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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属于你本应走的路,想逃是逃不掉的

作者丨徐冰




收入此书的作品,仅限于过去的版画。这些旧作现在看来真的是很“土”的,不管是观念上,还是技法上,都比不上今天的许多刻木刻的学生。但好在它们是老老实实的,反映了一个人在一个时段内所做的事情。近些年,国际上一些艺术机构开始对我过去的版画发生兴趣。我想,他们是希望从过去痕迹中,找到后来作品的来源和脉络,这也是此书的目的。为此,书中又附有两篇文字,它们并不是直接谈这些版画的,但对这些旧作能起到“注释”的作用。而此书,又可作为对我后来作品的注释。





我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谈到,我学版画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属于你本应走的路,想逃是逃不掉的”。现在看来,对待任何事情,顺应并和谐相处,差不多是最佳选择。这种态度,是与“自然”的韵律合拍,就容易把事情做好。“不较劲”是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的道理可深了。





我本不想学版画,可事实上,我从一开始就受到最纯正的“社会主义版画”的熏陶。从小父亲对我管教严厉得像一块木刻板,少有褒奖之处。唯一让他满意的地方,就是我爱画画;有可能圆他想当画家的梦(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美专的学生,由于参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险些被捕而肄学)。为此,他能为我做的就是:学校一清理办公室,他就从各类回收的报刊上收集美术作品之页,带回来,由我剪贴成册。另外,在他自己的藏书中,最成规模的就是《红旗》杂志,从创刊号起全套合订本。这是我当时最爱翻的书,因为每期的封二、封三或封底都发有一至二帧美术作品,大多都是版画,或黑白或套色的。因为版画简洁的效果,最能与铅字匹配并适于那时的印刷条件。共产党重视版画的习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解放区版画家的木刻原版,刻完直接就装到机器上,作为报刊插图印出来。中国新兴版画早年的功用性,使它一开始就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由于它与社会变革之间合适的关系导致了一种新的、有效的艺术样式的形成。这一点我在书后《懂得古元》一文中有所阐述。这类“中国流派”中的优秀作品,被编辑精选出来与人民大众见面;经我剪贴成的“画册”自然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时期版画作品精选集”。加上“文革”中因祸得福,获得赵宝煦先生送的《北方木刻》等旧画册;那时没太多东西可看,我就是翻看这些东西成长的。





中国新兴木刻的风格,对我的影响不言而喻。这风格就是:一板一眼的:带有中国装饰风的;有制作感和完整性的;与“报头尾花”有着某种关系的;宣传图解性的,这些独特趣味和图式效果的有效性,被“文革木刻宣传画利用,并被进一步证实。我自己又在“文革后期为学校、公社搞宣传、出板报的实践中反复体会,并在审美经验中被固定下来。所以上美院版画系后,我可以自如掌握这套传统,是因为我有这套美学的“童子功”。


上述之外,我与版画的缘分也有性格方面的原因。比如说,版画由于印刷带来的完整感,正好满足我这类人习性求“完美”的癖好,这癖好不知道是与版画品味的巧合,还是学了版画被培养出来的。





有时,艺术的成熟度取决于“完整性”。而版画特别是木刻这种形式,总能给作品补充种天然的完成感,这是由边界整齐的“规定性印痕”所致。我在《对复数性绘画的新探索与再认识》一文中曾谈到:“任何绘画艺术均以痕迹的形式留于画面,但版画的痕迹与一般性绘画笔触的痕迹有所不同,一般性绘画以运动中的笔迹形诸画面,是流动的痕迹,带有不定性,具有即兴、生动、弹性的美。这构成直接性绘画特有的审美价值。版画则是范围明确、被规定的印痕。它有两个极端的痕迹效果:A由印刷转于画面的墨色,能达到极度的平、薄、均匀、透明,因此产生一种整齐、干净、清晰的美;B由印刷压力使媒材的物理起伏显现于画面产生的强烈凹凸感,其坚实、明确、深刻,有可触摸的美感。规定性印痕之美,是被固定了的流动情感痕迹的再现。”明确肯定的“形”,是木刻家在黑与白之间的判断与决定。它要求这门艺术必须与自然物象拉开距离,有点像传统戏剧的“程式”与生活之间,既高度提炼又并行的关系。艺术形式与自然生活截然不同,但在各自系统里又高度完整。版画,一旦印出来,就成为最终结果,自带其完整性。这是其一。





其二,我对版画的兴趣,是以对字体的兴趣作为链接的。“创作版回”是西洋画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艺术,西方的文人画。其起源和生长是与宗教、史诗、铅字、插图这些与书有关的事情弄在一起发展出来的,类似中国文人画是与诗文、书法同生的关系。铅字与版画印在讲究的纸材上,真是人间绝配。这“配”出现的美,让多少人一但沾上书,就再也离不开。而我从小受母亲工作单位各类印刷史、书籍史、字体研究等书籍的影响所引发的兴趣,在日后版画、印刷领域找到了出口。





其三,做版画是需要劳动和耐心的,这劳动大部分是技工式的,看起来与“艺术”无关。这一点对我这种有手工嗜好的人,是可从中获得满足的。把一块新鲜的木板打磨平整得不能再平整;把油墨调匀,滚到精心刻制的板子上;手和耳朵警觉着油墨的厚度(油墨量是否合适,不是靠量,也不是靠看,是靠手感和耳朵听出来的)每一道工序按规定的程序走完等待着最后掀开画面时的惊喜。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1991年在南德科达州维米廉小镇学习版画、造纸和手制书时,工作室请来一位访问艺术家,作为学生的我们为她打下手。当我用调墨刀在墨台上刚比划了两下,这位艺术家惊讶地叫起来,吓了我一跳:“冰!你是不是调过很多油墨!”可能是我调墨的架势把她给震了。我那时英语“张不开嘴”,很少说话。心说了:我调过的油墨、做过的版画,比你不知道多多少呢。


其四,我喜欢版画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版画的“间接性”—表达需要通过许多次中间过程才被看到—作者是藏起来的。这最吻合我的性格,就像我和动物一起完成的那些表演性的作品;冲到前台去,对于我是比登天还难的事。只能请生灵们做“替身”,我躲在后面。这种“不直接”和“有余地”是适合我的。





上面谈了我与版画的缘分。下面再谈版画作为一条隐性线索与我后来那些被称为“现代艺术”的关系。敏感的人,很容易看到这种关系。


我最早对艺术界有影响的作品是那些掌心大的木刻小品,有一百多幅,统称《碎玉集》之后,再次有影响的作品就是《天书》了。《天书》出来后,人们都去关注它,没人再注意木刻小品之后、《天书》之前这期间的创作,所以,不少人找不到我早期木刻与《天书》的联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我过去的创作产生疑问,这是从有一次看了“北朝鲜美术展”开始的。这展览上大部分画面是朝鲜的工农兵围着金日成笑。这个展览给了我一个机会,让自己的眼睛暂时变得好了点,看到了比我们的艺术更有问题的艺术,像看镜子,看到了我们这类艺术致命的部分。我决心从这种艺术中出来,做一种新的艺术,但新的艺术应该怎样又不清楚。当时读杂书多、想的多,但这画该怎么画,实在是不知道。坐在画案前,心里念念不忘创作“重要”作品,但提起笔只能是糊涂乱抹一阵。当时国内对现代艺术的了解非常有限,对国际当代视觉文化的信息极为“饥渴”。文化的“胃”之吸收及消化能力极强,只要嗅到一点新鲜养料,我会先吃下去再说。日后反复咀嚼、慢慢消化点都不浪费。有一天我在《世界美术》上看到一幅安迪沃霍尔重复形式的丝网画黑白发表物,只有“豆腐块儿”大小。我便开始对“复数性”概念发生了兴趣,一琢磨就琢磨了好几年。后来索性成了我硕士课程的研究题目。





我把版画“复数”这一特性,引申到“当代与古代分野核心特征”的高度。在一篇论文中我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古代是以“个人性”为特征的,人们根据个体的身高定制这一把”椅子。当代是“去个性”的,不管你个子高矮都使用标准尺寸的椅子。当代生活的标准化使“复数”以鲜明的特征强迫性进入人类生活及意识中,标准间、一次性用具视频等等。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想法,今天回看,确实,当代是按“复数现象”日趋强化的方向发展的—重复的个人电脑界面比起电视屏幕,更自由地出现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数字复制让“原作”的概念在消失;生物复制技术也在上世纪末出现了。这些只是二十年间的改变,却给传统法律、道德、价值观、商业秩序提出了难题,左右着人类的生活。比起十年前那篇论文中列举的“标准化的椅子”这类工业的“复数现象”,今天的现象更具有“复数性质”。真不知道人类在下一个二十年,又会是怎样的“复数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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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在艺术中是最早具有这一意识的画种,这使它天生携有“当代”基因。时代的前沿部分,如:网络传媒、广告、标识的核心能量都源于“将一块刻版不断翻印”这概念。我那时谈版画艺术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民日报》有多大力量,版画就可以有多大力量。”这在逻辑上是说的通的,就像智叟面对愚公的“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回答无言以对一样。今天我们说到“复数的力量”,而将来,人类一定会面对“生物复制”的可怕。上述,是我认识“当代”的渠道:这不是读书人的渠道,而是动手的人在工作室中悟到的。这有点像北宗禅的修行方式;从手头做的事、从与材料(自然)的接触中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


版画家在对材料翻来覆去的处理中了解了材料作为艺术语汇的性能。这与当代艺术的手法有某种衔接关系,这是版画从业者的得天独厚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学版画的人,表现出更能在“学院训练”与“现代”手法之间转换自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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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性”这一概念被我“实用主义”地用在了我“转换期”的创作中。这期间我做了两组实验:“印痕”试验的《石系列》和“复数”试验的《复数系列)特别是后者,可以作为我过去的版画与后来的所谓“现代艺术”相连接的部分。当时与复数相关的思维异常活跃,这组画,我像做游戏般地找出各种重复印刷的可能,这些为以后的《天书》装置做了观念和技术的准备。四千多个字模源源不断地重组印刷,向人们证实着这些“字”的存在。这效果可是其他画种无法达到的。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从这组木刻起我可以说:我会刻木刻了!木刻界从鲁迅时代就强调“以刀代笔,直刀向木”,但有了行刀的新体会后,才敢怀疑:我和大部分中国木刻家,过去基本上是用刀抠出设计好了的黑白画稿。“讲究”的刀法是经过精心设定再按设定执行的结果。创作以外,少有像国画家弄笔戏墨的境界。我当时直刀“乱”刻像是找到了一点“戏刀”的感觉,这与前段“只能糊涂乱抹”的状况有关。艺术上某种新技法的获得,经常是无路可走或无心插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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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这组木刻时,王华祥常来工作室,他后来常提到这组木刻对他的影响。他现在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木刻家了,我却从那之后停止了木刻。我当时觉得:尝到了什么是“木刻”就可以先放一放了。


1990年,我在城里呆得没意思,《天书》也受到一些人的批判。我知道我马上要出国了,那时一走就不知到何时才回来。我决定把很久以来“拓印一个巨大自然物”的想法实现了再走。我那时有个理念:任何有高低起伏的东西,都可以转印到二维平面上,成为版画。我做了多方准备后,五月,我和一些朋友、学生、当地农民,在金山岭长城上干了小一个月,拓印了一个烽火台的三面和一段城墙,这就是后来的《鬼打墙》。有人说:这是一幅世界上最大的手工版画。那时年轻,野心大,做东西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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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我带着《天书》《鬼打墙》的资料和几卷《复数系列》来到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麦迪逊在美国中部,中部版画发达。一天,版画系 Raymond Gloeckler教授来看我的作品,看后他说:“你应该让美国了解你的艺术。”从我当时对外来艺术家境遇的理解,我脱口而出:“不可能,美国有种族歧视。”他说:“明天我就和你去见艾维翰美术馆馆长。”第二天,我拿了一些没整理过的材料去见 Russell Panczenko馆长,他看了东西当时就决定在主大厅展《鬼打墙》。我希望能展《天书》,他说:“我可以把另一个厅给你展《天书》。”而 Gloeckler教授喜欢《复数系列》,馆长说:“我再给一个厅展这组东西。”晚上我和教授通了电话,他兴奋地说:“你应该能看到,他是多么喜欢你的艺术!”凭我日后对西方大美术馆的了解,馆长当即拍板决定,确实是非常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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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的准备,题为“徐冰的三个装置”展开幕了,反响强烈。其实,这三件作品的核心想法是属于版画的。作为版画,它们比起当时美国艺术界对版画概念和可能的延展走得要远。这使我相信:只要你做的东西能提示他们的思维所不及的部分,并具有启示性、又成系统,他们就一定敬重你的工作。这与种族、文化差异,没什么关系。


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个展。在以后的十八年里,我基本上是在世界各地的创作、展览中度过的。生活、参与、跟随着纽约东村、Soho、切尔西,到现在的住宅和工作室所在地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这些当时最具实验性的艺术圈的迁移。我和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一样,带着各自独有的背景成分,掺合在其中,试验、寻找着装置的、观念的、互动的、科技的、行为的,甚至活的生物的这些最极端的手段。收在此书中的这类旧版画直压在库房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偶尔收拾东西看到它们,像是看另一个人的作品,倒也会被其单纯触动。版画离我越来越远,好像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前卫”的艺术家。可2007年我却收到全美版画家协会主席 April Katz先生的信,信上说:“我非常荣幸能够正式通知您,我们将于2007年3月21日,授予您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我们都非常期待您接受这个奖项。您的装置作品将我们的视角引到文化交流等问题上。您对于文字、语言和书籍的运用,对版画语言乃至现代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这才回头审视自己后来的这些综合材料的创作,与“复数”和“印痕”这些版画的核心概念之间,是否有一些关系。在行人一定会说不但有,还很强。这是我的那些不好归类的艺术中的一条内在的线索,也成为我的艺术语言得以延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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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今日美术馆张子康先生的美意,为我制作了这本精美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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