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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豹：186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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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 CATS
顽强生存的华北豹，是华北山地最后的大型食肉动物，也是华北荒野最后一抹余晖。
“一般公认华北的豹与华南的豹不同，但明确定义此类差异却殊为不易。显然，华北的个体冬毛更长，体色略淡。”
历经长期的史海钩沉，几经增删，1.6万字长文中，是“中国豹”与中国近现代史的交相呼应。
历史仍在徐徐向前，无数次回望，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一百多年来，我们战胜了内部的动乱，战胜了外来的侵略，我们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率，建立广阔的保护地。那么，或许我们可以恢复华北豹。”
帝国的年代：1862-1911
“日本豹”
1862年，《伦敦动物学会学报》上刊出两段豆腐块。
“皮货商凯里施先生（Mr. Keilish）自日本购得豹皮一张，惠赠大英博物馆，以供检验。……其颈部斑点呈线状，背部斑点亦与其它豹不同。我提议将之命名为：Leopardus japonensis. (Pl. XXXIII.)。”
拉丁学名字面含义是”日本豹”。
括号里的图版编号，指向一张彩色图画：一只豹子趴在树上，卷曲着“末端带有四个黑环”的尾巴，微微扭头回望。
文章倒数第二句很简短：“Hab. Japan.” 栖息地，日本。
然而日本并不产豹，豹皮很可能出自中国华北。
短文作者名为约翰･艾德伍德･格雷（John Edward Gray，1800-1875）。格雷来自博物学世家，父亲和叔叔均是著名博物学者。
1840年，格雷执掌大英博物馆的动物学部，直至1875年辞世。三十五年间，格雷端坐伦敦一隅，发表新种无数，见证十九世纪博物学与大英帝国的辉煌。
1867年，格雷在《伦敦动物学会学报》上又描述一个亚种：Leopardus chinensis，意为”中国豹”。
依据是洛克哈特医生（Dr. Lockhart）送回英国的头骨。
头骨采集地非常明确：北京西部山地林区。
同年稍晚，亨利·米尔恩-爱德华（Henri Milne-Edwards，1800-1885）在法国的科学杂志上命名新物种：Felis fontanierii。字面意思是“丰大业豹”。
丰大业（M. Fontanier），法国人，时任法国驻天津领事，他在北京周边收集到一张带头骨的豹皮，寄回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动物学者米尔恩-爱德华当时供职该博物馆。他碰巧与格雷同龄，乃是法国动物学巨擘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的接班人。
自1840年英国炮舰逼近虎门，1860年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大清帝国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博物学者涌入中国的港口以及内陆。
到1867年，中国豺狼虎豹之末，在西方世界的物种命名体系里，有了三个名字：Leopardus japonensis，Leopardus chinensis，Felis fontanierii。
三年后（1870年），丰大业持枪逞凶，被天津民众当场击毙，是为“天津教案”。
同年，英国外交官和博物学者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在《伦敦动物学会学报》上，汇总了中国的兽类物种。郇和又译“斯文豪”，他曾在华南和台湾大范围旅行，命名过许多鸟兽。
斯文豪没有理会丰大业豹，将格雷命名的两种合并为Leopardus japonensis，是 “华北和满洲的代表形式”。
到2017年，还会有学者基于新证据，将这两个区域的豹视为同一个亚种。
陕甘之乱
在格雷命名“日本豹”的同年，新帝同治登基。
其时大清帝国内忧外患。清廷一面筹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列强周旋；一面在长江流域调兵遣将，镇压太平天国。
在华北的两个角落，发生了两件事，对豹的生存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回民起义爆发；同治二年（1863年），塞罕坝开围放垦。
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不出十年，太平军金田起义，同年捻军（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起义。此后十余年间，太平军席卷东南，捻军纵横江北，以致大清帝国的“西北”防务松弛。
1862年6月，陕西回民武装围攻西安府。同年，马占鳌、马化龙等人各自在甘肃、宁夏多地起兵。1866年，西捻军进入陕西，与回民起义遥相呼应。
1866年9月，清政府谕令左宗棠（1812-1885）前赴陕甘。这是陕甘之乱的转折点。
左宗棠制定战略：“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
直到1873年，陕甘之乱才终告平息。
十一年间，战火烧遍今日之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及宁夏。
陕北子午岭周边的庆阳、榆林、延安，甘宁六盘山周边的平凉、固原，乃至兰州、西宁，皆兵连祸结。保守估计，陕甘损失人口两千万。
征战西北，左宗棠见“土地荒废”，处处“黄沙白骨”，所到之处，便号召湘军沿途植树。“自泾州至玉门，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杨昌浚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与左宗棠类似的愁思和号召，将在一百年后激发起一道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
李希霍芬
陕甘动乱末期，德国地理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1933-1905）踏上华北考察之旅。
从1871年9月至1872年5月，李希霍芬从北京向西，穿过西山、斋堂，经鸡鸣山、宣化到张家口，转至大同、五台山，到太原后沿汾河南下至潼关，入陕西经西安到宝鸡。他本想向西到兰州，然而局势不允许，于是向南进入四川，经广元、绵阳抵达成都。
这是李希霍芬第7次在中国长距离旅行。后世称他为丝绸之路的首倡者。甚至有学者认为，李希霍芬是第一个命名“黄土（loses）”并提出黄土风成说的科学家。
李希霍芬一路所见，皆是濯濯童山（体贴备注：濯读啄，该成语指光秃秃无树木的山）。生火取暖是重要原因。
清代中国交通非常原始，运输奇贵无比。“在山西，煤在矿区卖50芬尼，6英里外涨到25马克，12英里外就已经卖到42马克了”。矿区外居民买不起煤，要做饭和取暖，只能上山砍柴，于是森林破坏殆尽。
水土流失随之而来。河水携带的石块和泥沙，使原本肥沃的土地变得沙化。如果不是因为有黄土，山西大部早就成了沙漠，间或有可耕种的山谷而已。
与自然资源被消耗殆尽相对应的，是人口过剩。
世界上再无其他地方像中国的某些城市或村庄那样，满眼都是孩子。
“有时候从一间小小的房子里会涌出一堆孩子，他们都跑出来围观我们。”
而李希霍芬在沿途各个大城镇，都见到西方传教士的身影。
贝德福德公爵探险
在19世纪后四十年，大清帝国试图以洋务运动自强。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的成果风吹雨打去。
1899年，义和团兴起。在山西巡抚的怂恿下，义和团屠杀了太原的传教士。英国传教士索尔比一家碰巧回英国度假，幸免于难。
数年后，躲过一劫的索尔比之子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1885-1954）将在华北大范围旅行，采集野生动物，记录陕甘之乱的环境影响。
1900年夏天，义和团涌入北京。在进攻京城的八国联军中，有一位二十出头的美国富二代罗伯特·斯德林·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1877-1956）。
英国传教士之子苏柯仁，美国富二代克拉克。在20世纪的头十年，大清帝国的末期，他俩将陆续穿越陕甘。
在义和团的浪潮中，北京最后的麋鹿灭绝。幸好此前有一些流出海外，收入贝德福德公爵十一（11th Duke of Bedford，1858-1940）的庄园中。
离群索居、性格孤僻的公爵酷爱动物，尤其是鹿科动物。他还长期担任伦敦动物学会（Zoology Society of London）的主席。该学会成立于1826年，其学报成为博物学的重镇。
1904年，公爵出资赞助伦敦动物学会，到亚洲为大英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这项探险包括多次旅行，后世称之为贝德福德公爵动物探险（Duke of Bedford’s Zoological Expedition）。
领导探险的，是美国动物学者马尔科姆·普莱费尔·安德森（Malcolm Playfair Anderson，1879-1919）。
1906年，贝德福德伯爵探险队前往山西、陕西。苏柯仁时年21岁，通晓汉语，并具备标本采集经验，受邀加入探险队。
1909年，安德森在山西东南部的陕州（Shong Chou，今属河南三门峡）获得两张豹皮。不过此时苏柯仁已经离开贝德福德探险队，加入克拉克探险队。
克拉克探险
1908年，时年31岁的克拉克个人出资组建探险队，“探索中国西北省份掩盖在表面之下，较以往行记所记更为丰富的多学科内容”。
23岁的苏柯仁刚从陕北回来，马上应邀加入克拉克的探险队，担任博物学者兼翻译。
1908年5月，克拉克探险队在太原会合。
当年7月，探险队从太原出发，向西北越黄河，到达榆林府；然后往南经绥德到延安府；再往南到鄜州后，探险队分为两组，一组经庆阳府、固原州，抵兰州府；另一组从鄜州南下，过渭河，抵西安，再向西前往兰州与另一组会合。
在兰州以南的山区，探险队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测量员被杀，于是结束行程，原路返回，于1909年9月回到太原。
在庆阳府以东，探险队看到“长期荒废的黄土山丘重新长满了茂盛植被, 就如同热带地区一般，而在河谷中才会看到农作物”。
“由于长期无人搅扰，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极为丰富。河谷和溪流沿途都会看到宜于狩猎的鸟类，包括野鸡、鹌鹑、鹬和多种野鸭；山上鹿只出没，野猪踪迹到处可见，有时亦可见到狼和豹子。”
陕甘动乱期间人口剧减，垦荒减少乃至停滞。陕北、陇东的林草得以恢复。
1876-1879 年，晋、陕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村镇成墟，饿殍无数，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大量乡野就再未耕作。
“山地、丘陵和河谷的很多地方都有灌木覆盖，甚至林木茂盛，为各种野生动物隐匿其间提供了极佳遮蔽。当前华北很多物种能够留存下来，也许应归功于这些周期性饥馑。正是饥馑抑制了曾经不断增长的人口。”
明清两代是前所未有的开发高潮时期。在美洲高产作物的推动下，人口快速膨胀，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向山区进军。
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空前绝后的虎患时代，特别是在康熙和乾隆年间。
到同治和光绪两朝，华北地区的老虎在各种地方志书中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并没有彻底灭绝。
华北豹顽强地存活下来。
在山西，光绪朝地方志书中有关豹的记载，甚至有增加之势。反复的战乱和饥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豹。
1908年11月，当克拉克考察队在榆林府停驻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驾崩。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寿终正寝。
进入民国时代，华北地区陷入阀割据，直到一支红色军队进入陕北。
革命的年代：1912-1949
“豹属”与“华北豹”
自斯文豪1870年的总结后，分类学者将格雷和米尔恩-爱德华命名的亚种推来挪去，冠以不同标签，了无新意。
几十年间，西方博物学者遍访全球，描述并命名了许多种豹。
1930年，英国动物学者雷金纳德·英尼斯·波科克（Reginald Innes Pocock，1863-1947）在《孟买自然历史学会学报》上发表文章：《亚洲的豹和雪豹》。
波科克将虎、豹、狮、美洲豹跟猫科其它物种分开，单独组成豹属，Panthera。这个属名沿用至今。
另外，波科克根据形态学测量数据，识别出全球27个豹亚种。
其中，涉及中国华北地区的有两个亚种：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和Panthera pardus bedfordi。
在斯文豪的基础上，波科克合并了格雷和米尔恩-爱德华的三个学名，统一称为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但Panthera pardus bedfordi怎么回事？
原来，根据安德森1909年在陕州获得的豹皮，以及北京和河北购买的另外两张，波科克命名了新亚种：Panthera pardus bedfordi。
显然，这有待商榷。
1930年，美国探险家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结束十余年的亚洲探险，着手撰写探索发现。
从1917年开始，安得思陆续在中国西南、华北和蒙古大范围旅行。他的探险得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支持，以在蒙古发现恐龙蛋闻名后世。
为总结探险队的动物学发现，安得思请美国动物学家格洛弗·莫里尔·艾伦（Glover Morrill Allen，1879-1942）出马。
1938年，艾伦完成《中国和蒙古的兽类（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艾伦将华北地区的豹统称为Felis pardus fontanierii Milne-Edwards。显然，艾伦没有接受波科克的豹属。
艾伦还给出了英文名称 North China Leopard，华北豹。
“一般公认华北的豹与华南的豹不同，但明确定义此类差异却殊为不易。显然，华北的个体冬毛更长，体色略淡。”艾伦写道。
艾伦甚至汇总了这种豹在华北的分布情况。
“1923年，苏柯仁认为满洲西南的豹，跟华北的外观相似。“——斯文豪之后，再次有人提到两地的豹相似。
“在丰大业（收集标本）的时期（1860年代），北京西部山区显然也有豹。华北其它大部分地区似乎都有豹，但数量不多。……它们明显避开沙漠和黄土地带，因此陕西大部和山西北部没有记录，不过太原府周边有豹。”
当然，这不过是零星的记录汇总。
对该物种分布和数量情况的调查，多年后才会出现。
1930-40年代，中国正为独立和解放而奋斗。
西行漫记
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六盘山，抵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一年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中心转移至到陕北。
1936年6月，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从西安向北，秘密进入陕北。
斯诺在红军中呆了将近四个月。1936年10月中，他动身离开陕甘苏区。他从保安县（今志丹县）骑马向南，“五天后，我们到了南部边界，我在那里等了三天，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吃黑豆和野猪肉”。
“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树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这几天里就同一些农民和红军战士打野猪和鹿。“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
“树丛中间尽是大野鸡，有一天，我们看到两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线一片宁静，红军在这里只驻了一营兵力。”
斯诺看到老虎的地方，应该是在子午岭的东麓。他没有提过豹子。
斯诺离开陕北不到两个月，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7年9月，根据国共合作的协议，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边区政府。
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3县，约150-200万人。相当于今日的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
边区森林考察
边区政府建立不久，农林生物学者乐天宇（1901-1984）来到陕北，任职边区政府建设厅。他是湖南宁远人，毛泽东的中学同学，1925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
1940年，乐天宇向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提议考察边区森林。当年6月，乐天宇率考察团从延安出发，顺桥山山脉和横山山脉前进，途经甘泉、志丹等15县，于7月30日返回延安。
乐天宇很快完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除了总结边区1万平方公里森林（森林覆盖率不足10%）的现状，他还回顾了70年来（1870-1940）的五轮森林变化。
每一轮变化，大体分三个时期：
“第一段时期，天然森林极优美，气候调和，人口繁多，垦地扩大——开始（高）强度的滥伐森林。第二段时期，因事业的需要，森林大破坏（兵灾是例外），气候恶劣尖锐化，旱涝为灾，瘟疫流行。第三段时期，逃亡后的荒弃→自然力的恢复，人民又入山，有富余的生活→森林又开始破坏。”
第一轮是1870年-1875年。
“在今天的70年前，左宗棠打不过回子，大放其火，连烧几年，将比现在广大些的森林大部烧尽。”
“在山林中，腐殖土甚为肥厚，一遇大火延烧不断，当时焦土暴露容易冲刷。同时气候有大大的剧变，雷雨一来，当然是大的水灾，同时旱灾也就跟着来了。“
“在这种兵刃、大水、旱瘟之中，人民逃亡一空（同治末年、光绪初年）。”
第二轮是1875年至1902年。
“山中寂静无人，除了树木草根的生长恢复外，并没人力破坏土壤，因此大水渐渐减少，森林渐渐恢复，其中经过10年后，气候又改善，此时树木生态甚好，又开始有人入山居住，同时也就是第二期森林破坏的开始。”
“又经过数年，人口大增，在光绪二十二年左右，又有建筑庙宇等事，大伐森林，同时清朝因为义和团等起来反抗外交政策，加上庚子之役，已是大不景气，此时山中秩序也有些混乱，放火之事也有些发生，如是第二期森林又近全毁。“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涝旱又大起，接着又是瘟疫，人民又逃亡一空。”
第三轮是1902年至1919年。
“在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又经过10年，森林又相当的复元，又开始有人入山（宣统三年左右）。到民国四五年人口又大增，又有复庙宇等事，又开始破坏森林。”
“最大的破坏原因是河东先几年旱灾，如是山中人口大增（逃荒来的渐多），烧山开地到处都是，东部的摧残特甚，第三期森林又大受摧残。”
“到民国七八年又是大旱，接连又是大水、瘟疫，人民又逃亡一空，又开始恢复第四期森林。”
第四轮是1919年至1935年。
“五六年气候又略改善，如是人民又入山，多集居于汾川及梁山脉中，又开始破坏第四期森林。“
“梁山脉中因开荒烧毁之面积甚大，又引起气候上的恶化。在民国17年（1929年），又发生旱灾，接连又是冻灾，冻死树木不少……接连来了些水灾，不过因为上游第四期树木尚未毁坏，因此水灾并不厉害。”
“在这7 年之中（民国17 至23 年），人民继续逃亡，减少人口30 余万（单就陕北而言），山中渺无人烟，森林又有机会开始恢复为第五期的产物。”
1936年红军进入陕北时，当地森林正在第五轮恢复的过程中。
“森林渐次恢复，人口又渐次增加，特别是在边区政治之下，一些空闲的古窑洞中又重新烧起快乐的火来了。可是，与人口增加率成正比例的森林破坏率也就同时增加了……”
乐天宇印证了克拉克探险的记录。森林与人类有着复杂的互动。
边区当时野生动物的情况如何呢？乐天宇没有记录，不过他的一项建议，导致部队与虎豹的接触。
在报告中，乐天宇建议：屯垦南泥湾。
屯垦南泥湾
1941年3月，八路军奉命屯田开荒，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三八五旅进入子午岭西麓。
“我们三八五旅去的地方叫大凤川、小凤川、东华池，在庆阳东北的子午岭大山里，那里有大片荒芜的土地。“多年后，耿飙（1909-2000）在回忆录中写道。
“最棘手的是深山丛林里，野兽特别多，尤其是猛兽。它们不但糟蹋庄稼，还咬伤人畜，成了我们开荒种地的大敌。……我便组织了打猎活动，把战士们每三人分成一组，背上用红纸做个标记，以免误伤，到树林中去打活靶。”
“一个月下来，我们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
耿飙的回忆证实，斯诺看到老虎并非虚言。
在陕北子午岭大山里，当时生活着不少虎豹。豹子显然比老虎更为隐秘。
“比较难打的是豹子。这种动物动作敏捷，一有动静就往树上爬，甚至会跳上树去，所以不易打准。”
在南泥湾，“1941年春天，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专门组织了一个打猎队，结果还真打了不少野猪、狼，还有几只金钱豹。”
教导队还想把豹子皮送给朱德（1886-1976）。朱德总司令并没有收下。当时八路军正在华北苦战。
敌后根据地
南泥湾垦荒，原因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边区必须生产自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整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战。当年11月，日本侵略者发起太原会战，国民党军全线败退至黄河以南。
八路军转入建立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山西的太行、太岳、吕梁等山脉中，八路军各部建立起多片根据地，布置游击战。
在百团大战的地图中，有一个小小的地名，遭受五路日军的攻击：马坊。
多年之后，马坊乡成为山西重要的华北豹分布区，也是猫盟在山西的工作基地。
百团大战五年后，日军投降。此时，八路军的根据地已经遍布华北。
翻看八路军的战史，并没有找到有关野生动物的记载。彼时的中国山河破碎，一代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人且如此，何况禽兽？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八路军战斗过的地方，大多是华北豹的残存分布区。
山地，既是人的根据地，也是野生动物的避难所。
边区森林管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垦荒的同时，出台了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的政策。
1938 年3月，边区建设厅发出《关于发动党政军民植树造林的通知》，号召“有组织有计划地、广泛地开展大规模的植树运动”。
1938 年8 月，建设厅颁发《为保护森林严禁滥伐事》通令，规定：“凡公有森林……对其辖区森林有计划地进行轮封轮伐，私人的森林不得本人同意亦不得随意砍伐。”
1940年，乐天宇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边区的经济建设，必须改善气候、保安农地、涵养水源、增进农作、增殖牧草，而这“几个工作，不是从土木工程或是机械工程上可奏效的……唯一的办法是森林的保蓄”。
因此，边区的森林政策具有双重目的。“首先是以森林的作用争取气候的好转……其次是开发可能的目前需要的原料同财富”。
在报告中，乐天宇提出森林政策实施方案纲要，以及包括林务机关设计在内的林务计划。实际上，1941—1946年，他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任生物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
1941年1月，边区政府颁布重新修订的《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和《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以及《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
1944 年7 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军民一起动员造林护林》，总结边区自1938 年以来的造林护林举措，强调造林护林、群众路线和技术指导的重要性。
1949 年11 月，边区政府和西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军区司令部关于保护森林布告》: “查森林对调和气候、保护水土作用至大，西北地处高原，水、旱、风、沙灾害甚烈，极需植树造林以防范，对原有森林，更应加以保护。”
解放后，乐天宇出任母校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新政权在边区形成的林业经验和举措，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建设的年代：1950-2020
“绿化祖国”
1950年代，毛主席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
但建国头十年，平叛剿匪、土地改革、大跃进，尚未顾得上造林。相反，为解决粮食问题，掀起过多次毁林开荒的热潮。
很有可能，许多地方残存的虎豹，在这一期间被捕杀殆尽。
从1960开始，政府在华北挑选部分区域，开始造林。
少数地方是从退化严重的沙地开始造林，比如塞罕坝。
多数是在残存的林地中造林，比如六盘山——残存的豹种群，可能因此受到保护。
塞罕坝位于河北承德，六盘山位于宁夏固原。二者分据华北两端。
塞罕坝一度“山川秀美，林壑幽深”，清朝此设立木兰围场，康熙曾多次捕猎虎豹。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承德府志》尚记录有豹。
同治二年（1863年），塞罕坝开围放垦。后来又遭日本侵略者掠夺采伐和连年山火。到解放初期，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
六盘山的原生针叶林，在明代中叶受到严重破坏，但在高山地带还有所保存，“万树苍松，蔚然深秀”。清代人口压力显著，“借地养民”、“移民实边”，大规模开荒。
建国前，六盘山林区森林面积不足52.4万亩，基本是疏林、采伐迹地和灌丛。据固原的州志、县志，至少到1940年，固原还是有豹的。
塞罕坝造林始于1962年。国家林业部决定在河北北部建立大型机械林场，实地踏察后选中塞罕坝。
建立之初，塞罕坝林场的任务是：建成大片用材林基地；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
1958年，六盘山林区划归宁夏固原行政公署，成立关山森林管理所，陆续管辖14个林场。1966年，六盘山林业局划归林建三师，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1975年至1980年，六盘山再次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和次生林改造。
生态工程
1980年前后，华北地区逐步启动大规模的生态工程。
1978年，启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防护林。黄土高原区绿化，是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重要部分。1986年，启动太行山绿化工程。1998年，天然林停伐。2002年，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在塞罕坝和六盘山，造林也得到新政策的支持。
1993年，塞罕坝在机械林场的基础上，建立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2002年，建立塞罕坝省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几十年间，塞罕坝两代知青营造了112万亩（747平方公里）人工林。
1980年，六盘山晋升为黄土高原水源涵养林区。1982年，建立六盘山省级自然保护区。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成立六盘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同年，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启动实施，六盘山全面禁伐封育。
如今，六盘山林区森林面积达135万亩（900平方公里）。
目前，华北地区一半左右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涵盖6个生态功能区，分别是：
辽河源水源涵养重要区，京津冀北部水源涵养重要区，太行山区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重要区，黄土高原土壤保持重要区，鄂尔多斯高原防风固沙重要区。
2007年，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何凡能发表《近300年来中国森林的变迁》。
论文发现，从1700（康熙三十八年）年到1998年，中国现境内森林覆盖率减少9.2%，变化曲线呈先抑后仰。
以1960年为界，此前260年间加速递减，森林覆盖率下降17%；1960年以后逐步增长，后40 年间森林覆盖率提高了8%。
如果把华北地区涉及的省区单独挑出来，前260年覆盖率下降约13%，后40年提高约8%。
而从1998年到2018年，20年间华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又提高了10%，而且均超过了1700年的水平。
换言之，当前是华北地区近320年来植被覆盖率最高的年代。
然而，急于求成的造林方式也带来一些隐患。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塞罕坝和六盘山都营造了大面积的落叶松林。六盘山还拥有一些原始林，而塞罕坝几乎是落叶松纯林。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六盘山生活有顶级食肉动物华北豹，而塞罕坝的动物多样性堪忧。
“天然林化”的人工林，可以成为豹的优质栖息地。
在太行山中部的山西晋中和顺县，华北豹及其伴生物种就生活在这样的人工油松林。造林几十年后，油松林中生长出蒙古栎、山杨、白桦等物种。
自然保护区
同样从1980年开始，华北地区逐步建立多个自然保护区。
粗略统计，华北地区约有200个森林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类的自然保护区，超过一半保护区建立于1998-2004年间。保护区总面积超过4.2万平方公里，大约占华北地区的二十分之一。
除了自然保护区，华北地区还建立有多个自然公园。将近100个国家森林公园，30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还有非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以及各种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区、湿地公园、水源保护区、沙漠公园等。
在全国范围内横向比较，燕山-太行山以及津冀豫三省交界处，已经建立了相当多的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但各类保护地之间的空间重叠情况也较为严重。
相比帝国和革命的年代，我们目前拥有了更多的森林，建立了更多的保护区。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人口，更多的道路，更为富足稳定的社会。
那么，华北豹也更多了吗？建国70年来，华北豹的分布和数量是如何变化的？
针对远东豹的分析，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
远东豹的变迁
2016年，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栾晓峰发表了一项研究，《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Amur Leopard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基于历史记录重构中国东北远东豹的历史分布）》。
研究区域是黑龙江、吉林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总面积93.8万平方公里——与华北地区相当——森林面积40.2万平方公里。考察时段是1950-2014年。
研究人员从新地方志、动物标本、保护区科考报告、研究论文以及新闻报道中获取远东豹的信息。
工作量非常惊人。研究人员一共检查了2235份地方志，从84份中获得294条远东豹的记录；从另外4个来源，又获得169条记录。排除彼此距离太近的记录，最终获得341条有效记录。
当他们把记录分年代放到1：100万的地图上，结果发现：
1970年之前，远东豹记录的空间分布没有明显变化；进入70年代，分布状况持续恶化；到80年代，远东豹的分布局限于完达山和长白山的核心区域；90年代，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此后，远东豹仅分布于珲春和汪清保护区。
这样的历史重构，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
1980年之前的记录大多是捕猎。而东北从1980年开始禁止捕猎远东豹，这也可能是导致八九十年代记录减少的原因。
虽然存在这样的疑问，近十年大规模的红外相机调查，也确认远东豹分布区的剧烈萎缩，从平原退向山地，退缩至中俄边境。
华北豹也会是这样的格局吗？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前文提到，建国头十年可能是虎豹消失的关键时期。不过影响最大的土地改革，东北地区在建国前的解放战争时期就完成了。
2001年，河南林业勘察设计院的王春平发表《河南省金钱豹野外资源现状及保护研究》。河南省北部的太行山，也在华北地区范围内。
论文写道，“20世纪60年代以前，金钱豹曾广泛分布于省内各大山系及丘陵地带，数量较多；60-70年代，其分布区逐步退至浅山区，数量锐减；80年代初，其分布区已完全退缩至深山区，资源总量仍呈缩减趋势。”
王春平继续写道，“这种下降趋势在有关单位的收购统计数据中有所体现。据统计，50-80年代初河南省有关部门共收购豹皮3250余张。其中1951-1969年、1970-1974年、1975-1979年、1980年-1982年，年均收购皮张分别为121张、94张、65张、53张，资源数量在急剧减少。”
“1983年至本次调查前，由于法律规定禁止买卖金钱豹及其产品，皮毛交易转入地下，缺乏收购统计资料，同时又未进行野外调查，较详细的分阶段变化趋势无法了解。”
这可能是1950-2000年间华北豹的缩影：华北豹已经岌岌可危，而我们所知不多。
不过对于华北豹的亚种问题，自艾伦1938年的总结后，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几年，有了新的认识。
“系统发育分析”
1987年，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动物志兽纲（第八卷）：食肉目》，主编是中国动物学者高耀亭先生。
动物志是新中国动物学者多年调查的成果，“反映我国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工作成果的系列专著”之一。
这一卷将中国的金钱豹划分为3个亚种：东北豹，也称远东豹，分布于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华南豹，广泛分布于西南、华中和华南；华北豹，分布于河北、山西和陕北，“现已濒临灭绝”。
至于华北豹的学名，《中国动物志》采用的是：Panthera pardus fontanierii。丰大业豹。
进入1990年代，遗传技术即将突飞猛进，冲入金钱豹亚种分析领域。
1991年，美国保护遗传学家斯蒂芬･奥布莱恩（Stephen J. O’Brien）主张：亚种应“共享独特的地理区域，一套一致的系统发育表征，以及不同于其它亚种的独特自然史。”“亚种虽然没有生殖隔离，但不同亚种通常是异域的，并且表现出可识别的系统发育区别”。
1996年，奥布莱恩的斯里兰卡学生米斯塔帕拉（S. Miththapala）使用分子数据，重新定义种间识别，将全球27个豹亚种压缩到8个。
2001年，奥布莱恩的俄罗斯学生奥尔佳･乌菲尔基娜（Olga Uphyrkina）增加新的数据，确认全球有9个豹亚种。
乌菲尔基娜的论文后来被广为引用。她给华北豹的学名是：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一百多年前格雷的误解，依然保留。
除了华北豹，乌菲尔基娜认为中国还有3个亚种，分别是东北豹、印支豹、印度豹。
其中华北豹和东北豹的亲缘关系最近。
与1987年的《中国动物志》比对，东北豹两相一致，没有分歧。动物志中的“华南豹”，基本上一分为三：藏东南的豹划为印度豹；云南边境的划为印支豹；中国西南、华中、华南的划为华北豹。
如今，华中、华南的金钱豹已经踪迹难寻，暂且不论。中国西南的金钱豹，到底属于哪个亚种呢？华北豹还是印支豹或印度豹？
乌菲尔基娜也承认缺乏中国西南的样品，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近十多年来也没有新的证据。
另一种观点是：对于金钱豹这种分布广泛的物种，没有必要区分亚种。
在1999年张荣祖先生出版的《中国哺乳动物分布》，2015年蒋志刚先生牵头的《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及地理分布》，以及2019年刘少英先生主编的《中国兽类图鉴》，均未区分亚种。
不管学者如何分类，华北地区的豹，亟需调查和保护。
华北豹保护：2000-2020
王春平与王卜平
2000年前后，关于华北地区的豹，你可能会注意到两个人：河南林业勘察设计院的工程师王春平；山西省晋中市的警察王卜平。
王春平2001年的论文，是第一次全国重点陆生野生动物调查（简称一调）的成果。1995年，国家林业局启动一调，希望摸清全国重点陆生野生动物的情况。调查包括多个物种，并非金钱豹的专项调查。
王春平等人主要采用访谈的方法，调查了河南的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等地的金钱豹。他估计河南省的太行山有12-24只华北豹。
一调结束后，2003-2004年，国家林业局划拨经费，支持全国金钱豹的调查。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的郜二虎牵头，胡德夫、刘伟石、苏化龙等专家分头开展调查。
2003年7月，郜二虎在六盘山通过访谈，“获得金钱豹信息33条，经甄别筛选……获得可靠信息25条”。据此，推测六盘山有金钱豹20-30只，有效栖息地面积346平方公里。
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刘伟石带队调查甘肃的平凉、天水和陇南地区。调查同样采取访谈方法，获得信息78条，近5年的仅26条。
调查“没有得到豹种群的准确数量，但可以看出豹在甘肃省已经相当稀少，仅残存于甘肃与陕西、甘肃与四川交界的一些生境保存完好的地区”。
2009年，国家林业局结集出版一调的成果，《中国重点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书中总结了豹专项调查的结果，一部分是郜二虎等人开展的访谈调查，另一部分是各省区上报的数字。
关于华北亚种，书中写道：“本次调查，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宁夏、甘肃等地尚有豹分布，山西数量最多，其他地区数量稀少。由于20世纪50-60年代‘打虎除害’同时也除‘豹害’，加之栖息地环境的改变，以致近30多年来许多地区的华北豹数量急剧减少或绝迹。”
至于种群数量，书中给出的数字是：山西400只，北京10只，河北70只，内蒙古10只，陕西250只，甘肃400只，宁夏20只。
其中山西、北京、河北、宁夏，全部位于本文讨论的华北地区范围内，而陕西、甘肃、内蒙只有部分区域。
根据2000年前后的访谈调查，华北地区估计有600-700只华北豹。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晋中警察王卜平从可可西里归来，开始在晋中寻找华北豹。老王找了几位同伴，扛着照相机、摄像机在山上长期蹲守。
2006年，老王注册三北猫科动物研究所。2008年，宋大昭和蒋进原到山西给王卜平当志愿者；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冯利民博士参与进来；2012年，万绍平也参与其中。2013年，这些人创办民间保护机构：猫盟。
王卜平的出现，奇异地关联起革命时代与保护时代。
老王的父亲和爷爷，曾经是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战士。在父辈战斗过的土地上，他用另一种武器，蹲守另一种来客。
王春平和王卜平。他们的名字碰巧有同样的开头和结尾。这似乎是二十年来华北豹保护的象征：华北豹同时需要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
这两股力量怀抱同样的初衷，使用不同的方法，期望实现同样的目标。
2007年，郜二虎发表了六盘山的访谈调查结果。在论文最后，他说：“我国对金钱豹等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较少……方法也比较落后。在国际上，卫星定位遥测技术、自动照像技术等先进技术不断应用在大型食肉动物调查中并取得良好成效。”
他建议，“我国在以后调查中，引入这些先进方法，进行金钱豹种群数量调查及监测。”
“自动照相技术”，即将改变华北豹调查的面貌。
红外相机调查
从2007年开始，华北地区陆续开始利用红外相机，监测华北豹的踪迹。
山西，华北豹最大的分布区。
山西省林草局、北京师范大学和猫盟、北京林业大学、沃成环境研究所以及东北林业大学，曾在山西多地开展过调查。
从2007年起，三北猫科动物研究所和猫盟在山西晋中的榆次区和和顺县持续监测华北豹种群。
2017年，东北林业大学在和顺县建立院士工作站。
2013-2014年，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拉瓜迪亚（Alice Laguardia）在历山开展调查。
在河北，猫盟与驼梁和小五台山保护区合作，监测太行山北段的华北豹。
在内蒙东南角，猫盟与赤峰市黑里河保护区合作，监测燕山山脉的华北豹。
在河南，中科院动物所与济源太行山猕猴保护区合作，监测南太行的华北豹种群。
在陕西北部，2016-2017年，冯利民与子午岭林场合作开展调查，识别出28只华北豹成年个体，“最大的华北豹种群”。
在甘肃东部，陇东学院的韩亚鹏在子午岭西麓的秦直道上拍摄到华北豹。陇东学院的调查，与北师大的调查一起，证实子午岭中生活有健康的华北豹种群。
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争、垦荒与造林，子午岭依然是豹的家园。
在甘肃中部，兰州大学的张立勋在兰州附近的榆中贡井林场拍摄到华北豹。
贡井林场位于华北山地的最西端。这个林场的经历类似塞罕坝，在荒漠中人工造出森林。
在宁夏，六盘山林业局力推华北豹红外相机调查。早在2012年，保护区启动了红外相机监测。2015-2016年，借第二次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东风，林业局邀请东北林业大学调查华北豹。2017-2018年，林业局邀请陕西动物研究所，再次开展红外相机调查。
2020年初，六盘山林业局邀请猫盟和复旦大学，启动新的监测。
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子午岭，六盘山。
残存的华北豹便生活于这些山地的林区中。
当然，华北豹并不一定需要森林，猎物对它们的意义甚于树木。然而森林往往代表着更多的猎物。
荒野余晖
2010年，在IUCN猫科动物专家组的《Cat News》中国特刊中，伊娃･朱策勒（Eva Jutzeler）、冯利民和刘伟石执笔总结中国豹的状况。
朱策勒女士等人总结了两部分数据。
第一部分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解焱研究员以及猫科动物专家组分别汇集的记录。
结果显示，豹广泛分布于华北地区。然而，许多记录已经年代久远。
第二部分是国家林业局一调的结果。数据显示，华北地区的豹，在开展调查的2000年前后，其分布区已经高度破碎。
“没有可能估计豹的种群数量，当地种群的变化趋势也属未知。”朱策勒等人写道。
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中部和南部，豹的存活取决于保护区内的有效保护。这些保护区将保存豹的源种群。考虑到栖息地高度破碎化，必须确保源种群之间的连通。
要有效保护豹，首要任务是在一些重要的保护区，开展保护和监测项目。
2015年，在北京林业大学攻读博士的意大利姑娘艾丽斯･拉瓜迪亚（Alice Laguardia）发表论文，汇总截止2015年的信息，估计华北豹不过174-348只，而且分散在各个保护区中，多则30只，少则4-5只。
2016年，在安德鲁･保罗･约克布森（Andrew Paul Jacoboson）牵头的全球豹种群评估中，关于中国豹的信息，便来自拉瓜迪亚的总结。
这份评估指出，曾经在中国广泛分布的华北豹，至少丧失了98%的历史分布区。
约克布森的评估，又成为目前IUCN对华北豹的最新评估。
在IUCN2019年的评估报告中，华北地区确认的豹分布区只有8片：
（1） 宁夏的六盘山；（2） 陕西的陇县-凤翔；（3） 陕西-甘肃交界的子午岭；（4） 山西吕梁山的庞泉沟；（5） 山西吕梁山的五鹿山；（6） 山西太行山中部；（7） 山西-河南交界的太行山南端；（8） 河北-北京的小五台-百花山。
另外，可能有豹的区域有两片：（1） 内蒙-河北交界的黑里河一带；（2）甘肃天水和陇南东部。
不过，这已经是五年前的状况了。
结合近五年的调查，我们知道情况已经有了变化。
在兰州东南的榆中和石家庄西部的驼梁，以及内蒙-河北交界，已经发现了豹的踪迹。而小五台-百花山，已经有8年没有发现豹了。
在华北地区，我们粗略估计有两三百只华北豹。当然，具体的数量还需要各研究团队的协力合作。
即便如此，依然很少。
带豹回家
经过近十年的调查，事实可能是：在华北地区，在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上，分布有数个华北豹的小种群，每个种群多则30只、少则4-5只，而且彼此远离。
如今，在中国东北，我们能在中俄边境发现东北豹，与之同域分布的还有东北虎。
在中国西南的不同区域，豹喜忧参半。
在大熊猫分布区，已经濒临灭绝的豹似乎在缓慢恢复。
在广阔的青藏高原东部，依然生活有不错的豹种群，与雪豹共处一地。
而在西南边境，豹已经岌岌可危，不过沿着边境线也零星发现云豹。
在华北地区，豹沿着胡焕庸线散布于彼此隔离的山林里。在格雷给予学名的1862年，豺狼虎豹并行于华北的山林。如今豺狼已去，虎啸亦远。
顽强生存的华北豹，是华北地区最后的大型食肉动物，也是华北荒漠最后一抹余晖。
我们视之为华北荒漠的余晖，视之为生态系统的基石物种，视之为唤起民众关注的旗舰物种。
然而，我们还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少只，它们的数量是在增加，还是减少。
我们不知道森林和保护区对它们是否足够。
我们不知道面对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道路上呼啸而来的汽车，它们会做何种反应。
2017年，在诸多伙伴的支持下，猫盟提出带豹回家的倡议（www.homingleopards.org）。
“以豹之名 修复华北荒野”。
这必然是狂野的梦想。
一百多年来，我们战胜了内部的动乱，战胜了外来的侵略，我们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率，我们建立广阔的保护地体系。
那么，或许我们可以恢复华北豹。
致谢在搜集资料和整理思路的过程中，刘伟石、苏化龙、张永、周延、高新宇、李晟、罗述金等多位师友提供了大量帮助和鼓励。感谢兔姐阅读将近两万字的初稿，并给出详细的修改建议。当然，没有猫盟诸位先驱和同事的多年努力，就不会有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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