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论坛 | 李芳：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商议印制《古本戏曲丛刊》始末

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商议印制《古本戏曲丛刊》始末

李芳

一九五三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刚刚在波兰华沙参加了屈原纪念会的郑振铎，从捷克转道维也纳与中国代表团汇合，他在本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七时半，早餐。写《古本戏曲丛刊》序（初稿），已完。十二时，到Hotel Stephanes午餐。”

郑振铎作为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文化家、学者，一九四九年之后，身兼多职，除文化部下属文物局局长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政协文教组组长等职，公务缠身。综合来看，他将泰半力气都用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罗旧物、画、书，将之藏为国有并公诸同好。正是在一九五三年，他尝豪言道：“环顾海内，藏物、藏书、藏画者，已寥寥可屈指数，不出一二年，当能完全集中。”（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郑振铎致徐森玉信）

戏曲古籍的抢救和购藏，郑振铎着手甚早，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他从日本人手中秘密抢救出数万册古籍。蜚声海内外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保存下来的。相关的影印工作，他也是早有规划。在《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初稿中，他说：“三年前曾和商务印书馆谈过，希望他们能够续印《四部丛刊》。直到今春，他们才同意这个计划，但首先应该印些什么呢？还是印些戏曲罢。”

然而，至少在前一年，即一九五二年夏天，郑振铎已经将这个影印戏曲的计划完整地呈现出来了。当时，《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编委会的成员之一吴晓铃正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学术秘书一职，案牍之余以校勘明代毛晋刊行的《六十种曲》为调剂。为此，郑振铎专门找他谈话：“还是帮着我搞个足以传世的大部头儿东西吧！”吴晓铃记道，“于是，他把编印《古本戏曲丛刊》的设想讲给我听”，“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他便把编集的方案、刊行的办法和初集的目录稿寄给我”。（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

郑振铎于一九二一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之渊源颇深。商务印书馆有影印古籍的传统和实力，他首先想到由商务来承担此任也在情理当中。关于与商务印书馆商量此事的具体过程，他在初稿序中说， “（商之商务印书馆），他们同意了。就邀请各方面来谈，一致赞成此举。或出书，或出力，群擎易举，初集一百种乃得于短时期内告成。”此时，是一九五三年三月，“近力促商务继续《四部丛刊》的工作，已可同意。第一批拟出戏曲书一百余种，今年年底可出齐。”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推进，让他极为兴奋：“使孤本、善本顿时能化身千百，人人可得而有之，诚一大快事。”在最初的规划中，第二批影印的是“古佚书记善本书约五百册”，但到十一月郑振铎撰写《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言初稿之时，《丛刊》前四集的目录已经初步拟定完毕，这个“继续《四部丛刊》”的影印计划就完全变成戏曲古籍了。

虽说各方面“一致赞成”，初集“短时期内告成”，但郑振铎说“力促”并非虚言，具体实施的过程还是较为曲折的。“出书”的，即负责提供戏曲孤本和善本的，除了几处公立图书馆和郑振铎本人，都是戏曲著名藏家，位列初集编委会中的还有赵万里、傅惜华、杜颖陶、吴晓铃。至于“出力”的，主要就是商务印书馆了，如前文所说，商务印书馆在郑振铎提出这一动议的三年之后才同意承担《丛刊》印制出版，在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上落力甚多。《丛刊》初集序初稿中对此也表达了谢意：“这个工作的能够初步完成，首先应该感谢商务印书馆，他们是负责印刷的，根据过去的经验，仔细而慎重的保全原来的面目，并不加以修补，有缺页者也只好照旧；差不多每一页都加以研究。其成绩是肯定的。丁英桂先生和□□□先生特别应该致谢。”

丁英桂先生（一九〇一—一九八六），一九一五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商业补习学校，学成后留馆工作。一九五三年七月，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联合组成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聘其主持影印丛刊。这位姓名阙如的先生又是何许人呢？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中，另外参与了《古本戏曲丛刊》相关工作的还有史久芸先生（一八九七—一九六一）和伊见思先生。时任中国图书馆发行公司副总经理（商务印书馆代表）的史久芸和时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的伊见思，因此事在这段时期和郑振铎多有往来，前者主要负责合同签订前后参与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会议；后者主要负责取、送原本，传达郑振铎对校样的意见。

商务印书馆和郑振铎商妥确定承印《丛刊》，时间当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份前后。五月十九日，张元济给丁英桂信中询问：“郑振铎先生托印古本戏剧，已否商定一切办法？未知何时可以着手？”其后两个月，商务印书馆主要是与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商讨具体的印行办法，文化事业管理局的直接负责人就是郑振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当时文化部下面设一厅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主管业务有文物、博物馆事业，还有图书馆事业。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文化部文物局与科学普及局合并，成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副局长还是郑振铎、王冶秋。在主管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之外，增加了文化馆和电化教育。（谢辰生《谢辰生忆郑振铎》）

商务印书馆与文化事业管理局进行商谈的负责人是史久芸。这一年一月起，他为涵芬楼善本书由政府购入一事，已经与郑振铎、王冶秋会见过多次。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九时，到社管局，为影印《戏曲丛刊》事开会。”七月二十一日，商务印书馆签订了正式的《丛刊》出版合同。史久芸日记中记道：“七时半，赴文化部社管局同戴孝翁与郑振铎接洽签订合同，并取古曲本五十四册。”戴孝翁即戴孝侯，一九一八年考入商务印书馆任补习生，时任出版部部长、营业部副部长。编撰工作即日起正式开始，联络工作由伊见思负责。《丛刊》初集所收入的，大都为郑振铎本人收藏，原本都由伊见思前去社管局取。八月十四日、十五日，他就连续两日前去“取《曲丛》原本”。伊见思在取回原本之后，将原本一一检查装箱，抄录清单，寄往上海。印样排好，在送往印厂之前，郑振铎对曲本底本的内容、印章等进行审定，他的审定意见，也由伊见思誊写、记录下来。这些往来内容，都保存在商务印书馆的档案之中。（肖伊绯《郑振铎与<古本戏曲丛刊>》）

从一九五三年五月起，张元济就参与到《丛刊》的编纂工作中，也阅看了多种印样。在商务决定印行《丛刊》之前，郑振铎已经将拟定的目录送往商务。五月十二日，张元济已阅读了前四集目录，并将其送还。印行的进展很是迅速，九月开始，他通读了多种曲目的样本，并与郑振铎商讨意见。“前谈《戏曲丛刊》有须与郑振铎先生商榷着，先打样张。弟曾请将样张交下一阅，如有可不必商榷者，拟请抽取，以省周折。”（九月二十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信，《张元济书札》）据他在信中透露，十月底原本为《戏曲丛刊》第一批出书之期。九、十二个月间，他曾审定过的曲本有《杀狗记》《幽闺记》《西游记》《拜月亭》等收入《丛刊》初集的元明时期传奇作品多种。

一九五四年二月，《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正式出版，在正式发表的序言中，初稿里的这些内容均删去无痕，“商务印书馆”以及丁英桂等商务同仁，不再单独出现在致谢中，其措辞改为：“商之同志，皆赞其成，乃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家所藏，并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们，集资影印这个古本戏曲丛刊六百部。”商务印书馆诸位参与者的功绩，直到一九八五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出版时，才在吴晓铃先生撰写的序言中再被提及：“参与前四集的编印工作的，在上海有丁英桂先生；已故的有北京的伊见思先生。他们寞寞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

作 者 | 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 载 |《人文》学术集刊第八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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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子怡

审核： 岳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