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张丹丹 刘泽权：功能翻译观视域下的中英诗歌翻译批判模式构建

功能翻译观视域下的中英诗歌翻译批判模式构建

张丹丹 刘泽权 

齐齐哈尔大学 河南大学 

摘    要：《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的故事, 被广泛选编入初高中语文教材, 成为传播锲而不舍、天道酬勤正能量的经典励志名篇。本文从功能语言学视角尝试界定出中英诗歌文体翻译批评路线图, 并以香菱“所作”的三首诗及其四个英语译本的翻译进行检验。本文提出诗歌的翻译应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且具有优先等级选择, 即先做到语篇对应以诗译诗, 再着眼于诗歌语篇的形式特征, 然后下移至诗句 (及以下层面) 的元功能对应。

作者简介：张丹丹, 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语料库语言学、比较文学;E-mail:[e-mail]。

作者简介：刘泽权, 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语料库语言学, E-mail:[e-mail]。

基金：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原项目名) “两岸三地中国文学英译数据库建设与对比研究 (1951-2010) ” (项目号:17C Y Y025); 2017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项目号:UNPYSCT-2017161) 相关成果

文献：张丹丹,刘泽权.功能翻译观视域下的中英诗歌翻译批判模式构建[J].中国外语,2018,15(01):103-111.

1 功能翻译观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德国功能学派把翻译研究从静态的语言学分类推向了动态的以交际目的为出发点的文本功能分析 (Munday, 2001:72-73) , 从而突破了传统的翻译思维模式, 解决了长期的直译意译之争, 使翻译研究迈向了更广阔的视域。德国学者、翻译理论家赖斯 (Katharina Reiss) 可谓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创始人 (朱志瑜, 2004:4) , 她的研究以对等概念 (concept of equivalence) 为基础, 但是超越了词句层面, 强调语篇层面的交际和对等, 并将语言功能、文本类型及翻译策略结合起来 (Munday, 2001:72-73) , 试图为翻译批评提出一套客观的标准, 建构总体框架, 形成一个可以自动调节的幅度和范围 (朱志瑜, 2004:4) 。赖斯以德国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布勒 (Karl Bühler) 的三种语言功能, 即表达 (expression) 、再现 (representation) 、感染 (appeal) (Bühler, 1990:35) 为基础, 将三种功能与其相对应的语言维度 (dimensions) 、文本类型或各自使用的交际语境联系起来 (Munday, 2001:73) , 分出三种文本类型:信息型文本 (informative text) 、表情型文本 (expressive text) 、感染型文本 (operative text) , 此外还有视听型文本 (audiomedial text) (Reiss, 1989:108-109) 。赖斯将这种文本分类法应用到翻译上, 发展出翻译类型学。她认为, 类型的重要是因为它和内容形式翻译策略有直接的关系 (朱志瑜, 2004:6) , 因此提出“不同类型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转引自Munday, 2001:75) 。根据文本目的和性质, 信息型文本要求“直接、完整地传递源语文本的概念内容”, 表情型文本传达“源语文本内容概念的艺术形式”, 感染文本再造“文本形式以直接达到预期的[接受者]反映” (Reiss, 1989:109) , 其重点分别为“内容”“形式”“效果”。然而在实际语言应用中, 往往存在介于两种或多种文本类型之间的复合型文本, 如布道既给出了关于宗教的信息, 又通过试图说服民众遵从某种行为举止而实现了其感染功能 (Munday, 2001:74-75) 。针对这种现象, 赖斯 (1989:109) 提出“原文的首要功能是否得到传递, 是评价译文的决定性因素”。此外, 由于原文传译场合, 如时代、地点、语言、读者等因素发生改变, 也会导致译文功能的变迁。赖斯指出, “正常情况下”的翻译目的是“将原文转换成第二种语言, 不增、不减、不变, 用目的语对应的文本再现原文”“在这种正常的情况下, 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适当翻译方法的首要因素” (Reiss, 2000:17) 。这是赖斯翻译类型学理论的精神核心, 她对文本的分析始终与翻译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 翻译方法不仅只取决于文本类型, 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都会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语言为一种重要的人类行为符号系统, 由形式、功能和情景三个支系统组成。语言研究的中心是这三个支系统及其彼此之间的体现和选择, 对“意义”的研究已从传统的脱离语境的情态、狭隘的词语、句子“意义”的描写, 转向了对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实际语言使用中的“意义”, 即话语“功能”的发掘和阐释。因此, 较以直觉、感官等主观因素为主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 以及分别局限于语言、文化各自领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范式和文化翻译范式 (司显柱, 2011) ,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从功能、形式和情景的互动角度, 对翻译的全过程所涉的诸多语言内外因素进行客观的观察、描写、分析, 兼顾了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 (司显柱, 2007:V) , 其解释极具张力。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的意义和功能概括和抽象为三种元功能, 即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 而功能就是意义 (Halliday, 2008:29-31)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翻译一般是寻求原文和译文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对等。语篇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起作用的意义单位, 因此, 翻译的对等单位应该建立在语篇上, 即翻译应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同一整体情景语境中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功能 (胡壮麟等, 2005:365) 。在这点上, 系统功能语言派与德国功能派观点一致。

纵观中外诗歌翻译研究, 刘泽权、张丹丹 (2012a:67) 认为大体可归为四类:第一, 美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第二, 功能语言学关照下的诗歌翻译批评尝试;第三, 以心理、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为基础的探讨;第四, 基于对等理论的翻译批评。就国内所发表的中国古诗英译批评, 黄国文 (2004:16) 早就指出, 主观成分较多, 通常是随想式、经验式和点评式的, 没有一套可仿效、可重复使用的方法与理论, 关于汉诗的英译标准, 也是见仁见智。但是, 这种现象至今亦如此。功能语言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客观描写式的可能性空间。黄国文 (2004, 2006) 开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诗歌英译研究之先河, 探讨了功能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随后, 李根发 (2004;2006) 、郑元会和苗兴伟 (2008) 、张威 (2010) 、黄国文和陈旸 (2014) 等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诗歌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但是, 就具体操作而言, 上述研究并没有完整地凸显诗歌翻译批判的具体评估参数体系以及诗歌语篇特有的翻译标准, 也没有证明中英诗歌之间文本类型的可比度。就形式等效而言, 大多研究只局限于小句及小句以下的词汇层面, 较少碰触文本类型上的宏观形式等效研究。鉴于此, 按照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研究以语篇为视角展开、德国功能派的文本类型和翻译类型学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小句体现语言三个元功能的观点, 本文从宏观层面以诗歌语篇为分析单位, 微观层面从小句切入进行具体操作, 尝试构建中英诗歌翻译批评路线图, 并以《红楼梦》中香菱学诗所作的三首诗以及其对应的四种英译文, 即霍克思 (Hawkes, 1977) 、杨宪益夫妇 (Yang&Yang, 2012) 、乔利 (Joly, 2010) 和邦索尔 (Bonsall, 2004) 译本 (以下分别简称霍、杨、乔、邦译本) 为例, 对该路线图予以检验, 以期对诗歌翻译批评有所借鉴。

2 汉诗英译批评模式构建

2.1 汉诗英译的形式基础

要翻译好一首诗, 首先要对它进行解读, 揣摸作者的意图, 理解诗的含义, 体会诗的意境, 然后才能选择特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原诗所要表达的意义。译者所选择的形式 (包括语篇的宏观结构、小句、词组和单词) 必须能最大程度传递原文的语义和意境。特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意义, 形式是意义的体现 (黄国文, 1999) , 无论译者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使用某种形式, 他所做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择所带来的效果, 因为选择本身就是意义 (黄国文, 2006:19) 。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 中国人认为诗歌起源是人的心灵受外物感动的结果, 因此, 中国人最早的诗歌起源论就是心灵感动说, 或者叫做感物说 (赵敏俐, 2013:6) 。《尚书·舜典》中提出了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为“诗言志”;《毛诗序》说:“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几千年的中国诗歌传统形成了以抒情为核心的特征 (同上) , 这与西方文学传统“诗歌是表情型文本的极致体现” (Munday, 2001:74) 殊途同归。所以, 从文本类型上看, 中英诗歌同属于“表情型”文本。根据翻译类型学的最基本理念, 不同种类的文本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 (朱志瑜, 2004:5) 。翻译批评也用同样的标准 (同上:8) , 这是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前提条件, 译者根据文本类型处理内容与形式的主次取舍。表情文本关心修辞结构的相应美学效果 (同上) , 就其翻译而言, 赖斯多次强调一种与原文艺术形式可以“类比”的形式 (analogy of the artistic form) (Reiss, 1989:110;同上:32) , 或者说“形似加上美学上的等效” (Reiss, 2000:36) , 从而把读者领到原文面前 (同上:37) 。霍姆斯 (Holmes) 在谈诗歌翻译时, 也提到此种译法 (Holmes, 1988:26-28) 。所以, 在翻译诗歌时, 要首先考虑译诗的形式 (Reiss, 2000:28) , 因为诗歌特有的形式是其之所以称之为“诗”的载体。同时赖斯特别强调, 这并不等于接受“重形式文本”没有内容的片面功能主义的语言观 (同上) 。

中国古典诗歌最常用的诗体形式是以字数的多少为标志组成诗行, 其中又以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为主体, 音韵流畅、字句对偶、押偶句尾韵、重视诗行节奏、讲究平仄等基本要素是其形式的基本特征和魅力所在, 使其读起来抑扬顿挫、节奏分明, 极富音乐美 (赵敏俐, 2013:12-13) 。由此可见, 中国古典诗歌文本的语篇形式之美大体由行数、字数、韵式、平仄、节奏、对偶六个参数承载。那么, 在英语诗歌文本的语篇形式中, 是否存在可以与中国诗歌艺术形式“类比”的或“形似加上美学上等效”的六个参数呢?如果存在, 是否具有可译性呢?刘泽权、张丹丹 (2012b) 以语料库统计为基础, 对比分析了42首毛泽东诗词及其三个英译本的翻译, 证明了在英语诗歌文本中存在语篇形式类比/等效参数并具有可译性, 它们分别是行数、音节数、韵式、抑扬、音步和对句。在英诗系统中, 由于行数不同, 韵式也各异, 两行诗 (对句) 的韵式只有aa式, 三行诗主要有aaa、aab、abb和aba四种, 四行诗主要有abab、aabb、aaaa、aaab、aaba (aaxa) 、abba (黄杲炘, 2007:173-174) 。由两行诗、三行诗和四行诗的韵式可以组合成任何行数和韵式的诗节 (同上:225) , 可见英诗的行数和韵式远比汉诗丰富, 而汉诗的行数和韵式在英诗中基本上存在对应模式 (刘泽权、张丹丹, 2012b:72) 。黄杲炘 (2007:225) 指出, 在英诗汉译中, 原作中的韵式和诗行长短搭配, 译文也都有可能照应反映, 此原则对汉诗英译亦然。就对偶而言, 英语两行诗 (对句) 在音律上总是一样长短, 就像我国对联 (同上:153) , 在翻译对偶诗句时亦可借鉴英语对句音律等长的特点, 同时兼顾上下句词性的对偶, 做到音节和单词两者兼顾 (刘泽权、张丹丹, 2012b:72) 。汉诗因顿、平仄和韵式的完美结合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效果, “英文诗中也有和中文诗的平仄相当的节奏, 就是轻音和重音的配置” (吕叔湘, 1980:2) , 即抑扬。英诗汉译已发展到兼顾“以顿代步”及“字数相应”的阶段 (黄杲炘, 2007:72) , 那么汉诗英译似乎也应兼顾“以步代顿”及“音节数和单词数相应” (刘泽权、张丹丹, 2012b:73) 。

2.2 汉诗英译的意义/功能基础

在韩礼德 (Halliday) (2008) 的系统功能语法中, 语言的概念意义/功能主要体现于小句经验功能的及物性系统以及小句之间的依赖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 及物性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法系统, 它将体现及物过程的小句划分为过程、参与者和环境三部分;人际意义/功能体现于小句的语气 (包括情态和评价) , 由“主语”和“限定成分”构成;语篇意义/功能体现于小句的主位结构和小句之间的各种衔接、连贯关系等, 小句的主位系统由主位和述位两部分组成, 并一起构成一则信息 (message) 。这三个元功能共同作用于小句, 使小句同时呈现出作为表述 (representation) 、交换 (exchange) 和信息的意义, 分别对应概念、人际和语篇三个元功能 (Halliday, 2008:58-62) 。三个元功能中各种参数的不同选择都会引起小句意义和功能的改变 (黄国文, 2006;李根发, 2004;2006) 。Halliday (2001:16) 认为, 作为一般的规则, 看一个译文是否对等, 要看它是否在概念功能 (尤其是经验功能) 方面与原文对等;如果一个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方面对不上、不对等, 那就不是好的译文, 也不需要去评估这个译文了。Halliday还指出, 有些译文在概念功能是对等的, 但由于它们在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上不对等, 也会遭到批评。因此, 翻译的对等关系不能只建立在一种意义 (通常是概念意义) 的基础上;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 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 以及表示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上的对等。一般情况下, 好的译文需要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 (胡壮麟等, 2005:366) 。鉴于翻译是无法保证对等的, 对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关系, 重要的是要确定译文与原文的相似性。因此, 本文将采用“对应”或“等效”术语以替换“对等”。汉英两大语言系统具有共性, 分别存在具有等效的三大元功能对应参数, 如及物系统的六种过程, 汉英语言具有相对应的动词 (李发根, 2004, 2006) 。因此, 在三大元功能的转换上, 汉英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 这进一步保证了本文理论框架的可行性。但是, 由于汉英两大语言系统的差异, 在具体的翻译操作时, 对三大元功能的转换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或意义上的偏离, 此时译者的选择将会产生不同意义/功能的译文。鉴于诗歌是表情型文本的极致体现, 是“人际意义”主导的语篇类型, 在翻译时“人际意义”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

综上, 在正常情况下, 诗歌翻译按照考虑参数的优先等级应该是, 首先以目的语中的诗歌文体转换, 做到本文类型对应, 即“以诗译诗”;其次, 分析原诗语篇形式六参数特征, 以目的语中的对应/等效参数予以体现;第三, 在人际、概念、语篇三大意义/功能的转换上, 如果难以取舍时, 要优先考虑人际意义。具体路线见图1。

3 语料分析检验

《红楼梦》第48、49回记叙了香菱向黛玉学诗, 黛玉让她以“月”为题, 用“十四寒”韵, 香菱经过两次失败终于成功。她的第一首诗比较稚嫩, 用语直露, 把前人咏月习用的辞藻堆砌成篇, 所以黛玉说“被他缚住了”, 且全诗没有表达真情实感, 了无新意。第二首有所进步, 但这首为了追求措辞之雅未免牵强, 全诗在咏“月色”而非月亮本身, 有些跑题, 所以黛玉说“过于穿凿了”。第三首用词典雅含蓄, 设意新奇别致, 并切合香菱自己的身世, 借咏月而怀人, 流露了真情实感, 所以众人看后说“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香菱学诗的故事, 被广泛选编入初高中语文教材之中, 成为传播锲而不舍、天道酬勤正能量的经典励志名篇。本文之所以选香菱诗作三段及其多译本作为语料, 原因有四:其一, 三首诗具有语篇上的连贯性;其二, 原文自带对三首诗的评价, 避免了笔者评价时的主观因素;其三, 三首诗的优劣呈阶梯分布;其四, 诗词难译, 如何“成功”地译“被敷住”和“跑题”的诗词, 更是难上加难。以上四点有利于考察英语译诗是否达到了等效的功能, 同时也有助于检验本文提出功能视域下的诗歌翻译路线图的可行性。

3.1 文本类型

四个英译文中除邦译没有用诗体翻译外, 霍、杨、乔三译文均以诗体形式呈现。所以, 从文本类型等效上看, 邦译被排除在本文提出的诗歌翻译评价体系之外, 其余三译文在文本类型上是等效的, 将在下文各参数体系中继续评估。

图1 中英诗歌翻译批评路线图

3.2 诗体形式/语篇形式

纵观霍、杨、乔三译文在原诗等效的英诗语篇形式六参数的具体呈现情况 (见表1) , 只有霍译以英语诗歌的等效参数完全呈现了原诗的诗体形式特征, 在形式和音乐美感上取得了同等的效果, 且三首译诗保持了形式上的一致性, 重现了原文三首诗的相同命题要求。杨译做到了行数对应, 且以韵体译诗, 但是在其余四个参数上没有明显对应迹象。尤其重要的是, 杨译三首诗的韵式不尽相同, 很难想象是出于同样的要求所作, 与原文的功能不等效。而乔译只做到了行数相应, 其余五个参数都没有得到对应呈现, 在形式和音乐美感上明显不足。

3.3 三大元功能

鉴于三首诗自身的特征以及篇幅所致, 本文仅对能凸显三首诗的三大元功能中的有限参数进行译文等效评估。

3.3.1 人际功能

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系统呈现。在语气系统中, 有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种基本语气功能 (司显柱, 2007:62) , 不同的语气表达不同的言语功能。在对原文语气的呈现方面, 三位译者大体上把握了原诗的语气, 但细较之下发现霍译语气转换相对于原文比杨、乔两译文大, 且具有规律性。霍译第一首诗全部以陈述语气翻译, 第二首增加了疑问语气, 使诗歌增强了与读者互动的潜式, 人际功能变强;第三首诗以陈述和感叹语气译之, 增强了译诗抒情色彩。可见, 小句层面, 霍译和原诗的语气对应程度虽不如杨、乔高, 但是从整体上看, 霍译三首诗所体现诗人情感的人际意义在逐渐增强, 与原诗优劣呈阶梯状分布具有等效效果。

3.3.2 概念功能

鉴于前人已经对概念功能等效做了非常全面的论证研究 (如黄国文, 2006;李根发, 2004等) 以及本文篇幅所限, 本文对三译者三首诗的概念功能等效翻译的分析、验证从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原文的第二首诗是跑题的, 即咏“月色”而非“月”本身, 所以译诗也应按照原文的要求跑题, 这可以从概念功能等效上得到很好的诠释和评价。原诗第一、五、六句最能体现诗人跑题的痕迹, 因为这三句的参与者均为“月色”, 三个译文也得到了等效的处理结果, 如霍译的white powder和grains of frost, 杨译的light和powder, 乔译的the remains of powder和her lustrous rays等较好地印证了原诗“跑题”之所在。

表1 霍、杨、乔三译文在等效诗体形式上的呈现    

表2 原诗、译诗语气等效对比     

3.3.3 语篇功能

从语篇连贯上看, 香菱所作三首诗的题眼是以“月”为题的七言律诗, 压“十四寒”韵。从功能等效角度出发, 译文也应保持这种语篇上的连贯。但是, 汉语古诗的“十四寒”韵在英语诗歌体系中造成了文化及语义上的空白, 三位译者对“十四寒”的处理关系到译文能否重现原文语境上的连贯。霍译把“十四寒”韵巧妙转换成押sky和light的韵脚 (You can use“sky”and“light”as your rhymes;but I won’t set the other rhyme-words for you, you can use whichever ones you like.) (Hawks, 1977:462) , 且三首诗均采用五音步抑扬格, 做到了语篇上的连贯, 达到了与原文语篇功能等效。杨译以直译的形式the fourteenth group rhyming with han (‘cold’) (Yang&Yang, 2012:977) 呈现“十四寒”韵, 其译文难以诠释原韵的内涵, 且三首诗韵律没有规律可循, 丧失了原文“十四寒”韵总领三诗的功能, 致使杨译韵律前后失联, 造成了语篇连贯的短路。乔译the fourteenth rhyme, ‘han’ (cool) (Joly, 2010:808) 与杨译处理类似, 亦不能使译文读者领会“十四寒”韵与香菱诗 (乃至译诗) 中具体韵字的关联。

从小句层面看, 不同的成分充当主位意味着小句有不同的起点和注意点。叙述的出发点不同, 所传递的意义和小句的信息中心也会不同 (黄国文, 2006:11) , 因此, 信息的重要性和其所表达的交际意义就不同。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 不同语言系统和语用习惯的差异是翻译不可逾越的考虑因素, 如在汉语系统中信息中心后置现象普遍, 这一点与英语系统相悖。纵观三首译诗, 三位译者很少能完全重现原诗的主述位结构和信息结构, 可能主要是因为汉英诗歌语言的差异, 导致译者需要对原诗的主述位进行调整, 以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以及译诗结构上的对称或是押韵需求。以第一首诗为例, 由表3可知, 霍译总体变化较杨、乔两译文大。从信息呈现先后看, 霍译把原诗一、二两句顺序颠倒, 究其原因, 很可能是出于押韵 (s k y) 需求。此外, 在五、六句的翻译上, 霍译把原诗的主述位颠倒, 以突显译诗结构上的对仗效果以及原诗所强调的重点信息 (即玉镜和冰盘) 。而七、八两句主要是出于英语语言习惯和押韵 (night/light) 考虑。杨译一、二、六句主述位结构与原诗的不对应也应该是出于押韵的需求, 而第七句和霍译第七句有异曲同工之效, 恐怕也是英语语言习惯的原因。乔译没有采用韵体译诗, 摆脱了韵式的束缚, 这似乎也解释了乔译主述位结构较霍、杨两译文更向原诗趋近的原因, 但是乔译一、五、六句主述位与原诗相反可能是出于汉英语言对信息中心强调的位置差异所致。

表3 第一首诗及其三译文主述位结构分析

4 结语

由以上对翻译实例的分析得出, 汉英诗歌翻译在小句层面做到三大元功能完全等效似乎是比较困难的, 这主要是汉英语言习惯以及汉英诗歌系统的差异所致。司显柱 (2007:160-169) 指出, 只要译文对原文的概念意义保持不变, 评估译文质量时不必对译文里的小句类型的变化与否予以特别关注, 译文因自身的语篇/信息组织特征而做出的相对于原文的变动——包括主位结构和句序的调整等, 不仅不应视为对译文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而正是译文追求对原文总体功能/意义对等的必然结果。这也恰当验证了诗歌的翻译应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且具有优先等级选择, 即先做到以诗译诗, 再着眼于诗歌语篇的形式六参数特征, 然后下移至诗句及以下短语、词汇等层面。本文只是从功能翻译观视域提出了中英诗歌翻译批评路线图, 其应用前景还有待更多的诗歌翻译批评实践来验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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