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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珍贵壁画首次“集中亮相”,各个都是国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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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火尽薪传,介绍了壁画传统制作材料和工艺;
第二部分是西域传道,主要展示新疆龟兹、高昌、于阗、焉耆等18个石窟遗址壁画临摹作品为主;
第三部分是千年营造,主要展示甘肃的石窟壁画摹作,原画大多来自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的临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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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壁画,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敦煌壁画;
寺观壁画,比如山西永乐宫壁画;
墓葬壁画,比如永泰公主墓内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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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人曾跋涉千里,只为一睹敦煌莫高窟千年佛像唇边微笑。
为了将这些藏于大洋彼岸的敦煌艺术展示在世人面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秉承“莫高精神”,联合马炜老师、蒙中老师高清出版10卷本《敦煌遗珍》。
《敦煌遗珍(佛·菩萨)》分为佛画与菩萨两部分。佛画中的《树下说法图》是敦煌藏经洞中创作年代最久、保存状态最为完好的一件作品。《炽盛光佛及五星图》的尺幅和场面则更为宏大。另外还有《释迦瑞相图》《阿弥陀·八大菩萨图》《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图》等。
《树下说法图》中不论主尊、胁侍菩萨,还是女供养人的勾勒和敷色都十分细腻,特别是六位比丘弟子的表情刻画得极为生动,是敦煌遗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关于《炽盛光佛及五星图》,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千佛洞Ch.VⅢ洞窟甬道南壁的壁画上,尺幅和场面更为宏大。读者不妨将两者做一对比,定然会对因不同材质而限定的绘制技法有所理解。
《释迦瑞相图》带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衣褶的勾描,起收两端均为露锋出笔,沉密而飘逸。寥寥数笔即将人物的体肤之感传达无遗,不得不令人叹服——或许就是著名的“曹衣出水”风格之遗法。
书中《阿弥陀·八大菩萨图》《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图》均属于曼荼罗类型的作品,即依照一定的佛典仪轨而绘制,供修行者借相悟体、修持密法之用。
佛像重在内在的智慧力量,外在形象一般须遵循严格的仪轨,依旧是螺发、白毫、肉髻的神圣特征,然而面相圆润丰腴,表情慈悲静穆,姿态雍容洒脱。
除以上几幅,本书还收录了《弥勒佛、文殊普贤菩萨图》、《佛倚图》等多幅珍品。
辨识画像中的发愿文对了解该幅作品,乃至一般的佛教绘画创作的背景因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观世音菩萨像》中发愿文分为两部分,各自沿正中向左右两侧方向书写。其书体是唐代成熟的楷书,用笔不苟,微含隶意。
作品的创作年代属于吐蕃时期——唐王朝一度失去对敦煌的控制权,由发愿文的内容可以做一印证。因为供养人一再表达了期望“归乡”的强烈愿望,祈求脱离三涂而往生佛国净土。
通观敦煌遗画的菩萨画像,不仅有本土风格、印度风格,还有吐蕃或是来自中亚的风格。不同风格的背后则是相应的画工流派,当然,同处敦煌的画工们免不了要互相取鉴和交流,而这一过程无疑也正是敦煌绘画得以繁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天王的画像多出自于幢幡,由于幡的主体幡身是一狭长的绢带,画面所限,因此呈现给观者的画像基本上是单独的立像。书中收录的两幅绢画《行道天王图》,是难得一睹的群像,虽然画幅不大,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场面壮阔,气魄非凡。描绘了北方多闻天王即毗沙门天王带领众随从,乘云渡海,巡查领地。
金刚画像大体遵循着下面的程序:身躯紧张,肌肉凸起;两眼怒睁,眉骨突出,微作俯视。金刚身上虽不乏精美的饰品,但着装裸露,目的是为了充分表现隆起的夸张的肌肉。画工利用圆劲流畅的用笔,以及富有立体感的敷色,将金刚威猛愤怒的形象表现无遗。
《敦煌遗珍(佛传)》一书中收录了敦煌藏经洞中的佛传故事绘画精品。
因为幢幡尺寸的限制,画面高度多在六七十厘米,宽10至20厘米左右。由于形制特殊,画面的场景展开,主要是按从上到下的排列顺序,四个场景一组,或者两条成对,或者数条成套。
故事一般是从释迦牟尼乘象入胎开始,直到菩提树下证道结束,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各个场景之间,有的背景用山峦景物隔开,也有的用绘有花纹或无花纹的边栏隔开。每幅面画上一般都有规则矩形空栏,用来题字。
这批绢画,多数制作于洞窟封闭之前的一两百年前。从画面的上人物衣着、楼宇景致、生活细节等来看,有着鲜明的中国唐、五代时期的风格。
这批绢画还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唐代风景画片段。画面背景的山石树木,表现手法正处于走向五代、北宋山水画成熟时期的前一个阶段。张彦远所形容的“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南北朝时期山水画特征已经远去,代之而来的是处处可见的皴法、渲染、设色、点苔等的丰富和完善。藏经洞的这批佛传绘画,在今天,对于佛教史、绘画史以及绘画创作领域,都有着很高的研究借鉴价值。
这些经变画多数场面较大,以说法场面为中心,周围配置华丽的殿堂宫阁、楼台宝池,或者描绘山水风景。画家将丰富的景物作为背景,其中穿插不同的人物,烘托出一个理想的佛教世界。大量经变画对称式的构图形式都非常接近,可见经变绘画在这时候已经相当成熟。
画中表现了汉人形象、园林景观,采用散点透视的创作方法,带有典型的中国风格和审美特征,同时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中亚佛教带来的影响。这些经变画内容丰富而多变化,很多场面和情节真实生动,画家将经文内容与个人生活经验、细致感受相结合,堪称经典。除了佛经内容外,大量的社会生活内容在经变画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藏经洞纸本绘画中有一类特别的“写真”绘本。所谓“写真”像,即真人肖像画。如本册所收的《高僧像》便是代表。画中高僧跏趺坐于老树边的地毯上,树上挂着革袋、念珠,身前放着双履,身后放着水瓶。画中的人物表情安详沉静,双目炯炯,眉清目秀。墨线笔力劲健,潇洒自在,衣纹也描绘得非常精美。
在纸张上作画有别于在粉壁和丝绢上作画。纸上的晕染效果和勾勒笔触自有它的表现力,经过历代画师的不断实践与总结,进入宋元后,渐渐替代了丝绢,成为我国绘画的主要媒材。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这批纸本绘画,无疑是我们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批纸本绘画原迹,在构图、造型、用线、设色等很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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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幢幡上的绘画,都是用粉状的天然矿植物颜料兑上胶和水画成。绘画的丝绢都先用浆或矾水处理过,这样才能保证画面着色的均匀。画师上稿多是用印花图样蒙在画面上,以针刺出轮廓,或者在半透明的纱上作画时,直接将印花图样垫在下面,依样描画即可。这种时候,是很能见识到画师的功力的,他们根据画面的需要,如果是淡彩,勾勒线条就用细细的墨线,如果是重彩,轮廓线的颜色则较浅,然后线内薄薄地染上一层颜色,作为铺垫。
从藏经洞发现的这批幢幡来看,题材多是各类菩萨、金刚力士的单尊像。从这些遗存的幢幡上,我们能看到一千多年前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艺术、宗教等,无疑是珍贵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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