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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郭”一系的山水画卷也在本书中多有涉及,诸如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茂林远岫图》卷,作为李成一派的绘画是毋庸置疑的。
《茂林远岫图》卷描绘夏日山水景色,峰峦叠翠,远山奇峰崛立,空蒙清旷;近处轻舟泊渡,行人车马往来;中景山谷间殿阁林立,伽蓝塔影隐没其中。整幅作品呈现了一派寓闹于静的景境。就绘画技法论,刻画细腻,神形有致;画面构图“三远”并用,主次疏密安排得当,无不透露出北宋山水画的典型风貌。
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卷为赵氏存世作品之孤本卷,描绘初冬时节沿江渔民冒雪劳作和旅行者冲寒而行的景象。画中人物线描简劲质朴而神态各具,画水用笔尖劲流利,树木的画法老劲苍硬,飘落的雪花用弹粉法表现。此作体现出作者状物传神的深厚功力,确有“穷江行之思,观者如涉”的艺术感染力。赵氏的山水画整体画风完全异于同一时期的董源和巨然,反映出中国山水画成熟初期的一种面貌。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毋庸置疑是北宋画坛上的双璧。这两幅手卷都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绘画,所绘内容之丰赡,构思之精妙,技法之高超,都足以辉映千年。
本书中“南宋四家”的作品皆有录入,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四家的出现,使得中国传统山水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开创了南宋山水画刚健苍劲的新风格,对后世画坛的影响,迨至明清亦长盛不衰。
书中所录的李唐的《清溪渔隐图》卷、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卷、马远的《西园雅集图》卷、夏珪的《溪山清远图》卷等,皆是最能体现各自画风的佳作,使得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图像方面领略到南宋山水画的风格之变。
这些山水画长卷,遑论其描绘的内容,仅有关画风来看,大多是中国山水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巨迹,有些还成为后世习画者进行再创作的“母本”或者“母题”。
元廷废除了五代两宋的画院制度,逐渐形成了江南文人引领书画的风尚,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史上的主流地位,影响了后世画坛六百年的发展。
《元代山水画长卷》一书精选了山水画家何澄、钱选、赵孟頫、黄公望、吴镇、赵雍、朱德润、张观、姚廷美、王蒙、方从义、赵原、林子奂等20多位画家长卷作品约30余幅。
与钱选并称为“吴兴八俊”的赵孟頫。赵孟頫的画虽然简约,但能见到前代书画家的意蕴,因而有别于职业画家的工细浮艳,而见文人画的逸笔格调。
赵孟頫所画的《重江叠嶂图》卷,表现的是自己家乡霅溪一带的山水景致,山的皴法与树法皆来源于李郭样式。这些作品在表现手法上虽追摹古人,却又富有独创精神,讲求书法用笔的趣味,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情感寄托。
“元四家”中年龄最长的是黄公望,且对后世影响深远。本书所收录的《溪山雨意图》卷可见黄公望师法董、巨山水的痕迹,也显示出全景山水的布局特质。而《富春山居图》卷则呈现了黄公望的成熟画风,采用长线条和披麻皴表现富春江之神韵,全图山川浑厚,草木华滋。
吴镇善画山水竹石,笔墨清净萧疏。其常以自作诗题画,所题行草书圆浑雄健,而又风神淡远,古雅醇厚,有晋唐遗风,被时人誉为“诗书画三绝”。在吴镇的山水画中,蕴含了董源、巨然画作的意蕴,山石多为圆浑的山峦,以长披麻皴表现山石的质感,峰峦处多施以浓淡相间的苔点,笔墨酣沉,意境苍茫。
“元四家”中风格差异最大的是倪瓒和王蒙,可谓简疏和繁密画风的典范。倪瓒的山水画纤尘不染,简澹清逸,风神淡远,为“元四家”之第一逸品。王蒙善于运用诸多皴法,如解索皴、牛毛皴,来体现山水的龙脉走势;又以千岩万壑的布局形式,描绘山水高远的景致。
以赵孟頫及元代四大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以笔墨抒发心性,从写实转趋写意,取气韵以求天真,正如清代画家王原祁云:“画法莫备于宋。至元人搜抉其义蕴,洗发其精神,实处转松,奇中有淡,而真趣乃出。”
明代在绘画方面,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分别由浙派、吴门画派及松江派主盟画坛,风尚各异,其中亦不乏独树一帜者。
为赏析明代山水画风,《明代山水画长卷》特甄选了一批长卷,按照事理和画理组合了诸多景物,表现出极佳的节奏感,有的分段刻画某地的若干景点以展现该地独具的风致;有用全景构图将平远之势展现得尤为出色的,同时也可结合深远乃至高远法丰富画面内容;也有青睐于中近景结合的构图,抑或专门描绘近景或远景。在笔墨上或工细,或写意,或用水墨,或用淡设色、小青绿、青绿等,品类齐备。
吴伟作画带有浓烈的表现性,以其奇逸劲健的笔墨著称,其《长江万里图》在注重刻画物象的同时逞才使气,笔法纵肆动荡,墨色淋漓,具有强烈的个人风貌。
明代中期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吴门画派主盟画坛,成就斐然,其中以沈周、文徵明最为出色。
沈周所作山水风格有“细沈”及“粗沈”之分,前者绵密敦厚,后者沉郁苍茫,而气息之平和一以贯之;亦擅花鸟虫鱼、点染人物,形神皆备。在文人画家开始趋向仿古的时期,沈周能从摹古中跳出来,在作品中较明显地阐明自己的主题意旨,自然难得,故为一时所重。其《报德英华图》卷浑灏中有爽气,笔致朴厚,气韵清迈。
继沈周之后主导吴门画派的文徵明同样是诗画全才,且以书法名天下。他水墨、青绿、浅设色皆擅,《烟江叠嶂图》卷便以水墨见长,淋漓中亦不失秀雅本色;相较而言,同样不设色的《山水图》卷更为松秀明净,造境细致幽微,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花坞春云图》卷则展现其清丽精致的青绿山水功底,典雅温润;以文人书斋生活为主题的《林榭煎茶图》卷采用了淡设色手法,工致纤美且气度闲澹。
吴门画家们大多凭借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诗文书画以自傲,遵从风流蕴藉的审美理想,而技艺出众者能将这种理想表现得更完美,除了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亦然。
唐寅如《悟阳子养性图》卷布景开阔疏朗,皴染清劲秀润。仇英师周臣,临古为业,遍集诸家之长,画风介于浙、吴二派间,其青绿山水笔墨绵密,设色秾丽,极得时誉,董其昌亦赞其为赵伯驹后身。
晚明时期,以董其昌为代表,松江派将文人画运动推向高峰,取代吴门画派成为画坛正宗。其画作讲求推敲笔墨结构胜过造型技巧,如《烟江叠嶂图》卷,楮墨空灵,姿致中出古淡。
浙派在宫廷的推动下,影响极广,至明中后期仍有继者,但多未转益多师,失去独创性。相对而言,被誉为“浙派殿军”的钱塘人蓝瑛遍临宋元诸家得到深厚滋养,游历名山大川以增益其画,开创了武林派。
蓝瑛在笔墨和设色上颇具造诣,擅画浅绛山水,气息柔润,如《溪山秋色图》卷;又能作重彩山水,如《卧云草堂图》卷,精细守古法,而设色之明丽有个人特色;亦有纯以没骨法绘成的重彩山水,敷染冶艳。蓝瑛早年画风秀润,中年后变得强健奇古,比之浙派多些蕴藉苍迈,可谓有所超越,但清逸不及吴门沈周、文徵明。
晚明画坛除了文人画发展迅猛外,更诞生了不媚时流的怪杰陈洪绶。其绘画渊博精深,山水、人物、花鸟皆擅,风貌奇崛高古,蕴含着多层次的文化含义。早年好用方笔顿折,后易为清圆细劲,如《西园雅集图》卷善用变形手法,笔墨、设色呈现出古雅静穆的风范。陈洪绶极具独创性的绘画实践及艺术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松江派独霸艺坛之时独树一帜,为画坛注入不可或缺的生机。
随着明末清初的世变,心学经历士大夫的反思、调和与批判,山水画家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清初气论思想的兴起,尽管画家延续南宗的笔墨传统,但很多师承董其昌的画家的笔墨观念发生了变化,在画风上亦有所调整,因此可视为对董其昌画学的批判性继承。
《清代山水画长卷》精选了清代山水画家黄向坚、傅山、萧云从、程邃、弘仁、查仕标、戴本孝、梅清、吴宏、龚贤、王翚、吴历、石涛、王原祁等30多位画家长卷作品约50余幅。
而以“四僧”等为代表的画家也同样面临上述的两个画学转向,比如髡残和弘仁师法古人的痕迹比较重,以古人法规模写自然丘壑是髡残和弘仁的共同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宋人丘壑”的禁锢。
此外如龚贤、吴历和恽南田都是画史上的大家。
龚贤虽用南宗笔墨,但其对丘壑的经营以及笔墨皴擦的反复叠加都非董其昌所谓的“一超直入”式。
南田主张“天机”说,势必使画家将绘画的对象转向自然,也就是类似于“科学主义的格致”,画家作品中的气韵主要源于画家对物象形态的把握。南田谈“理”不指向形而上的天理,而是指向物象的阴阳向背之理和物象之态、趣、色、意、状,以及具体的树法石骨、皴擦勾染之画理和条理。
吴历也提倡笔墨,从古画中汲取技法,认为绘画要以宋元为基,追求笔墨酣畅、意趣苍古。
总体而言,清代画学进一步发扬了笔墨的精妙,笔墨的生发性及其核心地位得以明确,笔墨越来越精纯,笔墨的形式美感更具有独立审美价值。此外,清代画家在古人画学的传承上做了巨大的努力,对画学史做了系统梳理,使得中国画学在时代更迭与动荡中得以延续。
清代画学以宋元画学的“理”与“法”重新构筑中国画学根基,给后人留下最为宝贵的“画学津门”与“丹青宝筏”。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有清一代,很多画家没有通过笔墨的样相悟出中国画道的活性基因,更没有活转出自身的笔墨语言,而是在元人笔墨、宋人丘壑的范式中,重复着温和雅宜的笔墨程式,逐渐使得清代画学蒙上一层淡淡的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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