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起推出“深圳旧时光”系列文章，选取的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圳经济特区初建时的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的文章，作者多在重要岗位上担任过领导工作，他们掌握许多不为人熟知的内情，也对深圳发展有更为宏观的认识。当然，由于大多数都是个人回忆或口述，也有不尽全面、准确和真实之处，请各位读者明鉴。文章也不代表西芦葫公众号的立场。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革委会，同意宝安县撤县建市，成立深圳市，由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任命张勋甫为书记，方苞为副书记。1980年6月，省革委会决定吴南生任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0年8月2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深圳市升为副省级省辖市，梁湘任书记兼市长。1981年9月5日，深圳市划分为深圳经济特区及宝安县，恢复宝安县建制。深圳经济特区划分为四个区，即：罗湖、上步、南头、沙头角。各区均为县级建制。经济特区划定为327.5平方公里，建立第二边防线，与宝安县相隔离。1981年6月，我在省里参加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领导找我谈话说：“省里决定调你去深圳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你回韶关后，准备移交工作，接到通知就快来报到。”我回韶关后，一直未见通知，组织上也不找我谈话，继续照常工作。同年7月，我爱人因公出差到广州，适逢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诚同志有车返韶关，在佛冈县午餐时，李诚同志说：“这次去广州，完全是为你爱人调动的事，省里不但不同意你爱人留韶关，反而限时间，要在8月前到深圳报到。”接着，地委副书记张庭槐同志找我谈话，表明地委要挽留我，要我不去深圳，我说：“在韶关工作了28个年头，还是换个环境好。”国庆节快到了，省委组织部再次通知韶关地委组织部，限我在国庆节前到深圳报到。这时，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策同志来通知我，准备国庆节前到深圳报到。第二天，韶关组织部又转告说：“深圳来电话说，因住房紧张，房子还未空出来，待过了国庆再去报告。”国庆节晚上，地委书记马一品同志到我家来看我，说：“不同意放你走，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对他们有意见。深圳那里很艰苦，要好好工作。”我说：“一定很好工作，在韶关28年，从农林水利处、农村工作部，都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到组织部后，也是在你领导下工作，谢谢你的培养教育。”10月2日早上，乘车从韶关出发，因广州到深圳要经过东江河，车辆要排队过渡费了很多时间。晚上6时多才到达深圳市委大楼，市委大楼当时是盛纪明同志值班，他从饭堂（用竹子临时搭建）弄来两大碗饭菜，我和司机吃过饭后，便到接待处休息，这时我发现接待处张荣副处长和组织部同志正在等我吃饭。为了使我对特区有个初步的了解，欧阳杏部长派人带我到宝安县走了一圈，两天时间的见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多新的见闻。
深圳原是个只有3平方公里的边陲小镇，隔深圳河与香港相对。过去由于长期搞“政治”边防，不注意发展生产，生产和经济工作较为落后，群众的生活较艰苦。据统计，宝安县1979年生产总值19638万元，人均606元。建立特区后，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陆续调进大批干部和工人，给市场商品供应带来很大压力，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多困难。蔬菜缺乏是最大的问题，有的甚至卖到1元1斤。理发要排队、寄包裹要排队、打长途电话要排队、住旅馆要排队。1981年调来市机关的同志，都住在迎宾馆的一幢二层楼里（是宝安县时的招待所），有市领导梁湘、周鼎、周溪舞、刘波，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市政府秘书长甄锡培，部门领导有林祖基、徐锡泉、卢祖法、刘林和我等人。早餐吃的是馒头、花卷、稀饭、咸菜；午晚餐是大米饭及两条三指大的剥皮鱼加几叶青菜，汤装在一个大木桶里，只有些青菜碎片，油也不多。有一个晚上，天气很冷，梁湘同志回来较晚，饭菜都冻了，他笑着对小服务员说：“小鬼，你也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老家伙，天这么冷，饭菜这么冷，叫我怎么吃呀！”
服务员小欧一边给他热饭菜，也一边笑着说：“梁书记，我还要给你意见，你经常不准时下班，搞得大家都跟着你吃冷饭菜。”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里蚊子特别多，到夜晚头顶上飞着一群群，随便用手一抓，就能抓住好几个，有“南头苍蝇、深圳蚊”之说。从宾馆到市委大楼，走路约要40分钟，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周鼎同志为了照顾我们，约定邹尔康、甄锡培、卢祖法、刘林、周旭东和我共6人乘他坐的一辆面包车上下班。该车底盘还是穿孔的，跑起来灰尘滚滚，坐一次要洗一次脸。调进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多数住在铁皮房里，办公也在铁皮房里。如1982年5月24日成立的特区报社，就在通心岭的铁皮房里办公。又如1983年9月，从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的深圳市建安机电设备安装公司，员工们都住在建筑工地的铁皮房、茅屋房里，办公也在工地，到处是灰尘，道路也不通，生活、工作相当艰苦，小孩读书也得不到很好解决，困难重重。
沸腾的工地。建设特区初期，市政府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以基础工程为主的城市建设，集中开发罗湖和上步两个城区，共24平方公里。大搞七通一平（通水、通电、通煤气、通道路、通电话、通排污、平整土地），到处是工地，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每个工地都日夜开工，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隆声、气锤此起彼落打桩声、汽车装卸运输奔腾声，加上每个新工程项目的奠基、开工、封顶、入伙剪彩都放鞭炮、敲锣打鼓、舞狮子，这些，组成了像是“深圳在前进”的大合唱，使整个深圳沉浸在一片战天斗地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四年的奋战，共完成基建投资人民币19亿多元，竣工面积340多万平方米。特区24平方公里新城区内形成总长170公里、路面积420万平方米的道路网，建成一大批工业厂房、职工住宅、酒楼、宾馆。共竣工住宅面积155万平方米，建成800多幢17层以下楼房。1981年开始建18层以上高层楼宇，竣工的已有19幢，面积17.7万平方米，在建14幢也将完成。这些变化真是令人兴奋，鼓舞斗志，也就忘记一切艰苦。紧张的工作。特区工作的特点，首先就是繁忙、紧张，从市领导到一般干部都是如此。1981年，深圳市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还是比较精简的，市委提出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构想，还没有设立人大、政协，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书记、副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共7名，市委秘书长人1名，市政府正副秘书长4名。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人员也较精简，但是工作量并没有减少。
深圳的第一、二、三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吴南生和梁湘同时在西丽湖视察。1982年其次，特区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按照198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视察深圳时提出“办特区是个新鲜事物，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指示，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做法，都需要通过“试验田”来加予研究、完善、改进、提高，有破有立，这就增加了工作的数量和难度。第三，当时部分干部不太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思想不够解放，工作效率不够高，而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的形势又向机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机关工作加班加点就成了经常性的事，我有一次就连续加班了7个夜晚，每晚都过12点，司机也跟着受苦。此外，当时各个部门除了正常业务工作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待工作。随着特区形势的发展，对外影响的扩大，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接待任务越来越重，有的单位一天要接待二、三批人，有时连住房都有困难，参观沙头角镇的特别通行证也不能满足要求。因为沙头角镇小小的中英街，是“一国两制”，一半是我们管辖，一半是当时的港英当局管辖，其特殊环境使人向往。加上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又很便宜，还有金银手饰卖，很吸引人，是必到的参观点。
有一次，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和中央机关一些领导来了，一下子把仅有三层楼的迎宾馆住满了。梁湘同志仅去看望一下就花了足足半天时间。又如新疆自治区来了30多位老同志，要求去参观沙头角镇，就必须办理特别通行证，因特别通行证是由省公安厅每月按额发给的，当月的证已经用完了，所以没有办到。虽多次说明、解释，新疆的同志仍坚持要去，说“我们从西北到这里来，除了参观特区，就是想去看看沙头角镇中英街，我们都几十岁了，以后恐怕再没有机会来了，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去看看。”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征得值勤的武警部队领导同意，由部队派人把他们带进去。1984年，刘波同志带着我们几个人在从化参加省委办的整党学习班，当时赵紫阳总理、胡启立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先后到特区来考察，梁湘同志因忙于接待中央领导同志，便通知刘波（分管党群战线工作）同志回深圳接待刚从中央机关退下来的10多位部级领导干部，并说明参观的景点路线、用餐标准、完全同中央来的领导同志一样。在接待时，有位同志问刘波：“你叫什么名字？梁湘到哪里去了？”表示不高兴。类似情况，持续了很多年。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区和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提高，这种情况才逐渐得到解决。张中林，1934年生，广东省湛江市人，1981年10月起任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整党办公室主任，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组织部长，1990年12月至1994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1994年3月至1997年5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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