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寿特稿 | 问题意识：逆向夜行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二十二）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周玉峰先生书

后学敬贺者言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1月28日，是志扬先生的八十寿诞，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古典学研究-先进辑刊-寓诸无竟-文艺批评-启示与理性”五公号于1月28日分别推送“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由北向南传递后辈学人对在西学中夜行四十年，因知白守黑而归根复命的志扬老师的敬意与祝福！

问题意识：逆向夜行

本文摘自墨哲兰《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015年11月恰因孙周兴先生主持一个“技术哲学”会议的要求，我接着写了《“技术统治时代”意味着什么？》。[1] 它与《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两文，成为我学术生涯走出学术体制的标志。1980年突然进来，2015年突然出去。35年成了我在学术体制中学习工作的“公职”时间。其实我始终不属体制中人。我做的不是“学问”，是“问题”，即逆西学而夜行——“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

我的自学经历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先到其源头德国新古典时期[2]“观念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绝对观念”，再回溯谢林、费希特到康德“不可知物自体”。第一次获得问题：以“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为上下界限的“先验观念”怎么可能“为自然立法”而完成“哥白尼革命”？黑格尔似乎回答了，但在马克思那里为什么又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唯生产力“劳动二重性”创造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最后消灭私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完成“史前史”？现实的回答成为反讽，倒是“历史终结”了，胜利的却是“资本精神”及其“技术理性”。这是我进入体制前的问题。

进入体制后必须按体制正儿八经做“西哲”。可我还是自学按自己的问题走。先经过新康德主义类型的“意识内在性”极致胡塞尔“现象学”，再转到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一本小册子点拨了心路：胡塞尔从布伦坦诺那里接过了“意识意向性”，海德格尔却从布伦坦诺那里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者多样性”。又一轮意识转向存在的下行运动，让我能集中注意：“存在者多样性”是“能同一的多样性”，还是“不能同一的多元性”？以论观之，则是“形而上学本体论”，还是“虚无主义”（其实两者同样是形而上学：尼采明智断定“柏拉图主义就是颠倒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提交的答案趋近临界：“存在者与存在的本体论差异”即“非同一性差异”，继而表现为语言道说的“显隐二重性”，最后又表现为存在运作的敞开-遮蔽、敞开即遮蔽的“显隐二重奏”。孰是孰非？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这才藉助海德格尔的“回归步伐”回归到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即“早期希腊”（交界“古希腊”）。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史是遗忘存在的历史”一路成为我的“拐杖”，并从中归结出“偶在论谱系”。所谓“逆向而夜行”就是一路回溯“检测防御”直到古希腊形而上学开端——海德格尔为什么说“开端即没落”？第三个问题留下了。

前两个问题解都记在《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3]、《西学中的夜行》、《偶在论谱系》中。第三个问题一直悬着，2016年发现西方密钥遭天算才获得合理的展示描述。

世纪末交界，施特劳斯进入中国后，[4]我第二次重返古希腊，形成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两种“回归解释学”比较。根据我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我不相信犹太人施特劳斯真的“从耶路撒冷走向雅典”。[5]后来证实，他晚年自己在“我们为什么仍然还是犹太人”的演讲中陈述：“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地与血”。所以，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始终存有一个“不可解决问题”，令我“怦然心动”。尽管施特劳斯以“隐微”著称于政治哲学史，但他关注选择的却是柏拉图“对话篇”，即相对柏拉图哲学密宗的“本相论”它分明是“显白（摆）”着的谈论，或不如说收集整理的“谈资”。海德格尔的古希腊研究，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残篇解读”，都力图从古希腊语生成着的显隐二重性探微深层隐性的意义之源。伯内德特的说法（指责海氏只重“存在”而不问“城邦政治”）有点不明就里，或者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政治哲学中的立法者哲学王，该由谁来检测防御他的为人立法、为自然立法之“论”？连“一神论”的“一”不过是“一个民族”的“一”，算计而已，何况从来都是坍塌的人为构建之形而上学“本体论”。哪里找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本体论就是虚无主义根源，一个铜板的两面。顺带说一句，把“德性”功能化强力化的西方究竟有何“伦理道德”可言？以“技术物化”最终到“人工智能”为旨归的整个西方历史还证明得不够吗？

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他是西方人且身陷西方而“力图将形而上学带向其边缘状态”。这“边缘状态”也不过就是从西方内部接近边缘的“边缘状态”。其受制于西方范畴是可想而知的。比如他在“黑皮书”中谈到英美的商业与技术理性的“无根世界性”与德国的“本土性”对举，仍然着眼于地中海希腊以西的西欧文明板块，虽然其中对“技术”的“无根性”追问独具一格。仅此技术的“无根世界性”，对后人的启发无与伦比。现在看来，海德格尔局限最明显的标志尤其表现在，从成名到死都不能摆脱“形而上学语言思维”，例如“存在”打下的印记，自始至终作为一个西方人“只知其有不知其无”。尽管“存在”与“存在者”区分着，也仍然是一个“地平线”上下的妥协姿态（“存在是运动着的敞开即遮蔽”，就像“质量”转化成了“能量”，仍然守住着“有”）。换句话说，即便翻译过老子几章，思考过“为什么总是存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终究下不了决心跨出最后一步，能从“存在者”走向“存在”，却不能再从“存在”走向“无”。[6]

总而言之，我面对的始终是一个“以用代体”的“异质文明”，归根结底与“以体制用”神性文化与德性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时段”，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轮回”。“西方文明”，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就像一个“金刚钻头”，能将历史隧道钻到一定深度（“大化无极以致中和”），虽然自己也同归于尽地报废了，但却惊醒了、激活了真正的神性文化与德性文化重归“以体制用”地使人成其为人仁！

我看“四次重述”的四大家：黑格尔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仅在比较中，觉得海德格尔比其他人更能看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双重遮蔽”。至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同一”表现的两大怪异，则完全是自己体悟出来的：

N、形而上学本体论，从来没有成立过，自始至终都是失败的，即坍塌的；

M、形而上学史表现为“本体论”与“虚无主义”两极摇摆，它们其实是

       “一个铜板的两面”。

原据此拟定“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计划，[7]后来放弃：这是西方自己的思想事务，与我何干。犹太人早就决断了：“亚里士多德上帝与亚伯拉罕底上帝何干！”。

滑动查看注释

[1]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刊发。感谢郑圆先生。

[2] 历来把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叫“德国古典哲学”，于是造成两个误解：（1）以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古典”与古希腊的“古典”同畴同义，甚至纳入“古典学”范围；（2）在中国尤其相信德国古典哲学是最能承接古希腊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由此掩盖德国哲学在西方的“边缘”地位。到近年我才发现这两点全错了。德国人自己错起，我们跟着错。其中缘由关乎对西方哲学史的根本看法，此处存而不论。

[3] 参见我与陈家琪先生合着的《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上篇”是家琪写的，下篇“重申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是我写的。1989年完稿，1992年才由华中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再版。

[4] 两个犹太人对西方哲学史表现出独特的姿态值得一提：为了改变西方哲学的纯粹抽象性，现代施特劳斯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政治哲学”以柏拉图（对话篇）作为开端；无独有偶，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已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政治经济学”以黑格尔（劳动辩证法）作为开端。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则根本而激进并开创一个时代，施特劳斯则温和得太多，仅想用古典原因矫正现代结果的偏离。奇怪的是，两者对中国影响比对西方更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对西方的接受其实始终有中介的，就现代而言，中国没人接过英国罗素的“逻辑实证论”，美国杜威主义仅胡适一人，还减半：虽实用但无实用的逻辑分析手段。但接过马克思的却是一个政党并领导中国。接过施特劳斯的诚然已是一个实力学派了。记实为言。

[5] 犹太人没有受西方“启蒙”思想蒙蔽，他们的文士就凭一本《托拉》凝聚民族精神自我认同。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不管他身在何处，耶路撒冷神庙就在他们的脚步中，遂使犹太民族能化零为整。犹太人可成为中国人的一面镜子。当然，即将到来的未来，中国人也会成为犹太人的一面镜子。

[6] 意识到中国的“无”而仍然坚持“存在”的海德格尔说过，中国人或西方人都只能按照各自的方式解救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在宇宙无极的潜在趋势上，西方本体论或粒子论思想毕竟是到头了。

[7] 《从古典重新开始》程志敏,张文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请参阅“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

往期链接

▍作者简介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底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门槛》（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15、《墨哲兰集》（第一辑5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即出）。

主译：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校：（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输入0，即可查看往期目录

ID：xianjinjikan

先进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