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十万弃婴的心灵之歌：木棉花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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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了你，你会马上答应与那个自称是你生母的人见面——你是这个意思，对吗？——戴安完全已经是成人的口气了，果然长大了。
如果是我，我会很愿意跟我生母相见。可是，戴安啊，人生最令人遗憾的就是没有如果。能有你这样运气的孩子是很少的。当然，我总是支持你的，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 辛迪一眼看到戴安在那头笑，捕捉到她嘴角那一丝讥讽。她意识到自己的表达带着明显职业化的生分，脸一热，赶忙说：“我说的是心里话。”
“这些年我经常都想跟你联系的，就这样聊聊，真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早就就说过的，随时欢迎。我们可以一起爬爬山，一起烤点心，喝杯咖啡吃顿饭什么的，就像来找个大朋友玩。” 辛迪没有强调戴安其实可以是她的孙女辈——戴安比辛迪远在佛罗里达的外孙女米雪儿还小几岁。
“这正是奇怪的地方，我曾经那么渴望命运的答案，现在生母寻来，我只要点头，就可以见到她，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甚至感到恐惧——”戴安的声线很平，一句接一句的，台词一般的自省和追问。想到她在漫长的诊疗之旅中形成了这样的说话模式，辛迪微皱起眉，在电脑里记下。
“你的反应很正常，”辛迪本能地答。其实她想告诉戴安，当她万里寻到釜山郊外，在离母亲的坟堆不到十米的小路上，她紧张得几乎虚脱。
“那可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啊，就像你说的。”戴安的声音变得清脆。辛迪放下心来，顺着她的话：“可不是嘛。”
“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等辛迪回应，戴安在那头又追上来：”你看过她的信吗？”辛迪一愣，说：“还没有——”这不是真话，不过她也就是这个早晨才收到的英译件。张总说，那是她从黄桂香女士的亲笔信翻译过来的。张总在电话里还解释说，桂香，就是桂花的香气。
“听说她生下我时，还没成年。她一定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困难……美国学校里为帮助少女母亲做了那么多努力，可她们在各方面还有很多困难，不少人从此就被甩出正常的人生轨道。别说东方文化对女性还有很深的偏见，唉——“
辛迪赶忙说，：“听说桂香，也就是你生母黄女士，现在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呢，感谢上帝。”“企业家？好像没听说啊，什么企业？” “说是生产电缆的。据说桂香所在的佛山，是中国广东很发达的地区，桂香的工厂只是那里很多的成功企业之一。” “我曾经想像她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公主，女明星什么的，当然现在想来，那是很幼稚。可她却是企业家？企业家怎么会抛弃自己的孩子？是精神问题？——”戴安的声音越来越小，像是自语。“我们只知道她现在是成功企业家，是啊，太多的为什么。你会有机会慢慢问她，如果你愿意的话。” 戴安沉默着。“中国有漫长又复杂的历史，革命，改革，经济急速发展，就像在一条大风浪中行驶的船，会有多少悲欢离合。你现在长大了，面对着更广阔的世界和生活里无穷的可能性，你能明白了。“
“每次跟你说话，都很有收获。我三月中要回湾区过春假，很想去见见你，如果你不出差的话。”
“这段时边境很吃紧，那些被与父母家人分隔的孩子好多，我不时需要过去，不过三月中我应该在。欢迎到家里坐坐，很想见见你。” “我正打算暑假也去边境做义工呢，顺便也找些拍片的素材。如果你知道哪里需要人，请告诉我。” “ ”细节我们见面聊。亲爱的戴安，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你不再是我的病人。我也跟你妈咪说过，就当我们是朋友的一个约会？我打算年底就退休了。”
戴安冲镜头一笑：“好的，我确定日程就告诉你。好期待。“
“ 等你！”辛迪将阅读镜取下，放进眼镜盒里，还想嘱一句”要坚强“，就像早年每送戴安离开诊所时那样。她还想再强调一下，让戴安不要再犹豫，最好尽快答应张总那边的安排，但是忍住了。
戴安在那头退了出去。辛迪坐在这边，脑袋有点空，起身倒来咖啡，站到窗前。
湾区这个春天雨太多，一场接一场，几乎没间隙。跟球友跑去凤凰城打高尔夫的马克，最近一直在给辛迪吹风，说凤凰城真是养老的好地方，应该把家安在那儿。昨晚更是讲到自己已经开始在那里看房子。“到年纪了啊，我现在特别喜欢干热，血都流得顺多了。”马克说。辛迪笑笑：“你忘了我是哪儿来的了？” “哦，韩国那就实在太冷了！”“你都讲的什么？我来自内华达沙漠啊！”两人同时笑出声来。这么一来，辛迪觉得自己是该跑凤凰城一趟了。
从窗口看出去，海湾的水面上像浮着一层厚厚的水雾。辛迪呷着咖啡，想到很快就能见到戴安了，有点兴奋，突然听得手机响起，现在是周六早上不到八点，可想珍妮心里有多焦急。
“我跟戴安通了视频。她还在震惊中。这是正常的，我们给她点时间吧。我的直觉是，她会同意跟黄女士见面的。”
“戴安刚跟我通完话，情绪安定多了。” “哦，她有室友吗？” “没有的，她还是比较孤独。公寓的门卫会帮忙注意她的情况。”
“ 她马上要回湾区过春假，我们约了见个面。孩子大了，确实不一样了，我们应该有信心。”
“谢谢你！我一连好多个夜里都没睡踏实。”
“ 我们一切以孩子的意愿和最大利益为考量吧，不过我相信她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你总是带来福音。噢，梅还告诉我，黄女士想尽快到美国来。我想请她推迟一下，总觉得戴安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消化。”
“ 我也会跟张总交流我的想法。还有一点很重要，暂时不要将戴安的病史告诉黄女士。这是孩子的隐私，另一方面也避免黄女士产生不必要的担心，“”谢谢提醒。我都没顾得上仔细想了，还总把戴安当小孩子。”
辛迪松了口气： “她确实是大姑娘了，好漂亮。” 珍妮的口气轻快起来：“我们还很想知道戴安的生父如今怎么样？他是什么态度？你瞧，这些细节我现在才想起来问。”
“张总她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戴安的生父下落不明。黄女士的童年很艰辛，出生在一个偏远贫穷的山区里，很小就辍学，跟人离乡去打工。”
“她也是个孤儿吗？” 珍妮的口气有些吃惊。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讲，虽然她有父母。” 辛迪应着。“那她现在能这么成功，很了不起。唉，反正中国总是让人眼花缭乱，这么想，也就都可以理解了。” “中国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张总都跟不上了。 现在像戴安这样的中国女孩已经接养不到了。一是生活改善，生育政策宽松之后，弃婴人数大幅减少，二来中国民众也有了接养能力，自我消化掉了数量急剧减少的那部份弃婴。目前只有对残障儿童，或者年龄比较大的弃儿，中国还开放接养。” “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能接到戴安是很幸运的。那时到孤儿院里看到的女娃娃多得无法想像，就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 “永远不晚呢，别的国家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辛迪笑着安慰她。珍妮在那头也轻声笑了：“年龄不饶人啊。”
收了线，台上的咖啡已凉了。辛迪吁出一口气，顺势跌到沙发里，感到轻微的头疼。她一眼瞥见咖啡台上那支炷台。上面坐着的半支蜡烛流下一条条热泪，一滴，一滴落到戴安那条小麦色的细弱手臂上，伴着“滋滋”的响声，烧出红红的斑点，烛光的背后，是戴安盈满泪水的双眼。戴安告诉辛迪，就在她从中国回来的那个初秋，她心里一直很难过，却不敢跟父母讲，觉得自己辜负了他们，就更自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跟姐姐一起给妈咪做了庆生的胡萝卜奶油蛋糕。姐姐安排她去摆蜡烛，自己去布置餐桌。戴安躲在厨房里试着用蜡烛从炉头上取火，感觉比划火柴容易得多。不小心烧融的蜡滴到了手腕上，她突然从那疼痛感觉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快感，所有的焦虑好像都随着热蜡在她手臂上融化了。戴安哭了出来，姐弟们都冲进来搂着她安慰，让她获得很深的满足。当她将蛋糕端出来摆上，被妈咪含泪拥抱。孩子们和爹地高唱着“生日快乐”，看母亲吹灭蜡烛，全家一起尖叫，戴安觉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从那个夜晚开始，她只要感到不安，焦虑，就在自己的浴室里偷偷点上蜡烛。烛光的泪滴一点点落到自己身上，腿上，手臂上，直到有一天创口红肿发炎被老师发现，她才被送到医院。后来滚烫的蜡滴带来的刺激不再强烈，戴安开始用刀，剪。直到被送到辛迪的诊所。
辛迪晃着脑袋，像要甩掉脑子里的记忆，她起身踱进书房，站在窗边的那幅大墙前。马克搬进来同居时，为了给他多年收集的艺术藏品腾位置，辛迪将这些只与自己相关的照片从客厅撤到自己的书房里。
辛迪拎起阅读眼镜，看向顶上那张木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中央是年仅两岁半的辛迪。那时，她的韩文名字还是“金顺来” ——刚被在内华达沙漠小镇高速公路旁经营小旅旅馆的韦伯夫妇收养。这是时年近三十的韦伯夫妇第一次出国，他们自己也没想到，这一飞就飞到了远东，来到战争重创后的南韩，将年近两岁半的小顺来接养。他们总是说，这只能以他们的信仰才能讲得通——那是上帝的召唤。
照片是由美联社驻釜山记者在他们一家登机前，让韦伯夫妇抱着小顺来站在飞机悬梯上拍的黑白照片。小顺来穿着朝鲜传统服装，头上是一个高高翘起的冲天小辫，细细的双臂紧紧搂着一头淡色卷发的韦伯太太。小顺来身上那套裙子，如今整齐地叠放在韦伯夫妇送给她上大学时用的牛皮衣箱里，放在地下室深处。虽然有近二十年没看过了，辛迪闭上眼睛都能知道那上面鲜艳的桃红和洁白的缎子拼接的顺序。那深桃红的裙子摸上去柔滑如水。母亲韦伯太太总是说，那是他们去韩国接她前路过洛杉矶，专门寻到那儿的韩国城里买的。辛迪没有自己穿这条裙子的印象，却在好些早年的照片里见到它。它确认着她的血统的一脉。她是生母顺子与英国水兵私生下的混血儿，她是顺来人生背景里难以磨灭的红字。
生母除了给她留下的韩国名字，别无它物。辛迪从记事起，就再没人叫过她顺来，直到她年过四十，看到自己的出身证后，终于决定将这个韩文名字正式加到自己的法定名字中。
辛迪低下头，向左踱了三步半，一抬头，正对的果然就是那组自己当年回韩国寻根的新闻剪报。她退出一步。她在首尔——那天南韩最重要的报纸《朝鲜日报》头版头条出现的占了大半版的美国来客辛迪·韦伯小姐的寻人启事。在辛迪当年离开韩国时的护照照片旁，是一行黑体韩文：“金顺来，1956年离开韩国。如果您有任何信息，请电——” 那是当年经手小顺来收养案的美国收养机构的电话。旁边则是一张纪录了被称为“历史性的时刻”的照片——这时刻感动过很多美国人，连基辛格博士后来见到她时都提到它。那年的她已经三十五岁，浓密的披肩卷发上架着一只宽大的淡蓝色发箍，黑蓝条纹蝙蝠袖短衫，高腰喇叭牛仔裤，正和两个异父弟弟和两个身材小巧的弟妹们搂在一起痛哭。
三十二年过去，她早已能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来路，可每次凝视这张照片，眼睛仍会湿，所以她将它贴得比较高，好让自己不易一眼看清。她站近了一点，哦，自己比弟弟们高好多。她已经好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他们难以频繁交流。她早就意识到，就算生母顺子还活着，她们之间恐怕也会有很多的困难，这是为什么她能理解戴安眼下的激烈反应。
辛迪揉揉眼睛，看向那张她和弟弟们为母亲扫墓的照片。她在所有的访谈里都描述过那个令她震撼到窒息的场景。那是辛迪第一次作为韩国人的女儿去给母亲上坟，第一眼看到母亲的坟墓。她不能相信母亲的坟墓竟在荒草丛中。想到在她从小居住的沙漠小镇，小小的公共墓园里草坪修剪齐整，墓碑前总是四季鲜花不断，她忍不住放声大哭。她不停地追问，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什么生前不被善待，死后还如此凄凉？！
她赤手上前拔坟头四周的野草，哭声震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她的哭诉经翻译后，弟弟们和族里亲友一齐拥上来安慰她，反复说这个国家的风俗是阴阳两隔，亡者的亲人们要到每年专门的祭祀日才会来打理墓地，洒酒祭祀的。他们会带很多的食物来上坟，要烧香，跪拜，有一套专门的仪式。果然在之后的连续几年里，弟弟们都传来了他们在春天里给母亲上坟的照片，辛蒂看到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墓地。
在这之前，弟弟们从不知道辛迪的存在。他们说，母亲是个寡言的人，很少见她笑。弟弟们带她拜见了一些族中长辈。长辈们告诉她，作为父母在战乱中死去的孤女，顺子早早就来釜城里讨生活，什么都干过，说到这句时，他们沉默很久，又强调说：为了活命，她什么都做过，造孽啊。不过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在挣扎，都很可怜，唉，那就是命。辛迪就再不追问。
长辈又说，朴先生——也就是辛迪那两个兄弟的父亲遇见顺子时，她已有身孕，挺着个大肚子寻来他的餐馆找工。“她很瘦小，肚子就显得很大，那怀的就是你了，” 其中一个长辈说。那时韩战已近尾声，当地一片混乱。朴先生可怜顺子，收留她在餐馆里作女伺应，这样至少有吃有住，能生下你，你还是该谢谢朴先生的，可惜他也过世多年。他们强调着。辛迪含泪点头，心中的怨在散去。
辛迪出生后，那一头淡黄的发色，轮廓清晰的五官让人一看就知道了她的身世。”哪怕是在今天的韩国，一个私生的混血儿，还是会受到双重歧视的。”族人小心地看看她，轻声说。
“ 朴先生那时已有家室，与太太已育有三个女儿。韩国老派人是很重男轻女的，” “整个东亚都这样的，明白。”辛迪表示自己能理解。
“是啊，所以哪怕是餐厅这么一份小小的家业，将来若传到外姓人那儿，人生总归就是失败的，这成了朴先生的心病。寄人篱下，带着私生女儿在店里讨生活的顺子，肚子很快就又大了。朴老板就在餐厅这边安了个家。他在正式搬来时，说出了将你送出去的想法。” 见辛迪的脸色暗下来，族人又说：“你莫怪怨顺子，她太可怜了，为你不知流了多少泪。你那时才多大一点啊，她就总要帮你把头发染黑才敢抱出去见人。也不该怪怨朴先生。你有今天的生活，比留在这儿要好太多了，这可是真心话啊，孩子。” 辛迪每次跟人的回忆，都会停在这儿，哪怕是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讲话。回韩国寻亲，是她人生里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她总是这么想，虽然在那些日子里，她流尽了自己半辈子的眼泪。
辛迪沉吟着，挪步到另一张照片前。那是母亲顺子留给教会孤儿院的托孤文件。上面有顺子一笔一划的签字，还在孩子姓名一栏里填了“金顺来”三个韩文，并写下了女儿的出生年月。“托孤原因”和“孩子生世”两栏则是空白。辛迪见到这份真件时，将它贴到胸口，这是她看到的与自己生母最真实的联系。“母亲让你随的是她娘家的姓，”弟弟们抢着向她说。“ ‘顺来’肯定就是母亲的祝愿了，希望你一生顺利，时来运转，福运绵延。“ 母亲除了祝福，没有留下别的物件。族人长辈说过的，顺子从没跟人再谈起过被送走的女儿。辛迪在后来的职业生涯里，见过很多父母给自己离弃的孩子留下的物件或文字，她有时会想，顺子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好。
辛迪走到框在一个金边画框里的诗稿前，踮了踮脚步。框里左边放的是她四岁时的头像，娃娃头剪得很短，表情严肃，小脸已是胖呼呼的，带着掩不掉的稚气。中间的诗句很平白，像记写的生平，将她从韩国金顺来，到美国辛迪·韦伯，再到第一次婚姻带来的“辛迪·史密斯”写到四十岁这天的决定——成为“韦伯·顺来·史密斯”，最重要的一句是：“这之间发生的一切，让我成为今日之我”， 辛迪点点头。框里的右边配着的自己四十岁当天拍下的头像，那真可以说是光彩照人。那时她已从洛杉矶加大读下心理学博士，拥有了自己的心理诊所，并成为活跃的民权活动家。辛迪后来用这张照片作过很长时间的标准照，以至那年作为民间代表到白宮出席遗孤法案的签署仪式时，被克林顿夫妇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希拉莉还专门赞美了几句她深棕的发色。
这张照片的左边，是个放有她和父母们合影的相框。左边是父亲韦伯先生的一张中年时代的黑白照。他笑得那么开心，让辛迪想起小时候，每次见到她捧回野花给他的时分。父亲已经离世多年。中间一张是辛迪搂着韦伯太太的彩照，那应该是前年圣诞节拍的，母女俩都是爆发式的大笑。现在九十多岁的母亲住在老家小镇上的老人护理中心，辛迪一有机会就回去看望。右边是一张生母顺子的黑白头像，照片中的顺子穿着韩国传统的服装，额前的中分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一根刘海也没有，面无表情，看不出悲喜。辛迪的脸型随母亲。釜山那边家族的人都说，很难想像个子小巧的顺子，会有辛迪这样一个身高一米七八的壮实女儿。
听过辛迪身世的人，常会问她是否想过寻找自己的生父。当然想过，辛迪总是点头。朴先生的女儿们告诉过她，她们记得早年见过一个高大的英国军人来找顺子。你们怎么知道是英国兵呢？辛迪问。她们笑起来，说那军服一看就知道的呀。那英国军人后来就不见了，不知是换防还是上了战场。辛迪听了就不再追问。她明白，若按这个线索，是不难查到那个时期驻扎釜山的英军番号的，如果一定要找，按自己的出生日期，到英国出个大广告，早年应该是有机会找到那生父。但她没去找。韦伯夫妇在内华达那种鸟都不生蛋的沙漠小镇将她和同是韩国遗孤的弟弟养大，从不忘提醒他们要记得自己来自韩国，虽然他们自己对韩国是那么陌生，就像珍妮和先生想要戴安记得自己来自中国那样。
一个人是否知道自己的来处，真的很重要吗？辛迪曾经不时自问。答案是肯定的，有时又是否定的。在她这些年接触到的接养孩子，有些很在意，很想找，甚至到像过去的戴安那样，是一种极端。也真有些孩子，是从来不问的，就算家里从不隐瞒她们的来历，那些孩子一下就能全盘接受，并不在乎。辛迪私心里是羡慕那样的孩子的。她们让她明白了，对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还真不见得是人人必会在乎的本质问题。有一点辛迪能肯定，这对戴安是重要的。她过去带着戴安抄了近路，现在是时候了，是可以领着她穿过沼泽的了。
（待续）
原载 《上海文学》202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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