痛苦挣扎中才能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谁能保持政治上的现代性、文化上的先进性、组织上的统一性，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谁就能最终胜出。而要实现这一点，政党之间就免不了斗争，甚至暴力和流血，党派内部就免不了路线争论。

在西方这叫博弈均衡，在中国这叫矛盾斗争，历史虚无主义者是假装看不得这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偏偏认为这是一切生命体成长的必然规律。

一部革命史就在这样万般纠结的矛盾中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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