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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汉学家高罗佩的代表作中文版首次面世：高情商帅哥的书画鉴赏录
《中国书画鉴赏》
前言/序言
译者序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的《中国书画鉴赏》是一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经典著作。这部书的撰写时间比较漫长，它实际上是高罗佩从二十多岁开始，撰写了近三十余年的一部笔记汇编。除序言和附录外，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两编，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编主要谈论中国书画的装裱，包括装裱的技术、历史和相关古籍；第二编着重讲述中国人鉴赏书画的方法，从古代书画鉴定、印章鉴赏和书画收藏三个角度进行考察。高罗佩在书中不断强调，他编著此书的目的是希望西方读者能遵循中国鉴赏家的目光和方式看待中国的书画艺术；有趣的是，今天的中国读者将要通过这位荷兰作者的眼睛重新看待这一课题。
丨雅集（《十八学士图》），宋代画家刘松年作品的明代摹本 96x16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10年，高罗佩出生于荷兰聚特芬（Zutphen）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医，母亲是音乐家。在父亲驻扎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高罗佩度过了他的幼年时光。爪哇岛的生活和当地艺术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中国书画鉴赏》里，高罗佩花费数页论述了爪哇皮影戏和中国画卷之间的联系。父亲退役后，他们全家回到荷兰，高罗佩也开始就读中学。期间他学习了汉语等东方语言，并为自己取名“高罗佩”。此后他对汉语世界的兴趣和研究一直伴随他进入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接受高等教育。
1930年，高罗佩成为了莱顿大学的学生，这里有着深厚的文献式汉学传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莱顿大学逐渐从传教士汉学转为学院派的学术风格，并于1890年和巴黎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创办了著名的汉学研究年刊《通报》。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都曾任该刊物的主编。高罗佩的《中国书画鉴赏》有许多中国文学史和文献史方面的论述，都是援引《通报》里的重要文章和名家观点。高罗佩还在书里对梭柏（A.C.Soper）等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献提出修正，显示出他精深的语言与文献功底。
丨宋代室内
值得注意的是，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后就读于法律系，只在文学系学习中文和日文，这预示着他未来的研究方向不可能局限于传统的汉学领域。事实上他的选择和初衷非常明确，他向往成为一名东亚事务局的公务员，希望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东方长期生活，而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政府愿意出资培养候选人在莱顿大学学习。相较于语言和学术，他对中国的艺术、文学更感兴趣，尤其对现代中国——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充满好奇。
高罗佩一直没有放弃中文等东方语言的学习和练习，同时他也阅读了大量艺术史著作，从《中国书画鉴赏》对艺术史研究文献的引用和考辨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下了许多功夫。一方面，高罗佩吸取了西方艺术史的理论和原则，在讨论汉代印章的艺术价值及其制作者的工匠身份时，他运用“艺术冲动”（artistic impulse）来解释二者的矛盾性；他还认为书法是激发了整个中国艺术冲动的艺术门类。而另一方面，他注重区分中、西方艺术原理的不同，这体现在《中国书画鉴赏》对透视风格、摹本价值和原创性等问题的思考上。
丨观赏古董的宫廷女子
（《月曼清游图》清 陈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高罗佩和当时其他的汉学家乃至艺术史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极为关注研究对象的物质性。高罗佩在《中国书画鉴赏》中称：
品评中国文学也有必要研究物质文化。例如，明代文人若在编辑唐代文献时发现，一个描述器用的词汇在他所处时代已不再使用，通常他会将它替换为另一个自己熟悉的、描述类似器物的词汇，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唐人所说的物品。如果研究这种“校订版”文本的现代学者不熟悉唐代的物质文化，那么明代编者做出的更订会让他彻底误入歧途。汉学学者应该像定期访问汉学图书馆一样，参观博物馆里他们所能见到的中国藏品。（第52页注1）
相较于学院派汉学家普遍偏重文献的研究方法，高罗佩不仅列举了中国室内家具和装饰的样例，还孜孜不倦地论述毛笔笔头、墨汁、砚台、颜料、纸料、绫绢乃至画叉等的日常用品，详细解释中国书画装裱的工序和术语，这在当时的西方文献和学术研究中都缺乏专门的辨析，也未曾经过严谨的研究。《中国书画鉴赏》引征了丰富的文字和图像文献，强调以上研究对象在中国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变化。同时，高罗佩还注重利用一手资料。他的一部分知识源自不能将手艺付诸文字的艺术商人和装裱师，还有一部分直接来源于他自己的藏品。如果说《中国书画鉴赏》为许多装裱工序拍摄照片的方式，还带着些许西方汉学式的记录传统；那么该书在附录V贴附各种实际样例的行为，则别具心裁地让读者能亲身体验这些“一手材料”。高罗佩还鼓励读者自己利用附录V的材料进行实验和操作。对当时基本凭借中国外销画和日本艺术品了解中国书画艺术的西方而言，《中国书画鉴赏》提供的这些内容无疑都是难得可贵的研究资料。
丨《西园雅集》（局部） 南宋 刘松年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中国书画鉴赏》，高罗佩还出版了古琴、悉昙、砚台、春宫图乃至长臂猿等方面的专著，这些研究无一不蕴含开阔的文化史视野。书画和这些研究对象一同被当作中国的“物质文化”，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著名艺术史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在他于1991年出版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中，推崇高罗佩为第一位涉猎物质文化的汉学家。而《长物》的标题“Superfluous Things”，其实就出自高罗佩在《中国书画鉴赏》里对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的翻译。
当然，物质文化研究在今天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其中不乏探讨中国书画作品的著作，今天我们为何依然要阅读《中国书画鉴赏》？为何要通过一位西方作者重新看待这一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视界往往会从中国本土延伸到东亚其他地区乃至中亚和东南亚。高罗佩就十分注重日本、朝鲜艺术和中国文化的联系与对比，例如朝鲜的宫廷舞蹈“梦金尺”、日本古董商的定价策略，这些文化史方面的有趣细节在《中国书画鉴赏》里随处可见。高罗佩还多次援引藏学家朱塞佩·图齐(Giuseppe·Tucci)的学术观点，从而论述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艺术和物质交流。顺便一提的是，高罗佩在出版《中国书画鉴赏》时将这部书献给了图齐，以此代表他们二人的友谊长存。另外，高罗佩在涉及跨文化方面的研究时，已经有意识地考虑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例如他在书中提到J·奥柏耶（J.Auboyer）于1935年发表的《中国对东方绘画和马来群岛雕塑中的山水之影响》，该文的作者注意到中国旅行者到访爪哇的现象；高罗佩则进一步地指出，爪哇人了解中国山水画风格的中介是中国流传海外的青花瓷器。他的这些资料、观点和研究即使在今天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由于《中国书画鉴赏》旨在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书画艺术，按高罗佩的话说只是一些基础知识（but the rudiments），即便在今天，不熟悉该领域的中国读者也能愉快地阅读这本书。
丨纸本绘画（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敦煌藏品，No.17683）
值得注意的是，高罗佩的身份非常多元，他不仅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勤奋的书法练习者、“天风琴社”的创办者、侦探小说家，甚至还是一位养猿人。因此一篇译序并不足以将高罗佩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而《中国书画鉴赏》一书本身就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生涯的蛛丝马迹，有待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发掘。
《中国书画鉴赏》囊括大量古代文献、丰富的实例材料，又具备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和广博的文化视野，触及整个亚洲的许多地域。但由于出版方面的考虑和要求，译文省略了专述日本和朝鲜在装裱、治印等方面的内容，只保留了它们和中国书画鉴赏直接相关的部分。
丨户外雅集（《明人十八学士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佚名画作
另外，对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的专业概念和高罗佩原文偶尔出现的细微错误，则以“译者注”的形式进行说明和勘正，以供读者参考。最后要感谢本书的编辑杜作波先生，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他的不懈努力以及对译者工作的鼎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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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奇汉学家高罗佩的代表作中文版首次面世
高罗佩是柯律格力荐“第一位涉猎物质文化的汉学家”，柯律格的代表作之一《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中Superfluous Things即源自高罗佩对文震亨《长物志》的翻译。
2.书画鉴赏的“奇书”，开现代美术研究先河
与传统鉴赏不同，本书提供一个客观、严谨、新颖的中国书画鉴赏视角，注重实物举证和物质材料的分析。图书注重区分中、西方艺术原理的不同，对透视风格、摹本价值和原创性等问题的思考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3.古代文化的图景呈现，填补重要学术空白
相较于学院派汉学家普遍偏重文献的研究方法，高罗佩不仅列举了中国室内家具和装饰的样例，还孜孜不倦地论述毛笔笔头、墨汁、砚台、颜料、纸料、绫绢乃至画叉等日常用品，详细解释中国书画装裱的工序和术语，这在当时的西方文献和学术研究中都缺乏专门的辨析。
4.图片升级调整，增加大量彩色图片
本书出版时对原著中的图片（包括图片对应作品的收藏信息）进行了更新，针对文中提到的其他作品，又补充了许多彩色图片。
精彩书摘
中国后期的鉴赏家特别好奇一条由三个字组成的题字，武延秀（驸马，妻子安乐公主是极负盛名的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孙女）将它写在一些唐代宫廷收藏的古书画上。这三个字就是“特健药”，首次提到它的是《徐氏法书记》（见前文第 148 页）；据说，武延秀曾将它题写在被人认作上品的“二王”书迹上。元代《辍耕录》（见附录 I 第 24 条）第十二卷引用了《墨薮》（唐代韦续著）所记录的《徐氏法书记》的这段文字，然而该书并未试图解读“特徤药”的含义。
明代文人王士祯（1634-1711；参见 E.C. 第 831 页）称：“《辍耕录》言：或题画曰‘特健药’，不喻其意，予思昔人如秦少游（秦观，1049-1105；此处以字“少游”相称）观《辋川图》（见前文第 38 页）而愈疾，而黄大痴（黄公望，1269-1354；号“大痴”）、曹云西（曹知白，1272-1355；号“云西”）、沈石田（沈周，1427-1509；号“石田”）、文衡山（文璧，1470-1559；号“衡山）辈，皆工画。皆亨大年，人谓是烟云供养，则‘特健药’之名，不亦宜乎？”
显然这是一种对“特健药”的字面想象。清代文人梁章钜（1775-1849；）正确地注意到，这三个字应是某种外来词语的音译，意思为“非凡”。他称：“往见收藏家，于旧书画之首尾，或题‘特健药’字 , 亦有取为篆印者。考《法书要录》载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驸马武延秀闻二王之迹，强学宝重，乃呼薛稷、郑愔及平一，详其善恶。诸人随事答称为上者，题云‘特健药’，云是突厥语，其解不明。乃《辍耕录》不喻其意，而香祖笔记又以字义穿凿解之，益误矣”。
事实证实，梁章钜的解读是正确的。《旧唐书》在武延秀传（卷一八三）中称，他成日和突厥人相伴，返回唐朝廷时甚至能唱突厥歌。“特健药”在唐代汉语里应大约读作“tèjiàn yào” （d’k-gian-yak），它可能是对某种突厥语里“杰出”一词的音译。
此外，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第二卷记载了武延秀钤在古书画上的一枚印鉴。他称印鉴有“胡书四字，梵音云三藐母驮”，并称它是一枚玉印。因为“三藐”是梵语“samyak”常见的中文翻译，“母驮”则是“佛”（buddha）的译文，这个铭文应读作“samyak-sambuddha”，即“完全开化之人”，其中“sam”被他疏忽地省略了。宋代鉴赏家米芾称，他在一幅古书画上除了发现一枚小印读作“开元”（唐代纪元）外，还有一枚“太平公主胡书印”。这可能和张彦远提到的是同一枚印鉴，武延秀之后将它交给了太平公主。但《历代名画记》里的相关内容有诸多涂改，还将武延秀认作太平公主的“驸马”（艾惟廉采用了这一观点，见前引书，第 233 页），这显然是错误的；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是薛绍，薛被处死后她嫁给了武攸暨而非武延秀。因为张彦远和米芾均称印章的铭文是“胡书”，这应指某种古代印度风格或早期突厥 - 鞑靼语的书写字体，它可能和人们发现的唐代维吾尔铭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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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著，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荷兰外交官、汉学家、侦探小说家。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颇深，除了《中国书画鉴赏》，还著有《琴道》《长臂猿考》《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等书，俱为西方汉学界的经典著作。他还创作了《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成功塑造出“中国的福尔摩斯”，以多种语言出版，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专著不仅对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与路径产生深远影响，也能启发今天的中国读者如何在更广博的文化视野下看待中国艺术。
翻译，万笑石，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2020），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读博期间曾参加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Getty Dissertation Workshop项目，考察欧洲各大博物馆所藏中国艺术品。先后于《形象史学》《美术学报》《故宫博物院院刊》《美术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专业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书画史、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
内容介绍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的《中国书画鉴赏》是一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经典著作。这部书的撰写时间比较漫长，它实际上是高罗佩从二十多岁开始，撰写了近三十余年的一部笔记汇编。除序言和附录外，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两编，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编主要谈论中国书画的装裱，包括装裱的技术、历史和相关古籍；第二编着重讲述中国人鉴赏书画的方法，从古代书画鉴定、印章鉴赏和书画收藏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因为考虑西方读者的阅读，作者文笔通俗易懂，逻辑严密，穿插大量历史趣闻和对中国文化的精妙比喻，今天非书画专业的读者也能在书中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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