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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苏轼的意义丨他是不是你最深情的人?
三苏祠的前身是北宋时期“三苏父子”在纱縠行的故居。
元明时期,基于原布局、原构筑进行改建、扩建。
明末毁于战火。
清康熙时期开始的重建也是在元明基础上恢复重建,形制与气韵延续了原有的布局,又增补了清时对园林艺术的理解。
民国时期,在三苏祠内,局部位置还遗留下典型的民国风貌。
……
三苏祠非一人、一时之功所建造。三苏祠在每个时代都有印记,具有跨时代特征。而三苏祠的建筑便是历史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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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受道家、儒家、佛家三种文化深厚影响。从而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三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使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人生境界。随着苏轼的文化底蕴加深,对人、事、物等都进行深刻思考,境界得到不断提升。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而又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他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释文:轼启:久别思念不忘,远想体中佳胜,法眷各无恙。佛阁必已成就,焚修不易。数年念经,度得几人徒弟。应师仍在思蒙住院,如何?略望示及。石头桥、堋头两处坟茔,必烦照管。程六小心否,惟频与提举是要。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相见未间,惟保爱之,不宣。轼手启上。治平史院主、徐大师二大士侍者。八月十八日。
卷末有赵孟頫、文徵明、王穉登题跋。鉴藏印有“商丘宋荦审定真迹”、“吴江张荃德载图书”二方。本卷引首有明人所画苏轼像及释东皋妙声所书《东坡先生像赞》。
此帖是苏轼书写的信札,内容主要是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之事。根据帖后赵孟頫、文徵明、王穉登三人之跋可知,此帖当是苏轼于北宋熙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时年约30余岁。该帖笔法精细,字体遒媚,与苏轼早年书法特征吻合,正如赵孟頫所称“字划风流韵胜”。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也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如果可以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感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么?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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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真实立体的东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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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苏词则更为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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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付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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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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