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论坛 | 王瑞来：周必大与苏轼 ——《周益国文忠公集》东坡题跋述要

摘要

      苏轼尽管在生前已经文名大盛，但对后世形成巨大影响的重要时期则在南宋。在宋元变革开启期的南宋，朝廷拨乱反正，弘扬正统，民间平民文化兴盛，印刷业繁荣，诸种合力形成持续不衰的“东坡热”，其中“蜀士尤盛”，让东坡成为南宋士人仰望的太阳。“苏文熟，吃羊肉”谣谚的产生，正是这一状况的折射。位极人臣且拥有文坛盛名的周必大，作为东坡崇拜者，对东坡诗文熟悉到脱口成诵的程度。承继北宋以来的文化传统，周必大对有关东坡手泽法帖等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搜集，包括对目睹过的在内，写下了大量的题跋。这些题跋对于研究苏轼的行历、作品以及南宋人对东坡文字的收藏、欣赏和考证等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文化史价值。然而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学界尚无较为全面的研究。鉴此，本文试作发覆。

关键词：东坡、周必大、题跋、手迹、南宋

引言  东坡在南宋

      横空出世，“东坡苏公崛起西蜀”, 侧身于唐宋八大家，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星。苏东坡生前已负盛名，身后更为人仰望。在众多的仰望者中，就有南宋位极人臣的周必大。并非时空错乱，“关公战秦琼”，异世而并论，是想通过周必大的文字，来略窥苏东坡在南宋的精神地位。

苏轼

       周必大最为服膺同为庐陵乡梓的欧阳修，晚年退休居家，主持编辑刊刻了《欧阳修全集》。其次崇拜的就是苏东坡了。就文章而论，周必大这样讲道：“六一先生之后，文章莫如东坡。”除了文章，周必大其实更看重东坡的精神人格，他以反问的口吻表达了这样肯定的意思：“予谓近世迈往凌云，视官职如缰锁，谁如东坡？”在东坡像赞中，周必大如是评价东坡：“孟子之气，庄周之文。瞻之在前，尚有典型。”孟子之气乃浩然正气，庄周之文乃汪洋恣肆之文，东坡的人格与文风都成为周必大崇拜效法的典型。

      周必大崇拜东坡，其中还有一种悲情意识在。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分别写道欧阳修和东坡：“其杰出如欧阳文忠公，又逢时得政，同心德于三朝，阅八年之久。相与化成天下，功不少矣，故其门人高第尤多。惟东坡苏公崛起西蜀，嘉祐收以异科，治平欲躐置翰苑，熙宁首待以国士，及遇哲宗，遂光显于朝。中间小人敲撼挫揠，欲杀不果者，天意也，上赐也。”在周必大看来，欧阳修基本上是在政治相对平静的时期度过了一生，而东坡的一生则充满了波澜和曲折。

      循着历史脉络观察，南宋的东坡崇拜与苏学盛行，其实有源自北宋的因素。北宋英宗之时，“三苏名震京师”的状况就已经出现。周必大在一篇文章讲到一个士人“词气亹亹乎东坡，字画骎骎乎山谷”。究其时，“盖崇宁癸未（1103）岁也”。苏学本身的巨大影响与遭受打击后反弹，让士人反而追风向往。

      从时代背景观察，欧阳修无论在文坛还是政界评价已经稳定固化，没什么争议。一生虽有波澜，但起伏不大。反观东坡，则经历了乌台诗案，元祐党争，几度贬放，直至瘴海之滨。“当政、宣间，禁切苏学，一涉近似，旋坐废锢”。北宋覆亡，南宋重生。人们痛定思痛，将北宋亡国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因此形势逆转，在南宋王朝声张正统的背景下，北宋被打压的元祐党人获得很高的评价。东坡一脉，无论从文学还是书法，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宋高宗在立国不久的绍兴三年（1133）就把黄庭坚书写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戒石铭》颁布于州县。受禅即位的宋孝宗更是极为推崇东坡，南宋的史学家李心传记载道：“上雅敬苏文忠，居常止称子瞻，或称东坡。”

       由于这样的逆反因素，加之朝廷推崇，本来就有极高成就的东坡，其作品便成为经典一样的士人必读书。陆游就转述了当时有这样的谣谚：“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谣谚把熟悉东坡的文字与否跟出仕做官联系在一起了。陆游在讲述这句谣谚之前，先是说明了背景：“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喜欢和利益的合力，让东坡成为南宋士人仰望的太阳。以周必大为例，他对东坡的作品几乎熟悉到信手拈来、脱口成诵的程度，在他的诗文中大量引用。正由于周必大并非特例，所以通过周必大的文字可以管窥到苏东坡在南宋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之一斑。

       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周必大与南宋的许多文人一样，有着与欧阳修、赵明诚等北宋文人相同的雅好，即喜欢搜集名人手书真迹与金石题刻。对收集到的文物，周必大多数都记有题跋。在今天，尽管许多手书真迹与金石题刻已不传世，但从周必大的题跋中尚可略见仿佛。并且这些题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史史料，拥有丰富的内容。周必大的搜集对象当中，除了欧阳修的真迹，东坡手泽也是其首选之一。

       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文脉的继承。周必大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有学自东坡的成分。他的题跋《试笔》云：“世传文忠公试笔，自《说砚》而下凡数十纸，有元祐四年九月东坡苏公跋。此最后数纸也。初藏刘氏，后归王晋卿，今复还欧阳氏，余不知何之矣。公薨于熙宁五年，距元丰属迩，其遗墨已为诸公珍爱如此，况百世之下乎？”看着写有东坡题跋的欧阳修手迹，周必大感慨道，距离欧阳修去世的熙宁没过多久的元丰年间，欧阳修的手迹已经为人所宝重。这无疑在无形中激励着周必大效法，而具体做法的背后则是精神的一脉相承。

       本文以周必大为例，来探讨东坡在南宋士人中的影响，文章开头便指出，周必大并非特例。对此，这里还可以举出周必大以外的例子。周必大在《邦衡侍郎用洪范五行推薄命而成杰句叹仰大手几至阁笔勉赓盛意兼叙天人之应庶知托契辱爱如此其厚决非偶然耳》一诗的最后注云：“胡诗用东坡韵，故押两申字。”南宋前期的有名直臣胡铨也用东坡韵作诗，也表明他很熟悉东坡之诗。

此外，《权州杨倅子直方以诗惠鹤雏次韵为谢》一诗所附跋语云：“比承谕及东坡白袍立鹄之句，退阅篇韵，谓鹄似鹤，长啄，音胡笃切，疑是二物。至庄子鹄不日浴而白，陆德明音义直云鹄，又作鹤，并音胡洛切，则又以为一物矣。今类书数种，虽分两门，然其所引事却往往互见。汉纪注谓黄鹄大，白鹄小，而武昌又自有黄鹤楼，不知竟如何。岂所谓鹄、鹤各有五色耶？更赖垂教。”周必大与杨方讨论东坡《催试官考较戏作》“门外白袍如立鹄”之句，也显示了对话双方都很熟悉东坡之诗，所以才能建立起共同的话题。

周必大

      《跋东坡帖》还记载道：“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东宫讲读，因与同僚共观坡仙笔妙，而戴子微太常亦出《懒放》一帖，大概绝相类，惟‘拜’字异耳。真临虽难辨，要皆法书也。”此则题跋展示了这样的画面：在东宫教授太子的士大夫们分别拿出自己收藏的东坡法帖，相互欣赏。由此可见，在东坡热的背景下，东坡法帖已经成为南宋文人雅好的一种文化交流媒介。

       在周必大的文集中收录有大量有关苏东坡文字的题跋，这些题跋对于研究东坡本人的行历、作品以及南宋人对东坡文字的收藏、欣赏和考证都有着很高的文化史价值。以下即以周必大作品中的东坡题跋为主，展开考察。

一、东坡题跋对于东坡行历的记载与考证

     《书东坡宜兴事》，首先破例抄录了东坡的诗词和跋语以及宜兴图经所载东坡四事，然后以跋语的形式，展开了对东坡往来宜兴的详细考证：

       某自绍兴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之间，凡六至宜兴。屡欲考东坡在此月日而未遐也。今者避暑杜门，因睹《楚颂帖》，略裒遗迹如后。七月二日，东里周某题。苏文忠公以元丰七年量移汝海，四月离黄州，五月访文定公于筠，七八月之交留连金陵，遂来常州，度九月间抵宜兴。闻通真观侧郭知训提举宅即公所馆，不知凡留几日也。今观《楚颂帖》及公曾孙季真所藏渊明“丈夫志四海”诗，皆题十月二日，又云宜兴舟中写。计留宜兴不过旬余，复回郡城，自此遂趋汝州。过泗遇岁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书乞归常。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从所请，回次维扬，有《归宜兴留题竹西》三绝，盖五月一日也。《同孟震游常州僧舍》诗云，“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谢表谓“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讫”，其为五月无疑。是月被命复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韵贾耘老云：“东来六月井无水，仰看古堰横奔牛。”七月二十五日，与杜介遇于润之金山，赠以古诗。八月二十八日，复赠竹西无择长老绝句，则在道月日历历可考。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此出入侍从，以及南迁。逮靖国辛巳北归，竟薨于常，不暇践种橘之约矣。其帖今藏寓客童伯捄家。童氏世为东秦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时继掌外制，士林荣之。伯捄亦笃学嗜古，能济其美者也。

       公熙宁中倅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牛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

      《满庭芳词》作于元丰八年初许自便之时。公虽以五月再到常州，寻赴登州守，未必再至阳羡也。军中谓壮士驰骏马下峻坂为注坡，其云“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注平坡”，盖喻归兴之快如此。印本误以“注”为“驻”。今邑中大族邵氏园临水有天远堂，最为奇观，取名于此词云。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礼部尚书，辨御史黄庆基论买田事云：“谪黄州日，买得宜兴姓曹人一契田叚，因其争讼无理，转运司已差官断遣，不欲与小人争利，许其将原价收赎。”今公之孙曾犹食此田，岂曹氏理屈不复赎耶？抑当时所置，不止此也？

       三年前寓阳羡，尝考坡公到邑岁月，书于《楚颂帖》之后。兹来长沙，值二别乘皆贤而文。南厅张唐英毗陵人，北厅苏仲严，则文定公四世孙也。复书以遗之。绍熙壬子五月一日重题。

       以抄录东坡文字与图经史料为主，参以东坡文集等文献记述的事实，周必大考证东坡往来宜兴的行历，详细到了月日。如此清晰翔实地考证，如果书写东坡事迹长编，往来宜兴的部分便不会产生大幅的空白。

       通过寓目的各种东坡手泽，对于东坡行历与手泽相关的考证，周必大还有《跋东坡诗帖》：

       浏阳丞新喻萧君一致五世从祖潜夫，元丰七年监盱眙仓，坡公岁除前过其东轩，留题二诗，盖量移汝州时也。按盱眙隶泗州，州在淮北，其县治即淮阴故都梁，号淮南第一山，景物清旷。公既乐之，而潜夫讳渊，盖慕陶靖节者，其人又可知矣。此公所为赋诗也。今庐陵阛阓中有楼甚伟，江山满眼，徐师川以“堆胜”名之，旧在官仓廨中。承平时监当颇为美仕，广州至号八仙。故仓庾氏所居，往往有登临燕息之地。名胜或迁谪而来，秩高或折资而授。今著令犹与本县令序官。近世劳苦卑猥，无复官况，抚卷为之三叹。绍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周必大的此则跋语，通过赠诗对象的任官年代，结合东坡的生平，从而考订了东坡写作这两首诗的时间与背景。这种考证对于东坡诗作的系年至为宝贵。而跋语对宋代监当官的议论，在研治制度史时，又可以成为解读宋人认识的史料。

      《题东坡晚年手帖》也述及有东坡晚年的行历： 

      东坡以靖国辛巳北归，五月由金陵过仪真，二十九日手简别发运司属官，六月自润还常州，七月仙去。此乃数旬前帖，尤可贵也。赵仲肃以示周某，敬题其后，庆元庚申二月乙丑。

      这一跋语披露的事实无疑也是研究东坡生平的重要史料。

      显示东坡行历的周必大题跋，还有《跋东坡秧马歌》：

      东坡苏公年五十九，南迁过太和县，作《秧马歌》，遗曾移忠，心声心画，惟意所适。如王湛骑难乘马于羊肠蚁封之间，姿容既妙，回策如萦，无异乎康庄，是殆得意之作。既到岭南，往往录示邑宰。予家亦藏一本，然不若初本尤精。李璆遒润之语，庶几得其仿佛。今传三家，乃至严临，犹幸不出一邑。所谓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也。近岁移忠侄孙之谨已谱农器，成公素志。予尝为之序，其与《禾谱》并传无疑矣。璆字西美，宣和中书舍人，绍兴四年守庐陵，此必当时所题也。嘉泰壬戌正月戊午。

      在反映东坡行历的同时，这通题跋也揭示了东坡广泛的兴趣所在。

      题跋还有反映东坡佚文散见各地以及周必大着力收集的内容。《题孙氏四皓图》云：

       嘉泰癸亥，池州故人子叶之真既以米元章《参星赋》真迹为予寿，又寄四皓像。绢仅盈尺，前有印文云“孙汝节笔”，而之真以为孙显节，不知何时人，盖名画也。上有苏文忠赞，元祐三年二月杨次公书，东坡诸集皆无之。因记乾道庚寅二月过京口游金山妙高台，壁间有东坡族伯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绘公像。公自赞云：“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其为暮年所作无疑，诸集亦不收。乃知平生游戏翰墨，散落何限？如去黄日戏赠李琪诗，偶见于何薳《春渚纪闻》之类是也。八月壬戌，平园老叟周某书。

      东坡有名的“心如不系之舟”自赞，周必大所见的各种苏集版本都未收录，现存于《苏轼诗集》卷四八题为《自题金山画像》。这一自赞的苏集收录，即或源自周必大的发覆。

二、东坡题跋所反映的诗文写作

       行历与诗文创作不可分割。周必大的跋语在讲到东坡行历的同时，也论及了其时的创作。《跋冯轸所藏五帖》之三《东坡颍州诗》云：

        东坡以元祐六年秋到颍州，明年春赴维扬，作此诗，题曰《西湖月夜泛舟》。今集序以《赵德麟饯饮湖上舟中对月》为题是也。按公在颍仅半年，集中自《放鱼》长韵而下凡六十余诗，历考坡所至岁月，惟颍为少，而留诗反多。盖陈传道履常、赵德麟、欧阳叔弼、季默适聚于颍。故临别诗云：“五君从我游，倾㵼出怪珍。”又中间刘景文特来，《送行》诗云：“欧阳赵陈皆我友，岂谓夫子驾复迂。迩来又见三黜柳，共此暖热餐氊苏。”自注云：“郡中日与叔弼、景贶、履常相从，而景文复至。不数日，柳成之亦见过。宾客之盛，顷所未有。”乃知摅发妙思，罗列于此，抑有由也。堂名聚星，古今相望。使有俗物败人意如坡所云，其能尔乎。冯吴江轸远示真迹，敬题其后。嘉泰癸亥孟夏九日。

      跋语不仅归纳了东坡在潁州时短诗多的创作现象，还通过记述东坡交游，还借用东坡的话，揭示出俗物不能败人意的道理。从宏观意义上审视，这其实是在阐释，文化的不朽不是其他外物所能干预的。

      从周必大的东坡题跋中，还可以概见东坡为文之际的隐秘，此亦有俾于东坡研究，更可以给予后人以启示。《跋汪季路所藏东坡作王中父哀词》云：

       其后注云，谢鲲事更烦检《晋书》，恐误用。某幼于武臣张可久家见东坡序《六一居士集》起草，至“作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四句，每句上下两字用笔与全篇浓淡不同，似初阙而后填者。盖《孟子》又云“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发于其事，害于其政”。一书而文意交错，疑混，故当审而用之耳。前辈言坡自帅杭后，为文用事，先令门人检阅。今观柬稿帖，则已加详矣。况暮年乎？况他人乎？

      看到汪季路所藏东坡作《王中父哀词》真迹，周必大想到幼时曾见过的东坡《六一居士集序》原稿，其中引用《孟子》的话，“每句上下两字用笔与全篇浓淡不同”，像是原空出而后来填上的。再看到这通真迹，特别是真迹“其后注云，谢鲲事更烦检《晋书》，恐误用”这句可能是讲给门人或书童的指示，更让人感受到，东坡看上去是文思泉涌，汪洋恣肆，行文略不加点，一气呵成，其实在为文之际相当谨慎，有担心记忆错误先空后填者，有令门人查阅者。人非神仙，亦非机器，记忆并不可靠。周必大这则题跋将东坡为文之时的审慎态度毕现笔端。

      《跋东坡桂酒颂》云：

       东坡自海南归，文章翰墨，所谓“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者，《桂酒颂》其一也。今闽、浙、川本皆以“心服”为“心腹”，“御瘴”为“禦瘴”，“辅安五藏”为“五神”，殆随手有所改定耶？绍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擕以相示，敬题其后。他日或呈似韩使君，刻石置九成台铭之侧，亦奇事也。周某子充甫。

     南宋是出版业开始兴盛的时代，民间书坊蜂起，印刷书籍增多。于是便有了手稿真迹与印刷文本比较的机会。或出作者本人后来润色修改，或出刊刻者擅改误刊，其间的差异，也引起了周必大的注意。

    《题汪逵季路所藏墨迹三轴》同样是从手稿与文本的差异比较入手写下的跋语：

       右东坡祭范蜀公文藁，“所获皆贤”后作“所得”；“灿如长庚”后作“灿焉”；“谁复举之”后作“似之”。盖种自应获，既喻求贤，孰若“得”字之广大也。前已用“今如星辰”，不必又云“灿如长庚”，改用“灿焉”，则语健而意足。以“举”为“似”，大率类此。学者因前辈著述而观其所改定，思过半矣。淳熙戊申年三月壬寅，东里周某敬观于太庙之斋庐。

      详细比较异同，分析优劣，以此为范例，周必大强调，揣摩前贤著述的改定过程，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启示。今天的学者同样也可以通过周必大的例举，思考前后改动的优劣，从中学习炼字炼句的推敲功夫。

       周必大还有一通跋语，也是论及东坡手迹与集本差异。《跋汪逵所藏东坡字》云：

      右苏文忠公手写诗词一卷、《梅花》二绝，元丰三年正月贬黄州道中所作。“昨夜东风吹石裂”，集本改为“一夜”。二月至黄，明年定惠颙师为松竹下开啸轩，公诗云“喧喧更诋诮”，“更”字下注“平声”，而集本改作“相诋诮”。“嘻笑”之下，自添一联云“嵇生既粗率，孙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粗率，孙子亦未妙”。按《阮籍传》，籍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响岩谷，乃登长啸也。嵇康虽有“永啸长吟，頥神飬寿”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对孙无疑。某每校前贤遗文，不敢专用手书及石刻，盖恐后来自改定也。《水调歌头》题元丰七年三月十八日黄州，已刻石于公法帖第一卷。远方无良工，失真远矣。《浴室院东堂》三绝句，元祐六年六月作，集本但添注遂良事岁月之序，如此既内殿印衘幅，不容辄易。至于李杜佳句，公常爱而录之，《行路难》八句，岂一时漏写与？老泉诗则家鸡也。嘉泰壬戌三月甲寅，东里周某书而归之汪氏。

      比较手迹与集本差异，并加以考证，周必大最后归纳出自己的经验与原则。这就是，在校勘前人文字时，“不敢专用手书及石刻”，担心作为初稿，后来有所改定。周必大的原则，对今天研治历史，一味佞碑信真迹，也有警示。

       除了诗文写作，周必大有的跋语还折射出东坡对历代诗人评价。《跋冯轸所藏五帖》之二《东坡书陶靖节诗》云：

         东坡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盖尝尽和其诗，尤喜此四篇，再三书之。嘉泰癸亥四月戊申，平园老叟周某题而归之冯氏。

      在东坡心目中，排在第一位的，居然不是李白、杜甫，甚至也不是他喜欢的白居易，而是陶渊明。周必大跋语披露的东坡这种评价，为研究东坡的作家论、文学观，非常值得重视。“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尽管东坡似乎是就诗论诗，但我觉得东坡还是将诗与诗人熔铸为一炉，东坡所遭受的政治打击，让他向往“归去来”，远离政治场。

       从《跋冯轸所藏五帖》之一《东坡书富文忠公神道碑》，可知周必大还看到过这件真迹。富弼是北宋的几朝重臣，也曾对王安石变法提出异议。东坡书碑既反映了他的敬重，也折射了他的政治立场。

       周必大的题跋还涉及到有东坡书艺轶事。《跋东坡与张近帖》：

       右坡公与张几仲帖，盖元丰间谪黄时也。所谓授德兴尉者，长子迈也。其将自黄移汝，尝赋长篇，以铜剑易几仲龙尾子石砚。几仲作诗，送砚反剑，公子属和，卒以剑归之。具载集中。几仲名近，仕至显谟阁直学士，国史有传。其从孙子佾家临江军，宝藏此帖。庆元己未十一月甲辰，周某子充敬观。

    双方都是雅士。贬谪期间的东坡肯以宝剑易石砚，而对方则赋诗送砚，退还宝剑。因二人如此之交谊，自然会有书信往来，而为几十年后的周必大所目睹。

       并非东坡手迹，而内容则与东坡有关，这样的题跋在周必大的文集中也有不少。《跋秦少章诗卷》云：

       右秦少章古律诗一卷，宗人愚卿兄弟示予求跋。昔东坡苏公送少章诗云，“秦郎忽过我，赋诗如卷阿”，“句法本黄子”，谓鲁直也；“二豪与揩磨”，谓其兄少游及张文潜也。又云，“瘦马识騄耳，枯桐得云和”。其见称许如此。今卷末有和钱蒙仲越州见寄一首，东坡盖尝次其韵云，“二子有如双白鹭，隔江相照雪衣明”。呜呼！少章诗名为不朽矣。嘉泰辛酉十月庚子。 

      周必大对东坡的诗文很熟悉，绝对达到了“苏文熟”的境地，在题跋中相关诗文也信手拈来。接着此则跋语，还有一则关于秦观的跋语《跋秦少章杂文》：

       予少读苏文忠公帅杭时赠秦少章太息一首，谓少章从吾游不及期年，而议论日新，若将施于用者。今观其文三篇，岂溢美之言耶？嘉泰改年十月庚子，宗人愚卿及二弟携以相过，敬书其后。

      此则跋语则反映了东坡慧眼识才，对秦观的赞誉并非溢美。

三、东坡题跋所折射的政治风云

       士大夫尽管以文见长，但置身仕途，毕竟还是政治人。因此，不仅限于文学，跋语还有反映东坡政治作为的内容。《题东坡上薛向枢密》云：

        薛恭敏公元丰元年九月自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知定州召入西府。苏文忠公昔尝与之论天下事，今复贻书，深切著明如此，责善为有加矣。薛本以理财论兵进，及在政路首尾三年，同列质以西北事，则养威持重，未尝启其端。最后诏民蓄马，既奉行，复欲反汗，为舒亶论罢。闻义能徙，不善能改，未必不因苏公之书。比夫患失遂非者有间矣。元祐间，特被褒表，岂无所自耶？公作此时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身为二千石，士民当盈庭为寿否？则与家人饮食燕乐，乃斋心呵冻，极陈国计，其贤于人远矣。官本不载此书于集，惟麻沙本及别集有之。故人刘篯寿使君之子宗奭兄弟家藏真迹，庆元戊午七月旦，以示前进士周某，敬题其后。

       薛向在元丰元年至三年之间先后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和枢密副使，东坡在这一期间的上书，周必大推测对后来薛向的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坡通过书信间接发挥的政治作用，在周必大的这通题跋中被揭示出来。由此，东坡的政治责任感与忧国忧民的意识，也得以显现。这通东坡在生日之际写下的书信，也让几十年后目睹手泽的周必大浮想联翩。此外，周必大说这通书信当时仅见于民间书坊刊本而不载于官刊苏集，显然这是他找来各种版本，加以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从周必大所见东坡手迹中，还窥测到当年的政治风云，乃至当事人的内心隐秘，这也可以成为知人论世之重要的史料。《跋汪圣锡家藏东坡与林希论浙西赈济三帖》云：

       林子中与坡公素厚善，后又为杭州交承，故书问惓惓如此。林虽寻为利诱，折资草制，诋公不遗余力，然犹爱此帖弗弃。至其子孙，始以遗玉山汪氏。乃知恶直丑正颠倒是非者，岂尽丧其良心哉？稂莠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东里周某观于摛文堂。

     通过周必大为汪圣锡家藏《东坡与林希论浙西赈济三帖》所写的题跋，我们可知在北宋哲宗朝位至同知枢密院事高位的林希，曾经跟东坡有前后同知杭州之缘，关系很好。后来在担任中书舍人期间，为利所诱，起草贬谪东坡制词，极尽诋毁。尽管如此，林希还珍视而保存了这几封东坡书信，没有丢弃或销毁。对于林希的这一行为，周必大慨叹：“乃知恶直丑正颠倒是非者，岂尽丧其良心哉？稂莠害之耳。”就是说有些人看上去很坏，也还是良心未泯。其坏是环境使然。

      周必大跋语通过林希虽诋毁东坡却还珍藏东坡书信，见机知微，揭示出林希内心隐秘的这一面，适与《宋史·林希传》所记相合：“时方推明绍述，尽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议。自司马光、吕公着大防、刘挚、苏轼、辙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自己能意识到“坏了名节”，正是周必大所说没有丧尽良心的显现。周必大的这一则东坡手泽题跋，以感慨的方式道出了人性复杂的一面，对于治史者分析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很有启示意义。

       《跋东坡代张文定公上书》云：

      东坡代张文定公上书，盖熙宁十年也。其后为公墓碑，明载“老臣死见先帝，有以借口”之语。然则书虽成于坡手，而意旨必出于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耶？神庙时，可谓邦有道矣。此稿比集本减数句，改数字，当以集为正。真迹今藏会稽薛氏，而同郡石氏安摹刻之。淳熙十二年二月清明节。

      周必大所记跋语对象，是东坡为张方平代笔起草的上奏文书。因此，周必大就找来传世的张方平的文集，将二者进行比勘，发现了其中的差异，认为当以文集的最后定稿为准。此外从东坡代写的这篇上奏文中的“老臣死见先帝，有以借口”大胆表达看，周必大认为这是张方平的原意，从而慨叹当时的政治宽松，士大夫可以毫无顾忌地放言。正如《论语》所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周必大的感慨，一定也是由东坡曾经遭受的文字狱而生出。

四、东坡题跋反映的“避谤不著书”

      屡遭左迁贬谪的东坡，或许是为了避祸，或者也有范仲淹那样“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志，晚年对中药医方投入较大的关注。东坡存留到南宋的一些手泽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于是，周必大经眼后，也为我们留下了题跋。《跋东坡草乌头方帖》云：

       仇仙慕葛稚川、陶隐居、孙思邈之为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此其一也。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周必大归纳东坡羡慕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之为人而形成的动机，就是“救人得道”。

周必大还有《跋山谷书东坡圣散子传》：

       山谷作庞安常《伤寒论后序》云，前序海上道人诺为之，故虚右以待。道人指东坡也。今又书《圣散子传》，若安常所谓得二公而名彰者耶？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东坡应诺为北宋名医庞安常《伤寒论作前序》，又书《圣散子传》，跟他收集医方是同样的关注。据孔凡礼《苏轼年谱》，是时东坡正被贬放于海南儋州。

     《题苏季真家所藏东坡墨迹》是对同一内容分三次写下的跋语，与上述两通一样，都与东坡手书医方有关：

       陆宣公为忠州别驾，避谤不著书。又以地多瘴疠，抄集验方五十卷，寓爱人利物之心。文忠苏公手书药法，亦在琼州别驾时。其用意一也。淳熙戊申三月十七日。

      元祐六年夏，坡公既作《聪闻复字序》，后三年春，在武定复和其见，寄诗有“前生同社”之语。又后七年，当靖国辛巳，盖公梦奠岁也，犹赠诗僧道通诗云，“雄豪而妙苦而腴，只有琴聪与蜜殊”。其爱之重之如此。淳熙戊申三月，与洪景卢同以永思陵使事留泰宁寺获观。

       文忠公在翰林时，两因答臣僚辞免有所论奏。其乞许安焘辞转官，见《内制集》。当时真迹未知存否，兹其一也。苏氏宜世宝之。淳熙戊申四月六日，东里周某书而归之公元孙朴。

     前面已经分析东坡收集书写医方的原因，在这一题跋中，周必大明确指出其中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跟唐代处于贬谪中的陆挚一样，“避谤不著书”，转向无关政治的实用方技。避谤的方式很多，正如周必大在前面的跋语所云，东坡还是志于“救人得道”，所以才没有沉溺于其他无聊的事情。

     跟医方无涉，与避祸有关，周必大还有一则有意思的跋语。《跋东坡与赵梦得帖》云：

       南海上有义士曰赵梦得，方苏文忠公谪居时，肯为致中州家问，其贤可知。公既大书姓字以为赠，又题澄迈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特畏祸不欲赋诗，故录陶、杜篇什及旧作累数十纸以寓意。然《会茶帖》云：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诗在其中矣。仆生晚，不获从梦得，访公遗事而识其孙左奉议郎荆宽厚夷，雅力学，工词章，所至榜书室曰见坡，其慕向岂特翰墨而已。梦得真有后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

     从此则跋语可知，周必大作为东坡的崇拜者，曾经不遗余力地探访东坡遗事。在这一过程中，结识了当年为贬谪海南的东坡传递家书的南海义士赵梦得的孙子。从那里看到了东坡誊录给赵梦得的几十份陶、杜篇什及自己的旧作，其中“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本为其中《会茶帖》内的两句话，周必大认为东坡为了避祸，没有写给赵孟得新作，但这两句就相当是诗。经周必大披露，现在这两句作为东坡残句被补入集中，并作为饮茶诗而广泛流传。这两句若作为诗的话，从校勘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前一句的“有”作“无”，无论形、义更工，即“饮非其人茶无语，闭门独啜心有愧”。不过版本无据，只能停留于理校。

五、东坡题跋凸显的治学启示

《题东坡元祐手录》云：

      前辈云，故事勿语子容，今事勿语君实。盖二公有所闻，必书之册也。然当时士大夫疑以传疑，未必皆信，后世以二公名德之重，率取法焉，记事所由异同也。今东坡书子容数说，往往与史不合。朝廷捕斩李壹，乃云为经略使所诛。杜祁公坐苏壻奏邸狱及与韩、范、富公厚善，为小人所挤，以庆历五年正月守兖，今乃谓留。蔡襄、孙甫、子容既有是说，君实亦笔之记闻。近岁李焘作《长编》，又杂取二说。不知去年十月，襄自缘亲老，得守福州，且是日既同首相章得象签书矣，祁公何惧于执中，遽焚圣语也？程琳以参贰被谴，后历外任，方除使相，未尝正拜，今谓之宰相，何耶？至如王巩作《甲申录》，十事九妄。吴春卿自汝州辞疾改留台，非因召还也。宴殿拊床，何至是哉。淳熙十五年四月一日，某题。

      这则跋语讲述了史实辨析的重要问题。周必大尽管没有像李焘那样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但同样关注北宋史，对一些重要的史实都有绵密的考证。在跋语中，周必大首先转述曾经流行的一种说法，即过去的事不要讲给苏颂，当今的事不要讲给司马光，因为这两个人只要听到了就要记录下来。那么，记录下来有什么关系呢？周必大解释说，士大夫之间讲的不过是“疑以传疑”，未必都相信，但到了后世，因为这两个人都很有名望，大家就会相信他们所记录的东西。如此一来，历史事实的记载就会出现很多歧异。

     的确如周必大所言，传世的司马光《涑水记闻》就是这样记录的产物，而今天的许多治宋史者往往不加辨析，当作信史来使用。不仅今人，与周必大同时的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是不加辨析地使用了这类记载。引发周必大在跋语中这番议论的是《东坡元祐手录》。周必大讲，据《东坡元祐手录》所记，苏颂记载的几个北宋史上的重要事件都与事实不符。在跋语最后，周必大还抨击王巩作《甲申录》，十事九妄。

      一贯以实证的严厉目光审视史实的周必大，对笔记小说的记载往往抱有相当大的不信，不以为然。诚然，在当时，国史、家传多可传信，而作为士人雅好，以记载逸闻轶事的笔记小说虽或偶有隐秘事实之披露，毕竟失实者夥，故为周必大所轻。当然，今天治史，任何流传下来的史料都是宝贵的遗存。然而，面对各种史料，不可轻信，关键在于辨析。周必大的这则《题东坡元祐手录》以具体示例给人以良多的启示。

　　周必大的不少认识是接受东坡的启发，或者说是对东坡认识的发挥。《跋湖州沈寿冈之祖墓铭后》云：

      志墓有美，而无箴久矣。然东坡谓钱翰林陈义峥嵘，不少自贬。则其所以称寺丞，其诸异乎人之称者与 ？

       沿着东坡讲钱藻“陈义峥嵘，不少自贬”，周必大讲到撰写墓志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自墓志这种文体与生俱来的问题，即“谀墓”的问题。韩愈曾经对这一问题有过激烈的抨击。自然，为墓主说好话，子孙后人皆大欢喜，这是私家撰写的这种墓志文体的性质使然，难以避免。不过，周必大从东坡的“陈义峥嵘”得到启发是，有美无妨，但要有箴，方可教育后代，使墓志的品位得到升华。

六、东坡题跋反映的手迹流传与收集

周必大对东坡法帖情有独钟，倾力搜集，这在当时许多人都知道。一些拥有者会主动出示观赏，乃至赠予或售予。周必大的题跋中记载了不少东坡法帖的观赏或获得的经过，如前述东坡在欧阳修手迹上的题跋。此外，我们再来看几则题跋。

《题东坡与佛印元师二帖》云：

      圜极老僧彦岑年八十，坐亡于湖州道场山，留手书并以坡字寄予为诀，时淳熙乙巳腊月二十七日也。昔佛印元师两住金山，东坡往来数见之，尝以玉带衲裙相倡和，计平时书问甚多。此二帖殆元祐中所作耶。明年正月十五日某题。

       这是一个高僧赠给周必大的东坡帖。周必大不仅在跋语中讲述了获得的经过，还对东坡的交往以及何时所作有所考述。以实证见长的周必大，其题跋大多带有这样的特征。

       东坡生前与各地高僧多有交往，因此保存在寺院的东坡真迹法帖为数不少。同样，周必大也与东坡有着方外交游的兴趣。由于这个缘故，从寺院的僧人那里也得到了不少东坡真迹法帖。《题东坡远游庵铭》记载的获得经过很有意思：

     右吴子野远游庵铭，庐陵僧智显顷在广东，得之富胥之家，自云传授皆有据，宝藏数十年。淳熙丙午，住通州琅山，大病垂死，嘱其徒从予易钱二十万为塔费。会病愈相访，首举是说。予笑曰，与其死后求售，孰若生前践言。既归，遂以为寄，且谓人多指为赝，公能识真，不暗投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贑兄书鉴极精，走介求辨。得报云，初看亦甚疑，反复细观，乃大佳。虽老少不同，却笔意妍紧，非名手不能为。然后可信不疑。明年七月二日，某谨记。

       庐陵僧智显在广东的富户之家得到了东坡的这一手迹。获得的经过，周必大在《又跋东坡远游铭》中提及：“僧智显久在广东，喜作诗，善医术，因治病有功，宛转得之。”即这个和尚擅长医术，为人治好了病，作为酬谢而获得此帖。后来他自己病危，便让徒弟拿给周必大，希望换二十万钱、即二百贯，用来为自己圆寂后修建墓塔。后来病愈，见到周必大的时候，首先就讲了这件事。周必大就乘机半开玩笑地说，与其死后再出售换钱，还不如生前就如约卖给我。这个和尚大概不好意思了，回去后就将这件手迹寄赠给了周必大。这则题跋不仅显示出东坡帖的价钱昂贵，一件名帖的价值足以修建一座墓塔，还讲到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在东坡死后不过百年，南宋的东坡热，已经让东坡的真迹变得奇货可居，甚至出现了伪造。比如周必大的《跋山谷题橘洲画卷》也讲到“近世伪传东坡录《橘传》”。周必大对这件很多人认为是赝品的东坡帖，专门请行家鉴定，才最终“可信不疑”。

《题东坡子高无雪二帖》云：

      丙午秋，有衣冠子持坡帖两纸从小儿鬻钱，以七千官陌得之。朝士有秘书监沈虞卿、检正尤延之殚见洽闻，因请题其后。

      “衣冠子”者，官宦之家的子孙。他们祖辈中的一些人有机会与东坡接触，所以家中会有这类法帖手迹。后世子孙或许是家道中落，需钱而出售。卖给周必大的儿子，一定是闻知周必大喜欢坡帖而投其所好。官陌即官方规定的省陌钱，一贯一般为770钱。“以七千官陌得之”，“坡帖两纸”卖了近实足的五贯，可见价格也不菲。

       周必大关于东坡的跋语，除了来自手书真迹或石刻法帖，有些则是他探访到的题名等遗迹。《跋净慧寺东坡题名》即是其中之一：

       佛日净慧禅寺在桐扣黄鹤峰下，寺中有池，池有渥洼泉。东坡先生尝赋五绝句，所谓“细泉咽咽走金沙”者。堂上留题，今既百年，而诗僧慧举乃谋入石，可谓好事矣。桐扣以张华得名，俗云“同口”，非也。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东坡题名在净慧禅寺堂上，诗僧慧举曾有摹刻入石的打算。对这一题名，周必大考证，在当时东坡尚作五首绝句。检《东坡全集》卷五，这五首绝句题作《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而周必大题跋所引用“细泉咽咽走金沙”，《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之三则作“细泉幽咽走金沙”，周必大当系凭记忆引述。

       有些手迹并非真迹，而是出于与东坡有交往之人的子孙抄录，但由于有东坡有关，周必大观赏后也写下有题跋。《跋邓埏所藏其祖温伯与东坡倡和武昌长篇》云：

       苏、邓两公同直禁话旧赋诗，逮今逾八十载，东里 周某始获敬观邓氏别本于行在所，因命院吏印其后印。盖景德二年旧物，两公尝佩之矣。升堂伏几而袭其裳，得毋象环之恧与？淳熙庚子正月二十八日。

       从唱和诗到抄件上的用印，想象当时的情景，令周必大神驰向往。这从跋语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得到。

       周必大所见东坡手迹，对纸本以外石上摹刻的拓本文字也写下有题跋。《题彭仲衡家东坡书黄庭内景经石刻》即属此类。跋云：

     《集古录》有《黄庭经》二篇，不著书人姓名，其字亦止于不俗，一为六一先生所取。而殿中丞裴造好古君子之名，遂得附见。今武冈主簿彭铨仲衡收《黄庭内景》石刻，盖东坡书也。重以颖滨、山谷之诗、李龙眠之画，视集古所录，自当过之。所谓好古君子固应无歉于裴，独鄙言不足行远，为可愧耳。淳熙丙午四月二十日。

      在周必大看来，东坡所书《黄庭内景经》加上苏辙、黄庭坚的诗、李龙眠的画，比欧阳修《集古录》所收还要壮观。

        在周必大的题跋中，还有东坡集的刊刻记录。《跋唐子西帖》中提及：

      及守九江，适虏骑犯舒。立夫参用民兵备御，整暇方督匠刻东坡集，人赖以少安。

       这是讲北宋宰相张商英的儿子张立夫在南宋孝宗朝担任江州知州之时，在抵御金兵入侵的倥偬之际，尚在刊刻东坡集。跋语固然是以此一事例表现张立夫在强敌当前，犹如曹操横槊赋诗般的神闲气定，藉以安定人心，但也透露出一个南宋刊刻东坡集的事实。

      除了题跋，周必大在周游各地，徜徉山水之际，常常注意搜访东坡遗迹，除了题名、佚句的收获，还偶有获闻东坡的一些奇闻轶事。比如《闲居录》记载的这一则就很有意思：“（九月）丙申，监镇秉义郎陈士章殂。士章杂流出身，或云东坡遗腹子也。其状亦仿佛，而两子皆登科。”陈士章相传为东坡遗腹子，盖亦出私生。在周必大看来，这个陈士章与东坡在相貌上也有几分肖似。这表明，周必大相信这一传闻。

七、东坡题跋对“东坡”之号的发覆

《书曾无疑匹纸》云：

       苏文忠公素慕白乐天之为人，盖二公文章皆以辞达为主。其忠厚乐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著，亦略相似。乐天为忠州刺史，作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文忠公中年谪黄州，偶因筑室，号东坡居士，尝赋八诗，其属意有自来矣。后为从官，羡乐天口之不置，如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又云“出处依稀似乐天”，其他形于诗者尚多。惜乎闲居二十年之志逮莫能遂，黄门公不云乎，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庆元己未二月三日，友人曾无疑出示匹纸，为书此说。 

       除了这则题跋，周必大后来又从东坡喜爱白居易的角度重申此说：

       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词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观此，周必大对东坡之号的发覆推广之功诚不可没。

结语：周必大东坡崇拜与南宋“东坡热”

       深入探究起来，周必大的东坡崇拜除了时代因素之外，其实还有他的个人因素。“生之辰，月宿南斗”这一偶然与韩愈、苏轼的相同现象，让周必大的意识中宿命地产生了一种从这一文脉“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尽管后来作为政治家的政名几乎遮蔽了文名，以200卷著作传世的周必大，还有拥有值得重视的文学与学术成就。与周必大同时的朱熹就说：“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四库提要》则综合归纳指出：“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其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常恐斯文无砥柱，独推佳句有师承”。东坡作品滋养了南宋的文坛，丰富了南宋士人的精神世界。

       苏轼作品在后世的流传，南宋是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除了文章开头所探讨的南宋东坡崇拜的各种因素之外，其实不能忽视的还有社会因素。北宋覆亡，政治重心转移到了江南，与原本的经济重心合一。继唐宋变革之后，中国社会由此开启了新一轮宋元变革。地域社会的强势，商品经济的繁荣，入仕艰难导致的士人流向多元化，道学注重的移风易俗，新媒体印刷业的兴盛，文化的加速下移。这样的社会背景让东坡作品深入到民间。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政界领袖、文坛翘楚的周必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上，将周必大文集中关于东坡的题跋大致分为对于东坡行历的记载与考证、反映的诗文写作与文坛轶事、折射的政治风云、“避谤不著书”、凸显的治学启示、手迹流传与收集以及对“东坡”之号的发覆这样几个类型，进行了简略的提示性发覆。周必大的东坡题跋，作为苏轼研究的一部分很值得继续深入开掘。东坡题跋除了对苏轼作品研究具有索隐探微的意义，其实从周必大的引述阐发，还可以深入展开东坡人物论，题跋中不乏对东坡人格的揭示。比如“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的自赞，海南贬谪归来，高昂吟诵的“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诗句，历经磨难，人生无悔，依然乐天知命、不减豪情的东坡精神本质颇可概见。而“心如不系之舟”则是化自《庄子·列御寇》的“泛若不系之舟”。由此可以概见东坡接受庄子的影响。

       作为隔世呼应，我们品味东坡题跋，不仅可以从中看到题跋作者周必大作为东坡崇拜者的热情，还可以看到其作为学者，博学、严谨以及考证功力的一面。

       一北一南，同谥文忠，东坡的隔世知音，周必大当之无愧。以周必大的东坡题跋切入，作为个案展开，尚可略窥东坡在南宋影响之一斑，此亦周必大东坡题跋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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