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语言学家刘丹青：方言是一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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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每一种方言就意味着保护一种

看待问题、感知和体验世界的视角和方式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刘丹青。图/受访者提供

语言学家刘丹青：

方言是一种思维方式

本刊记者/杜玮

发于2020.7.06总954期《中国新闻周刊》

刘丹青的父母是江苏无锡人，他在苏州吴江区度过了中小学时光，“文革”期间曾辗转于上海的亲戚家。十多岁时，刘丹青就学会了无锡话、吴江话、苏州话、上海话等四种方言，并隐隐觉得几种方言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1977年考上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刘丹青开始致力于方言的研究。身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对60多年来汉语方言生存境况的起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每一种方言都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感知和体验世界的独特视角，意味着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在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73％、大城市普及率已超90％的今天，他认为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日前，在位于北京东二环内的办公室里，刘丹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语言自豪感不足是方言危机的一大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你成长过程中语言环境是怎样的？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历经了怎样的转变？

刘丹青：我算是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即便在这样的地方，我小时候上学时几乎没有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这样，普通话只存在于语文课和一些文艺演出、诗朗诵之间。平时，老师们用各种不同口音的方言上课，大部分是吴语地区的方言，只有一些外地来的老师，会用普通话或者带有官话方言色彩的普通话上课。在校外，无论是孩子们之间，还是大人和孩子间，都说方言。如果一个外地人平日里说普通话，会被本地人视为一件奇怪的事情。那时候是一个方言盛行，而普通话推广不足的一个阶段。

1977年，我考上苏州大学中文系，两个班共108名学生。除了1名从苏北地区移居苏州的同学说官话，其他同学都说吴语。我和同学之间交流用两种方言，一种是吴江话，一种是苏州话，因为苏州话比较容易懂，当时也是强势方言。

推广普通话在中国从1956年起开始实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推普初期政府行为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作用，尤其是电视普及后，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大。电视的普及使得普通话每天萦绕在大众耳边，收看电视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家家户户每晚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电视当时是新媒体，这一传播媒介的到来，对于中国普通话的普及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印象中，什么时候方言出现了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刘丹青：普通话的大普及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媒体的丰富使得推普有了加速度。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形态发生的重要变化。原来中国经济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因此经济生活的区域性比较强。改革开放及后来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各省乃至各国之间的这种区域性被打破，再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务工者大范围的流动，都对方言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方言出现式微的因素是多重的。

到了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通过，这是我们国家语言文字领域一个根本性的纲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非常重要，同时也赋予了普通话更大的影响力。但如果没能把握好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传承方言两者间的关系，就会出现过分压抑方言的情况。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不少方言面临的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哪些方言出现了危机，方言出现危机的表现有哪些？

刘丹青：方言生存现状的差异比较大，像粤语比较强势，在当地人中间认同感也比较高。而且，在广东韶关等非粤语区，粤语也在使用，它的强势远超过其他方言。这当中有个语言自豪感问题，我感觉到广州人的语言自豪感很强，上海人的语言自豪感属于中等偏上，南京、福州等城市，当地人的语言自豪感就不太强，具体什么原因我没有研究清楚。

我在南京媒体上做节目的时候，有观众问，我们南京话不好听怎么办？南京话在明清时期曾是一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标准语言，还是南系官话的代表，但什么时候南京人语言自豪感开始下降的，我没有专门研究。同时据我了解，福州人也不认为自己的方言很强。在泉州和厦门这些闽南语区，闽南话相对强势，而福州虽为福建的省会城市，但属于闽东方言的福州话却没能赢得很多人的心。

语言自豪感的强弱实际上会影响到语言或者说方言的保护程度。语言自豪感不强的方言，丢失起来更容易。联合国关于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的评价系统里面有好多项参数，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人们对于母语的态度。

另一个方言出现危机的重要表现，也是重要原因，就是使用环境的萎缩。以我的家乡吴江为例，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比例差不多是1:1，而本地人口中包含了很多老弱病幼，而外来人口大部分是青壮年，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你绝大多数打交道的青年人都是外地人，交流需要用普通话，这就使得方言的使用环境大大减少。

现在的小孩子一到入园年龄就会被送入幼儿园，家长自己带的情况比较少，在公共教育机构都是通行普通话。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从幼儿园开始到长大参加工作，都很少有使用方言的环境。

同龄人交际是母语习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同龄人交际的环境被限制在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那么他在成长过程中，用自己的方言来进行交际的能力和习惯都会降低。因此他慢慢形成非常自发地优先用普通话交际，方言的使用动机不强，最后的结果就是方言越来越萎缩，这是这些年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方言需要传承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国家关于方言保护的政策是怎样的？

刘丹青：十多年前开始，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就提出了语言资源的保护。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过去，方言被很多人视为是阻碍国家发展、阻碍普通话推广的因素，负面视角多一些，提出语言资源概念以后，就意味着所有的语言方言一定程度上都是资源，都有它的文化积淀、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当时就设立了一些项目，开展了语言资源的调查，我承担了语法调查项目标准的设计。 

2015年开展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把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结合起来。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些省份比如湖南还得到了民间力量的支持。

真正把方言列为保护的对象，应该是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这份文件里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这里面最重要的词就是传承，保护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有些人就把它记录下来，也就算一种保护，但记录下来如果没有传承，它最终就只是成为一个档案里的东西，那么作为一种语言来说，它可能就消亡了。

所以现在提出来的传承，就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把方言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提法，表明国家看到了很多方言所处的弱势。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方言保护和传承的收效如何？ 

刘丹青：我觉得收效重要的一点是在观念上面，大家不再只看到方言的负面因素，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要珍惜的对象。这个影响不仅局限在从业人员中间，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观念也开始在改变。

各地也开展了一些保护方言的活动，比如电视台里面招募方言发言人，有一些地方举行英语、普通话、方言的三语比赛，这些都把方言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增强人们对于方言的认同意识。不过，这些举措的作用也不能估计得太高。因为方言发展困境里有很多客观因素已无法改变，比如年轻人缺少使用方言的动力，使用方言的机会也少。 

方言提供一种看待事物、感受世界的独特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我们要保护方言，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儿？

刘丹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世纪，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就一直非常注重保护各地濒危的语言。它有一个核心观点：每一种语言实际上也包括每一种方言，它都形成了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套独特视角，从表述方式、用词等方面都可以得到体现。当这种语言丢失，这种视角也就会没有。

比如说在一些地区生活的人们，对某些现象观察得特别细，对某些事物也分类特别细，对植物、动物、生态、地貌、气候都有独特的描写，每种语言侧重点都不一样，就像物种一样宝贵，这是语言和方言很重要的价值。 

中国新闻周刊：可以以你熟悉的方言举一个例子吗？

刘丹青：比如说稻子，在英语里面，从田里的稻子、到烧在锅里的米、生米做成的饭，都只有rice这个词。因为稻米文化不是他们的重要的东西，但是对江南人来说，稻米非常重要，所以有谷、米、饭、粥等不同的字来指代不同形态的米。

吴语饮食文化中有个字叫粞，指介于完整米粒和米粉中间不同程度的碎米，只有在稻米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才有这个概念，专门来指称这一类的东西。立夏时，江南人会制作一种节令食品，以金花菜和粞为原材料，叫“摊粞”。

还有“粉”和“面”的区别，北方把碾成碎末状的东西都叫面，因为北方是以小麦文化为原型，“面”最初是指麦子的细末，进而引申出胡椒面、辣椒面等词语，而在南方相应地都叫胡椒粉、辣椒粉。 

“粉”这个字是米字旁的，它是以米粉作为一个原型来拓展它的抽象的。“粉”就是指将大米碾成粉末以后的状态，从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来讲，粉字就是一个米字右边一个分，把米粉无限分下去就变成了粉。所以方言都代表着一种思维和文化。南北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我们现在“面粉”这个特殊的词，同时也形成了胡椒面、胡椒粉这些并存的一些状况。 

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有这么多方言，哪些方言需要保护？该如何保护？

刘丹青：中国的方言非常多。实际上，从客观上来说，可能也做不到让每一种方言都能完全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实际上就是少做一些推动方言更快消失的事情，让它在自然状态下能够生存，以及创造一些条件让它生存得更好一些。但我们不可能为了保护方言而在其他方面做出更大的牺牲，甚至影响到普通话的推广。你要知道，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当地居民普通话水平的低弱，也是他们脱贫致富道路上的一个阻碍。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2018年9月湖南长沙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也提到语言保护工作的差别化政策，这点怎么理解？

刘丹青：我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对普通话普及还不那么好的地方，还应该继续推广普通话，但对于大部分城市地区，尤其是中东部的这些沿海地区，年轻人说普通话已经不存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把方言保护列到更加重要的议程上来。 

中国新闻周刊：该如何解决方言代际传承面临的困难？具体该如何传承方言？

刘丹青：一点就是鼓励家庭内说方言，而学校层面可以从幼儿园开始，上课用普通话，下课后老师可以跟孩子之间用方言交流。普通话这种通用语言的地位不能削弱。

另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养成方言文明使用的习惯，我指的是在使用方言时，要有一种对他人关注、照顾的心理意识。比如说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来自吴语区的，另一个北方人听不懂吴语，那么就不能三个人大谈吴语，把另一个人晾在一边。中间可以穿插一些吴语，并且给不懂吴语的人解释说明，这样也会使得对方对于方言的认同感会增强，不会出现对方言过分排斥的情况，形成一种宽松的方言使用氛围。

值班编辑：肖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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