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论坛｜钱思衡：于“革命”中见“性别” ——《青春之歌》再解读

编者按

《青春之歌》是公认的红色经典，对它的研究近年不断有新成果出现。无论是《青春之歌》刚出版时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是新时期的再评价，其中的性别议题始终处在“不可见的女性”的处境下。钱思衡重新细读文本，发现林道静有两次出走的区别与意义（《于“革命”中见“性别”——〈青春之歌〉再解读》）。该文立足作品文本，借助理论工具，提出新见。

于“革命”中见“性别”

 ——《青春之歌》再解读

内容摘要：  无论是《青春之歌》刚出版时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是新时期的再评价，其中的性别议题始终处在“不可见的女性”的处境下。重新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林道静有两次出走，第一次逃离家庭既有作为女性的独立解放的诉求，同时，这种诉求也是和解决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的大的诉求相结合的；第二次走向革命的出走基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失败的尝试，即个人的努力的失败，导致林道静选择了革命道路，并且在革命内部还是试图将性别的需求与革命的需求相统合。

关键词：《青春之歌》  林道静  女性主义  革命

当林道静最终选择走向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时，对独立女性的追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两者是以一种怎样的关系被她理解和安置？是否是东风压倒西风式的阶级/革命话语压倒性别话语，革命道路的选择意味着性别意识的消亡？或者性别话语的追求只是为一种隐喻做铺垫，即爱情行为实际上与性别无关，不同的男性直接链接对应的政治主体，性别的爱情归宿只是政治道路选择的象征？或者性别话语早已内化为革命道路内部的题中应有之义以至不必再单独拿出来讨论，从而造成性别话语隐匿的假象？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又要进一步追问为何革命话语内部的知识分子的情爱追求会如此容易地滑向小资产阶级品格，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这些问题引导我们解构林道静身份中的几个关键词，如果试图尽可能简要地剥离出有关《青春之歌》复杂讨论中的主要纠结，我们大概可以归结到：性别/阶级与革命追求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即林道静身上所体现的既应该是性别的、又应该是阶级的，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个体参与到革命中以后，她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可供阐发的暗示，在不同路径的解读下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杨沫：《青春之歌》，中国言实出版社

同时代的评议尤其应该得到重视，因为这种评议与文本是在同样的历史语境、历史感觉中产生的，具体对于《青春之歌》来说，可以发现当时无论是批判还是支持的两方其实共享着同一套话语逻辑。最激烈的批评者郭开的两篇文章主要观点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小说中的叙述缺少与工农结合的情节，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也叙述的不够，对于这一技术上的不足，杨沫在第二版增加了七章农村斗争和三章一二九运动的有关内容；二是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立场与自我表现；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郭开继续发挥的第三点即是这样的林道静显然不足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甚至是一种歪曲。可见，其核心在于将林道静的知识分子身份指认成小资产阶级，并且否认林自我改造与救赎的有效成分。因此，反驳的最好方式正是给林道静参与革命叙事找到合法的身份与位置，这种捍卫与保护的对象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支持者如茅盾、杨翼、何其芳等，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驳斥，他们指责郭开在使用一种完全图解式的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从而忽视革命进程内部的多重复杂性，试图以一种完美的模型解释所有现象。刘导生将《青春之歌》定义为“描述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的作品，更是明白地指出除了易受攻击与怀疑的动摇性之外，知识分子也具有革命性。以上，可见有关《青春之歌》的争论是围绕林道静的阶级身份而非性别身份，阶级身份的突出位置使得性别身份的话语失效、隐匿，实际上，阶级身份完全替代性别身份参与到革命的讨论中。

当八十年代一整套新的知识话语进入中国大陆之后，与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新启蒙等关键词紧密相关的性别议题浮出历史地表，五十年代用阶级身份替代性别身份去寻找革命中的位置的阐释模式被重新认识并且迫切地发生了更新，主要产生了以下两种主要的理解的观点：一，对革命的激情追求严重挤压甚至完全消解了女性的独立追求，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实际上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是对女性解放的解构与否定”，这是让“性别”直面“革命”，并粗暴地勾连出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关系，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新启蒙的知识话语与革命之间的根本分歧；二，性别身份变得重要，但重要性不在于性别本身，而是由于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女人/男人结构上的相对相似，使得《青春之歌》可以成为“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来象喻知识分子的道路”的作品，女性对爱情的追求成为知识分子选择政治道路的隐喻，只是“空洞化了的性别表象”。

然而，无论是用阶级的替代性别的，还是用性别的隐喻阶级的，都使女性成为一种辅助与附属，以“不可见的女性”的姿态隐匿在文本背后。前者被贺桂梅称为“性别盲”，即马克思主义中一种忽略女性在革命中具体的方案与位置造成的只关注阶级问题而忽视性别问题的传统（即是一种“看不见”），后者被戴锦华称为“空洞的能指”，即没有具体内涵与实在的空洞的女性形象（即是一种“视而不见”）。其实无论性别/阶级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都是为了在最终革命完成的仪式中找寻自己合适的位置。因此，贺文试图进一步反思，即《青春之歌》的问题核心在于性别与革命的历史交互关系，需要拒绝做简单的性别/革命二元论，并“更为冷静地拆解种种权力结构的分析形态”，本文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启发下重新进入文本，重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出走：逃离家庭

娜拉的理论旅行使得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娜拉出走与她最初的语境中的内涵之间产生不同，如果含混的理解娜拉出走这一极富感召力的口号与形象，会使我们失去很多细致考察那种不同背后所隐含意义的角度。在易卜生的故事中，娜拉逃离的是十九世纪末一个中产资本主义家庭，主要逃离的是丈夫的控制。这正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产生的温床，娜拉无疑是一个典型象征。尽管易卜生为自己辩解道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娜拉所反映的对女性解放的努力并不是他的本意，但这也正说明娜拉出走是有着坚实的个人主义背景的，即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平等能力的理性的人，这种能力使得娜拉应该和她的丈夫一样有平等的社会生活的能力与选择，也使得她出走以后可以获得一份月薪五百美元的和一间可以上锁的自己的房间。而在胡适的改写中，田亚梅逃离的则是一个父权的家庭，她是从父权的家庭中，投向了夫权的家庭。有论者注意到就连“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的信条，也是另一个男人陈先生递给她的。即，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娜拉被着重改写成子一代反抗父一代的故事，个人解放与妇女解放的信念形成一种默契的合流，最初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既是个人的，也是性别的）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

也就是说，逃离父亲和逃离丈夫之间存在差异。虽然丈夫的压迫正是资本主义父权制所带来的结果，但当我们选择父亲作为象征时，会更侧重封建一代对新一代的限制与压迫，这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紧密契合，而当选择丈夫作为象征时，是将男女性别之间差异与不平等作为问题来讨论的。鲁迅的《伤逝》正视了性别问题这一本义，并将思考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即在封建父权尚未被打破的社会中，如果孤立地讨论妇女的解放与自由，将会有哪些可能。某种意义上说，堕落或者回归并不是单一男权（父权）的压迫问题，而是封建秩序和父权的合力造成的。

而林道静的第一次出走就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误会”，即这种出走的价值意义在性别解放/个性追求之间其实存在侧重。在出走列车上的林道静，浑身上下全是白色的诸如“纯洁”“原始”等隐含的意义虽然反复被学者提及，但在作者的解释中这一身装束不过是“打扮得像个护士”，不过“从北平向东开的平沈通车”确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逃离。林道静无疑承续着五四以反儒家的性别制度以及男权专制为主要内容的女性解放命题，这一巨大的历史潮流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毫不掩饰地提及即使是作为反面人物的封建家长林伯唐也是既熟读四书五经，又“研究过康德和孟德斯鸠”的，然而这样的家庭下林道静依然逃不出封建旧家庭中被压迫的命运，由于毕业前家中逼迫她嫁给有财有势的胡局长，出于一种五四式的青年的决然反抗，她选择连夜出走。很明显，这一结构上正对应着《终身大事》的对父一代的反抗，对旧封建家庭的反抗，这一过程实际上使得冲突核心从“性别等级问题”演变为“青年个人自由与家长专制之间的代际冲突”，这意味着林道静的第一次出走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是为了单纯寻求所谓的“女性意识”或者“妇女解放”，实际上是五四一代以反抗精神为核心的指引下的结果。即林道静出走的动力不仅在于对其作为女性（女儿）的压迫，更含有一种对社会结构整体的改造的冲动与欲望，如果仅仅是处于一种性别话语之下的考量，那么逃避掉自己无法接受的婚姻与生活任务就已经结束了，但问题显然并非这么简单。

即使是出走成功以后，作者也一再向我们暗示痛苦与噩梦才刚刚开始。当林道静离开北平来到北戴河，本想投奔的表哥已经离开，看似好心收留的余敬唐实则是包藏祸心，知道真相的林道静不禁意识到：“她竭尽了全副勇气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大血口要吞食她的社会。”不独于此，在这一阶段林道静还目睹了洋人对华人的剥削、穷苦女人抱儿投海等一系列惨剧，从家庭的压迫到社会整体性的悲惨展示，出走并没有给寻找“解放的女性”任何意义上的可能，反而一定程度上掩盖性别在社会大环境之下的区别——即使是一位男版的林道静，情况也不见得会糟糕更多。虽然林道静确实是因为性别（可以作妾）吸引余敬唐的，但这显然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要意识到这种出走不必然意味着是女性解放的追求，而是时代共名下具体表现之一种。但另一方面，作者也还是突出了作为女性所受压迫的深重，这一点不能再仅仅流连于林道静自身“出走”行为上：

雨下得越发大了，闪电在黑暗的空中刚刚划过，沉重的雷声便跟着发出惊人的巨响。道静住在偏殿的里间屋里，偏殿的外屋停着一口有钱人家准备的棺材。将近午夜，煤油灯里的油燃尽了，爆着小小的无力的火花，屋里渐渐黑暗下来，终于完全漆黑了。道静坐在凳子上，头脑昏昏沉沉，好像在腾云驾雾。她不知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想。一个闪电打过，那口漆黑发亮的棺材在道静眼前一闪时，她猛地一惊，似乎停止不跳了的心脏激烈地跳了起来。

“妈妈！救救你的孩子……”她哭着倒在棺材旁边，许久没有声息。

当她似乎苏醒过来时，一个意念可怕地闪过心头，使她的心猛一紧缩，接着又激烈地狂跳……她跳起身来，狂奔着跑出了屋外。

夜是漆黑的，大雨还在不停地倾泻着。林道静就在这样漆黑的大风雨之夜，从庙里径直奔到了海边。

死去的母亲，棺材，雷电交加的雨夜，构成一组隐喻，血缘的母女处在的相对相同的位置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确实是封建社会的整体结构作用到每个个人身上的结果，但作为女性的独特性因为母女命运的相似地重复清晰地被展现了出来。即林道静确实是作为子一代来反抗封建的父一代，这与性别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但在代际内部，无论是母亲被霸占还是林道静自己被玩弄都在证明性别的压迫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组隐喻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被虐待致死的母亲是林道静的黑骨头的源头，使她与革命达成必然关系成为可以不言自明的事实，所以林道静在走投无路、极度绝望时试图寻求的是这位黑骨头母亲的精神上的慰藉，母亲的悲惨命运成为小说的逻辑起点之一，林道静的找寻既是自身的找寻，同时也背负着解救母亲（和母亲有着相同命运的女性）的重任。

逝去的母亲与棺材这两种死亡意象的叠加确认了林道静所处境地的彻底绝望，这种绝望的后果就是她义无反顾地准备将自己生命交予她最欣赏的审美对象——大海，余永泽出现并救起了试图投海自尽的林道静，于是，“死的意念，突然像春天的冰山一样坍倒下来”。从最初的感恩到交往之后认定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再到终于芳心相许，从林道静最后的表白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爱情的驱使外，还有重要的现实的原因：

……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我真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背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在无穷尽的苦难的沙漠中……永泽呀，何时才能看见绿洲？何时又才能看见那渴望的甘泉呢？……

……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在这里，关联词“所以”连接的因果并不能令人顺利地接受。爱情的原因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地方可以逃去，逃离的原因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是家庭和社会两个场域内都存在压迫。换句话说，与余永泽的结合不独是作为女性的林道静的爱情的选择，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逃离家庭、进入社会面对同样的压迫迫使她寻求庇护，这一点促使我们重新认知林道静的爱情选择之下包含着的容易被今天的我们忽略的现实因素。

紧接着的一个细节可以更直接地帮助我们来理解：唤醒她第二次爱情的卢嘉川出场了，并没有设计成什么偶然的相遇，而恰恰是与九一八日本占据东北这一事件一起进入林道静的生活。“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惊醒了麻木的乡村，也惊醒了林道静麻木、衰颓的心。”这一晴天霹雳，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注意她最开始出走所背负的个人与历史的两种冲动，即她现在需要寻找的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还有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也就说，除了既往框架中的“性别的”和“阶级的”之外，林道静的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国民”，也因此，每每有历史事件发生，林道静会参与其中，如果总是局限在究竟是性别的动力还是阶级的动力的讨论方式，无益于解释这种设计的发生。

总之，作者反复强调这样一组现实：不仅家庭关系是封建的，即使逃出这样的家庭，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封建的。林道静的出走既有子一代对父一代的“反抗”，也有一种女性被压迫试图寻求的“解放”，而且这种解放不仅不是来源于她自身，恰恰来自于她所背负的历史的使命。即是两种动力兼而有之，对其中任何一种的偏颇都会或多或少地导致对另一种的遮蔽。

第二次出走：走向革命

林道静的第二次出走是从余永泽的家中不辞而别，对比起来更贴合西方娜拉出现时的最初印象，即一种自由主义内部资产阶级中产女性寻求性别解放与独立的行动。林道静似乎面对的是和娜拉相同的境遇，家庭内部的无限劳动，消磨了女性主体寻找自我的可能。

道静生活在这么个狭窄的小天地里（因为是秘密同居，她不愿去见早先的朋友，甚至连王晓燕都渐渐疏远了），她的生活整天是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琐细的家务，读书的时间少了；海阔天空遥望将来的梦想也渐渐衰退下去。她感到沉闷、窒息。而尤其使她痛苦的是：余永泽并不像她原来所想的那么美好，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渐渐全部消失。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呵，命运！命运又把她推到怎样一个绝路上了呵！

这时，林道静还没有回来，他只好自己生起火炉，看看冷清清的凌乱不堪的房间，他无精打采地整理着、打扫着。他一边煮着挂面条，一边抹着布满灰尘的桌子，喃喃道：“没有女人，真不像个家。亲爱的，你快回来吧！”

当我们把性别作为问题来讨论时，显然，从丈夫的家庭中逃离是更接近性别问题本身的，而这一过程基本上正是鲁迅《伤逝》“背叛父亲-同居-琐事矛盾-破裂分手”的复刻。在上文已有说明，《伤逝》是真正贴近中国现实对女性出逃的思考，那么在林道静这里，之后的道路选择才是一场中国的娜拉走后的实验。

如何理解“离开余永泽转而投向江华”这一行为？当我们在新启蒙话语下进行理解，正如文章之前所梳理的，我们会把它指认为对是对女性解放的解构与否定。作者有意将林道静“投入”到男性群体的“欲望”想象中，既是要强调江湖如此险恶、女性难以自立，同时也是在为林道静“臣服”与“依附”男性埋下伏笔。如果我们把林道静的三次“爱情”串接起来加以考察，自然会得出这样的判断结论：每一个男人都是林道静人生道路上的思想导师，而不同的导师造就了她不同的前途命运；林道静选择“未来”是通过选择“男人”来实现的，唯一区别则是找个“坏”男人与找个“好”的最终结局大不相同而已。我们很难发现在林道静身上有丝毫的女性自觉意识，只能强烈地感受到她依附男性、 渴望被爱的躁动心理。我们会认为这不过是娜拉堕落与回归当中的一种，即回到了家庭，仍然没有完成真正的女性解放。在李杨、孟悦等的论述中，会将具体的人与背后的政治象征相链接，从而使这些具体的人转喻成诸如自由主义、共产党等抽象的、集合的象征，这种讨论是在进行从表象到内部的一种努力，但同样也不得不放弃了有关性别、个人情欲的讨论。这两种路径都默认了林道静出走的不可能，林道静最终还是留在了家庭内部，而且这一家庭包含着性别等级秩序。

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一知识框架能否完全契合地解释林道静的这一行为？自由主义的信条只是女性实现解放的武器之一种，一旦我们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根本逻辑进行怀疑，就会发现即使完全自由、完全个人，也不会必然成功，必然得到解放，所以不能只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认识结构内部讨论文本。自由主义本身所带有着固有局限，自由主义认为在所有人都是有理性的人这一基本假设论断之后，认为每个人的能力基本平等所以允许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由此通过每个个体的单独奋斗也能享有美好的生活，对于女性来说也是一样，女性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理想的解放。而林道静正是试图对个人奋斗道路展开质疑，刚开始，易卜生的《娜拉》和冯沅君的《隔绝》让她着迷，但日常的生活消磨了她的崇高激情，直到卢嘉川告诉她：

你一个人孤身奋斗，当然只会碰钉子。可是当你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当你把个人的命运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你就再也不是小林，而是——而是那巨大的森林啦。

从对个人努力的质疑到走向集体道路这一选择并不是突然的。前文已经证明，林道静的第一次出走就是由于社会的和家庭的共同压迫，她寻找的本身就不仅只是自身的“独立”。这些大的问题和她自己的小问题统合进了一个命题中，所以，才会有她意识到个人努力的局限、离开余永泽的情节的出现，她离开余永泽正是为了寻找到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争取更大的自由。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她所参与的革命与我们现在希望的女性解放之间存在不同，因此会诘责她放弃了女性解放而屈从于男性的革命。就像我们常批评的那样，仿佛共产主义一旦实现以后，妇女解放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而在此之前，妇女问题只能被悬置。但在理论上，林道静离开余永泽的行为和离开封建家庭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离开家长视为一种女性主体的觉醒，那么，离开资本家庭的寻找依然是女性主体觉醒并为之寻找一种现实路径的努力，并且在《青春之歌》的语境中，这一努力还和改造社会、民族、国家等大的问题缠绕在一起。

换个角度，如果我们总是纠结于林道静出走之后仍然还是在家庭的内部，我们可以先来考察这两个家庭是否是同一种结构。此时的林道静并非是从一个家庭（知识分子）进入另一个家庭（革命者），而是从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进步到寻找组织，对应着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转变。因此，在此基础上再来理解江华对她说的“我们可以成为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吗”就不再只是共产党人的“伪善”，而是他们先成为同一组织中的同志，再在此基础上组成家庭，这种家庭和余永泽的组成的家庭已不再是同一层面上的家庭了。成为同志的前提是共同追求一种崇高的解放，这一解放既包括女性的，也包括男性，因为它是矢志于全人类的事业，因此当林道静选择了这一家庭时，就已经包括了她对女性解放的一种理解。 

因此，林道静离开余永泽，投入组织并在组织中又组成家庭，并不是同样的家庭的结构的两个。除了上文所讲的理论上的不同，作者的一项重要努力在于，她还在情感上尝试区分二者之间的分野，给后者一个更符合性别期望的想象，这样一个细节值得引起注意：

冷清空旷的小屋温暖了，有生气了。道静烧了一壶开水，把馒头烤热；江华熟练地切着肉丝，切着青菜，把小刀在案板上剁得叮叮当当地发出有节奏的响声。道静望着那双敏捷的大手，心中暗暗惊异着：“这个人什么也能干！”但是她没有说出口。

不仅会切菜，江华还会炒菜。他把菜熟练地炒好，道静安排好了碗筷，他们俩就围着火炉热腾腾地吃起饭来。吃完饭他又帮助道静涮干净碗筷，收拾着屋子。他的动作敏捷熟练，做这些事像是一种休息和娱乐似的。因此道静也不拦阻他。

这个细节充满了生活气息，其意义在于想象了一种新的家庭关系，与余永泽“没有女人真不像个家”的抱怨直接对应，试图营造一个更加“平等”的模式，贺桂梅因此进一步认为，这一细节的构建可能是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革命秩序如何展示更‘好’的性别关系？”这种“更好”在这里体现对原有性别关系不平等（诸如对林道静多干家务的希望、对她出去找工作的自由的限制）的补救，营造的和谐、平等的家庭氛围在整部小说中只有此处，也是一抹难得的脉脉温情，江华和林道静一起生活的片段实际上也只有三处，在紧张激烈的斗争生活的间歇插入这样篇幅的舒缓节奏的生活化陈述，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点的看重。

一个很会生活的江华暗示了这个新的革命家庭未来的夫妻/男女关系会以怎样的一种模式延展，这使得林道静的革命追求并不必然意味着自己作为女性主体的失去，相反，与之前相比是一种更为理想的进步。另一方面，她所追求的革命也从来没有排斥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的感情，除了共同的信仰之外，确实存在的感情使得“革命伴侣”的结合并不意味着男性对女性压迫的历史惯性的继续，男女双方其实都可以从感情中获得意义与快感。这也正是贺桂梅所提到的，电影《青春之歌》让狱中的林红说到：“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不屈的斗争”这一细节实际上“背离了革命叙事的内在品质，而将政治信仰降低为私人情爱，将革命夫妻的同志爱‘还原’（降格）为妻子对丈夫的追随”的原因。

 “革命”从来没有排斥过“性别”的参与，革命同样在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两性关系，就像卢嘉川所表白的：“我不是清教徒，不过，目前的形势确实使自己顾不到这些。”同样的，在小说最后江华负伤来找林道静诉说内心情感的大段对白，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试图弥合革命与性别之间的努力。

江华点点头。黑瘦的没有血色的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笑容。他慢慢睁开疲惫的眼睛，更加紧握着她的手。

 “静，我长这么大——二十九岁了，第一次，跟你好是第一次。除了小时候，我妈妈像你这样……所以，我很愿意用我的心、我的感情来使你快乐，使你幸福……但是，对不起你，我心里很不安，我给你的太少啦。”

煤球炉子冒着红红的火苗，一盆绿色的天冬草倒垂在桌子的一角上，道静的小屋里今天显得特别温暖，特别安谧。听了他的话，她又欢喜又不安地摇着头。

“你说到哪儿去了？难道我们的痛苦和欢乐不是共同的吗？你以为我对你会有什么不满？不对，我是很幸福的。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她喘了一口气，苍白的脸，沉静而温柔，“我常常在想，我能够有今天，我能够实现了我的理想——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这都是谁给我的呢？是你——是党。只要我们的事业有开展，只要对党有好处，咱们个人的一切又算什么呢？”

对于江华与林道静的关系，历来一向以单向度的（党）父/女、男性启蒙者/被启蒙的等对应，但是从江华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这位革命导师在情感上的真挚而又充沛的需要，高大的革命者面对热烈的异性的爱情，甚至感受到了母亲般的爱。“我妈妈像你这样……”哪样呢？未尽的话并没有补充完整，对江华的照顾、信任和感情上的付出？但至少说明作者并没有像后来学者所设计的那样将林道静置于低位，任由高位的江华进行思想理念的传输，相反，在两性的交往中，彼此在感情上是以一种平等的状态进行的。因为江华感受到了爱，所以他准备以爱来回报——用心和感情使对方快乐与幸福，在他受重伤、生命垂危的时刻，革命的宏大使命短暂地逃逸了这一方小而温馨的场景。

但在林道静的回答里，我们能发现更复杂的关系。在上次见面时，江华决定晚上不走了，在林道静处留宿，但春宵苦短，第二天，“天刚刚亮，幸福甜美的梦还在朦胧地继续着，突然一阵叩门声把两人同时惊醒了”。在这里，李杨用颇为怀疑地揭示出这样一个问题：“严肃的‘政治’生活又回来了，不过，读者还回得去吗？显然，作者精心编织‘政治’神话被凡俗的‘性’所拆解。”似乎确实如他所说，在这里，林道静警觉地结束了这短暂的温馨场面，随即立刻用“政治”神话收束似乎已经旁逸了的“日常”话题。但是，林道静的幸福并不只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她首先和江华有“共同的快乐和痛苦”，有作为日常的伴侣的共同情感，才感受到的幸福，而帮助她实现理想的既是江华，也是党，当理解成二者的并列时，才可以解释林道静的感情/理想的双重满足。另外，这一问答颠倒了往常的性别关系，情感的需求者成为了男性江华，而远大前程的许诺者则是女性林道静，她反过来劝慰她革命路上的导师“只要对党有好处，咱个人的一切算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区别属于林道静的“女性”内涵是哪些，属于“革命”的又是哪些了。

总之，林道静的第二次出走和第一次出走类似，既是出于寻找出路的目的，也保留着作为女性的寻找感情寄托的原因，而当她进入革命话语内部以后，她的“性别”实际上在努力与“革命”相有机地融合而不是被粗暴地湮没与完全地遮蔽。

余论

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文本的内部研究，以上的讨论应该是有效但是有限的，可是将小说创作生产与接受等其他方面的现实纳入考察以后，会发现更为复杂的关系以及之间可能会出现的张力。

一个参与革命的女性的故事与真实之间的差异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会是哪些？当我们对比现实情况与文本之间的异同，需要将目光聚焦在故事讲述的时代，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的情况。正如程凯重新解读《那里走》（朱自清）中所揭示的那样，以“五四”为标志的“解放时期”和以“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时期”在精神上有不同，前者“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后者“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程凯进一步解释，“文化理想主义虽然纯粹、珍贵，到要诉诸实际的改造则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实碰撞，以致粉身碎骨；革命虽然残酷、污秽，但它势必赋予理想主义以现实形态，并冲破理想主义的自我限制”。即现实的行动才是使理想成为可能的真正动力，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马克思主义学说却依旧富有感召力并动员了大量青年男女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来。退一步讲，作为半自传性质的《青春之歌》作者的杨沫，走上革命道路确实是其自发的选择，如果非要诉诸政治的训诫与干涉，则是需要考察讲述故事的时代。由于百花时期政策的松动，使得许多含有异质性文本的出版成为可能，根据张羽后来提供的许多档案、信件能发现《青春之歌》出版之前确实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以及担心的情绪，这也使得大量的缝隙论得以产生，即认为政治的压抑在这一时期出现放松，作者的性别意识因此有机会被甚至是在无意识中表达出来。但从后来的批评与支持的争辩可以看出论争的焦点在于身份而非性别，而这实际上也正是中国革命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必要常识，即革命中阶级与性别的秩序问题。在一场阶级革命运动中，团结一个阶级的力量的任务是首要的，而在阶级内部性别之间的差异相比之下就小得多。这或许也正是今天的我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知识以后回到历史语境之前所必要经历的“隔”，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沫在九十年代新版后记中的“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这无法更改”一句充满了无奈。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女性文学流变研究”（项目编号：20BZW157）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 钱思衡，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 载 |《人文》学术集刊第八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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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雨欣

审核：祥鹏 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