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许宏泉
文章原标题为《黑色的眼睛 ——再读石虎<非洲写生>画册》
编辑丨艺术野疯狂
设计丨张涵
编者按：
20世纪70年代末，石虎先生随“对外友协代表团”游历非洲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等十三个国家，历时两个多月，创作了一批“非洲写生”作品，后结集成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因时代久远，《非洲写生》画集中所刊发作品己散落各地，难见真容。本次所刊发作品均翻拍自画集，限于当时印刷条件的不成熟，作品图片仅供参考。
1980年代初，在我“阳光灿烂的日子”，第一次见到石虎先生（那时叫石呈虎）的《非洲写生》，多年以后，我带着这本已发黄的画册请他签名，他稍凝思，提笔写下一行字：再笔已去四十年……
1980年代，是满溢期盼的青春岁月，这“青春”二字，不止是我们1960年代生人的记忆，也无疑是一个民族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记忆，只有那经历冷冬天骤然见到晨光的人才会真切地体验到“让世界充满爱”的欢欣和喜悦。80年代，一个“光荣的”，有诗歌、有文学、有科学、有摇滚、有爱情、有梦想的年代。
1980年的夏天，我告别校园，落榜回乡，说真的，没有许多的失落或迷惘，因为有一个挺体面的说词，叫作“回乡知青”，尽管我并不相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记得那天，我从考场出来，同学们有的去饭店聚餐，我独自溜到县城里唯一的新华书店，用省下的两块钱，一咬牙买下一本打折的《中国书画》（第二辑），头一回见到印得这么好的画册，封面正是石呈虎的新作《少女》：一个外国模样的女青年，一只手轻放在脸颊下方，像在思想着什么，显得端庄而俊丽，低重的眼睑透着一丝神秘。我想到黄胄画的《春兰》，那是我少年时代的梦中女孩，但春兰像邻家女孩，朴素、安静，甜丝丝的；而这位异域少女，竟有一种野性的神秘，荡漾着不可捉摸的青春气息。这“神秘”，来自画家“异样”的表现力，一种我从未感受过激越和冷峻，把懵懂的少年艺术爱好者带入到一个陌生而神奇的审美境界。自那，我对这位石呈虎的画家也产生好奇。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已是省内小有名气的画家语文老师那看过很多画册和图片，知道吴道子、周昉、范宽、沈周、唐寅、石涛、任伯年、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而这位石呈虎显然和他们不一样，也不同于这本“画册”里的潘天寿、张仃、张正宇。要说喜欢，张正宇笔下的小猫可能更让我觉得亲切，让我知道笔和墨在宣纸上泛出的美妙的趣味，原来猫可以画得这么可爱、简约。而石呈虎的“少女”则让我知道笔墨和色彩的不可言状的魅力，不可思议。我问老师，“他为什么画得不象古人？”老师说：“他是现代人！”
后来，老师找出一本《非洲写生》递给我，我借了回去，一本薄薄的册子，不知道翻了多少遍，我突然觉得自己已从喜欢刘继卣的《武松打虎》和王叔晖的《武松》插画转而对石呈虎的异域写生萌生“好奇”。那时，我已在母校当上一名小学“代课老师”，我领到第一份工资，就迫不及待渡江去芜城买了两张宣纸，回来裁成小块，画起小猫，也画起非洲女孩。
《非洲写生》是石呈虎先生1978年末到第二年初，历时两个多月随“对外友协代表团”游历非洲的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等十三个国家的部分“国画写生”，我依稀记得，当年，正是“伤痕文学”和“朦胧诗”的相继出现，“现实主义”转向“象征性”和“精神世界的探索”。文艺思潮“叛逆”和变革开启一次颠覆性新时代。食指、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梁小斌等一批年轻的诗人以怀疑的态度和反思的立场开始他们独立自由的现代诗歌的探索。“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顾城《一代人》），年轻的心“一阵疼痛”，“变成了一只风筝”（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他们开始有了痛哭和迷惘的自觉，有了空虚和失落的反思，而远方微弱的光和理想，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和激愤，虽然，“我不相信！”（北岛《回答》），但我们照样异想天开，虽然那些朴素哲理式的语言或许会让后人觉得很单纯很天真，但世界就这样，突然间变了。“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对人、对人性的反思，成为那个时间划破长空的一道闪电，哪怕它只是瞬息而过。就像如果当年的“万李马王”对老牌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演绎，就像如果没有阿里斯、蝮虫乐队的“前卫”催化，就没有后来的中国摇滚乐的高潮。
年轻的石呈虎可能只想做一个诗人，后来，他也从未泯对诗的文字和诗性语言的探索。但他和年轻的画家周思聪等人将时代思潮中迸发的灵感和思想的火花倾注于笔墨，开启了中国人物画的全新的格局。无论在往日艺术从属并服务于“时政”与“时事”的年代，还是从禁锢中的“得逃”，人物画似乎从来都具有敏锐的优势。牢笼一旦打开，封冻的墨池顿时溢出春的气息。
《非洲写生》出版于1980年3月，虽然只有薄薄的十六开一个印张，但那时可以出版这样的一本个人专集的画家绝对是罕见的。沈鹏在序文中写道：“人们看过石呈虎的这些作品，都说有一定的特色”，而所谓的特色便是“采用我国传统的写意画法，又吸收西洋近代绘画的一些技法，以丰富表现力，这同他所画的题材也是相宜的。”（《石呈虎的非洲写生介绍》）沈鹏的这段文字中涉及到两个话题，也是当时美术思潮的主要趋势和审美取向所关注的课题。
关于“传统与创新”，自“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艺术”周期性的困惑或兴奋剂。而我们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未能“站在世界看中国”，以史学的宏观立场和高度避免视觉的局限。《非洲写生》所表现的审美价值一般都被认为是“民族性与世界的时代思潮”的“合流”，事实上，这种“合流”或称“合璧”，不仅局限了人们对中国绘画当代发展趋势的价值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诱导着艺术家对“新生命”创造能力的怀疑，尤其到稍后的“85新潮”时期，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对“传统”（历史）的警觉、反叛和抛弃，当然，这里说的“传统”是“正宗”的文人画思维方式和表现，而能够给人们力图“创新”的能量的希望无疑指向西方，一部分则指向民间。《非洲写生》虽然只早于“85新潮”五年，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将它指为“85新潮”的“先知”，起码它的思考深度和表现力并不像后来艺术界那样狂热骚动。这一代人依然记得，早期康有为、陈独秀对绘画传统的半调子言论却有不可低估的煽动性，这种盲目的反叛、合璧或全盘西化，一直成为“主流”。
《非洲写生》诞生在中国文艺领域的“黎明时分”，画家的表现无疑是欢欣的。笔端洋溢着不可掩饰不可抑压的激情和喜悦。艺术的道路即生命的状态，总有少数人是“敏感”的，毫不犹豫地冲出平常的视线。“冲刺”往往不止属于“创新”，而同样眷顾“坚守”。
毋庸置疑，随着思想的转变和对自由精神追求，“传统”再次面临不可抗拒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此时的石呈虎等人并不像“85新潮”后的那样赤裸地要撕裂要彻彻底底地要抛弃，以至有人发出“穷途末路”的感叹。《非洲写生》对“传统”的态度显然是相对理性的，“序文”中写到的“传统的写意法”还是准确的，酣畅淋漓的笔墨（笔触）有一种纵横捭阖之气，你可以想到梁楷的泼墨仙人，可以想到徐渭的芭蕉竹石……放弃或完全摒却对象的写实效果即对明暗与光影的迷恋，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得到尊重和凸显，直接与物象的形体结构发生内在的对应。对中国写生精神的把握和阐扬无疑也冲淡或和谐了“西洋近代绘画一些技法”的不和谐因素，比起“五四”时期以来的“中西合璧”无疑更从容、更沉着、更自由。而所谓西洋技法，主要体现在大块面的笔触衬托（点厾或晕染），尤其是人物面部和肌体的处理手段，有一种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多年后，石虎先生和我谈起这些作品，也提到了这种全然游离于早期“徐氏、蒋氏”的干笔皴擦敷色的“素描”体系的“写实效果”之外，而以湿笔和罨润的墨色点厾或晕染，创造出清新隽永的古雅妍丽“后现代”气质，明暗的处理已不囿于物象的自然效果，满溢着生动的“趣味”，这趣味将中国传统人物画从既定的技法、表现和格局中“脱颖而出”，同样打破了“徐蒋”体系的“合璧”格局，是一种全新的生命，超拔陈陈起因的捆绑，让自由的精神释放。较之“浙派”人的优美趣味也显出一种“北方”的大气、热情和奔放，虽然它也在不自觉间表现对“寻根”的左顾右盼。但其强而有力的野性率真，更张显出孤傲不羁的批判姿态，直指僵化的“写实主义”价值观，将其对“写实”的美学意义转向对欧美乃至非洲“少数民族”艺术精神的客观全面的审视和观照。
或许，这是时代“捡选”了石呈虎这一代中的优秀者，美术界不再像当初时面对政治的压力和阻力，也不再非“徐蒋”的“合璧”为正统。他们甚至可以不再谈“民族文化信仰”，他们可以让艺术回归艺术的本体。
起初，吸引我的或者说打动我的也许是画家笔下的异国情调和少女们不一样的神秘眼神，渐渐地，我完全被画家笔下所呈现的那种完全释放的状态和朝气所感动。《夜》的静谧和幽远；《晨》的热烈与明快；《黄昏网鱼》。大块面的没骨点厾与渲染，它所洋溢的墨与色交融的韵味，对于我这个刚刚明了“笔墨”“国画”，“宣纸”这些名词的“艺术青年”来说，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神奇感和诱惑力。空灵、清澈、通透，略带沉郁、沧桑的对现实的精神性的阐释，让人无法回避地走向遥远的神秘境界。
要了解石虎，首先要了解他的“线”，无论像封底那幅《三个女子》挺秀凝练的长线，还是《海风》《晨》《舞蹈》中质朴、奔放的如狂草般的线条，都表现出一种果敢、自信的才情。但我们千万别忽视它所体现出的隽永的金石之趣，将“古典主义”的书写状态不经间转向这种具有“后现代”姿态的“当下性”正体现石呈虎的卓尔不群。《民航乘客》尤其“经典”，“逸笔草草”般的勾勒，不经意间于人物“表情”的晕染，出人意表的浓重的泼墨，都在无法而有序的“象外”间，宣示着“笔墨”的美学探索。
而若《榕油工人》似还隐约可见“现实主义”创作的元素，然而如此质朴、丰润、简约、畅达的“写意”生态已萌生出“笔墨独立审美境界”的自觉。隐约的“写实主义”表现，则可想见其某种朴素情怀的观照，回眸之间略带感伤，曾经一代人的执着与倾注已将成为彼岸搁浅的一叶扁舟。我或许不经意间想到画春兰的黄胄，但不得不承认，才情的背后需要有一种“人文精神”，黄胄一直没有放弃或走出“人民艺术家”的情结，具体地说，比起他略显荒率零乱的“速写线条”（尽管也很恣肆，也很才情洋溢，也很生动），石虎的线则更能体现“柔内含刚”的“内美”之质，也能更精练更概括把握“客观对象”，这种“写意”精神所表现得东方气质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文化形态”发生“对话”，显然已超逸“合璧”的肤浅的初级思维。因此，可以说，《非洲写生》是中国人物画“洗心革面”，走向自由的生命状态的重要里程碑，若荒漠甘泉，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也成为我青春岁月的美学的启蒙。
曾经“年青的一代”——三十年后，我经常和年青人讲起我们的青春年月，也许无法完整地理清那个“历史的转折点”，虽然不比陈寅恪谓近百年之始而为“千年巨变”，但它确实成为一代人永远的美好的记忆，像一道沉闷夜空划过的闪电。随着中国美术馆的一声枪响，当代艺术局势全面展开，也全面地沦入后三十年的“市场化”的狂热和无奈。
石呈虎，也进入石虎时代，依然以先锋姿态成为“85新潮”的一道别样的风景。至今，依然有很多人怀念《非洲写生》时期的“石呈虎”，或为“石虎时期”的涅槃式的“蜕变”感到遗憾。
“创新”的“时代使命”确实使当年很多优秀艺术家江郎才尽，思想的僵化和文化资源的枯竭使打动当年“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步入“油腻”中老年。才情和青春一样是经不起挥霍的。我则由少年时代对石先生的神秘崇拜与之成为可以常常在一起交通的“忘年交”。我们说过无数的话题，却从未向石先生问过“你为什么突然变了？”，这肯定是很多人想知道的，对我来说，关注的不是“为什么蜕变”而是以至后来对当代史的“研究”过于关注“85新潮”的多元格局和景象，而忽视了《非洲写生》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意义和高度。但我相信，放弃，已将石呈虎时期完全地进入“当代史”，而“蜕变”（根本不是变法二字可以比喻的）则使石虎在当代艺术领域成为一种可能性——拒绝或超拔成为市场泥沼日益沉沦的庸俗化现状。因为，石虎本身是“艺术”的，艺术成为他的生命状态，艺术之外的所有伤害艺术的思考对于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2019年4月
石虎
1942年，出生于河北徐水县。
1958年，就读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
1960年，就读于浙江美术学院。
1962年，应征入伍。
1977年，任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代表国家远赴非洲13国写生访问。
1979年，出版非洲写生集。
1982年，南京博物馆举办个展。
1987年，香港集古斋举办个展。
1991年，澳门市政厅举办“石虎心象”个展，同年在香港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1992年，在新加坡、雅加达举办“天命年展”。
1994年，参加广州中国艺术博览会，同年成立“石虎诗会”并多次举办“石虎论字思维”诗歌研讨会。
1995年，应邀出任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主席。
1999年，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个展。
2003年，中国画研究院、香港、澳门、新加坡、雅加达巡回展。
2004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石虎艺术大展”。
2013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石虎艺术大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