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王宁：我和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

王宁语言服务 202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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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先生，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学术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我和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

1958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汉语教研室，教了三年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1961年考上北师大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专攻文字训诂学，从此走上教研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道路。30多年间，曾有过两次改行进入文艺界，但是与自己的旧业棒打不散，放弃了各种优越条件，仍然回到人们视为既冷又苦的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道路上来。

王宁先生在青海师大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12岁以前他教我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凭着这点底子和在高中、大学学到的零零星星的文言文，我走进陆宗达先生文字训诂学的课堂。第一年点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同时用大徐本作《说文》系联。这工作就是把《说文》甲条中与乙、丙、丁……诸条有关的各种形、音、义材料，全部抄到乙、丙、丁……诸条下，九千多条——如此处理，毫无例外。段注的后面，明明印着一个《六书音均表》，但陆先生不让看，要我们自己把《说文》的非形声字（包括象形、指事、会意）按黄季刚先生的28部19纽全部填入韵表，再把所从之字系联上去，九千来个字也无一例外。开始作着还新鲜，有时能碰上几个疑难问题，翻翻弄弄，兴头挺大，但耐不住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干这么一两件事，要不是50年代培养出来的那点“自我改造”的精神，早就不知道当几回“逃兵”了。

半年以后，陆先生开始请萧璋先生为我们讲《毛诗》，请俞敏先生为我们讲《马氏文通》，他自己讲《论语》《孟子》《左传》，老师们讲的篇目并不多，可要求我们自己连白文加注疏一起点读。本来，《论语》《孟子》的白文不少人都是通读过的，可陆先生指定的书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焦循的《孟子正义》，这两部书引证经、史、子书的广博，当时实在令人吃不消。我记得初读时光查、记引文的书名、篇名，就整折腾了一两个月，这才不至于把人名、官名、书名、篇名当生词给讲到文儿里去。凭着我们在批“厚古薄今”、批“考据学”氛围中幸存的那点古文底子，笑话闹了一大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去就是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听刘盼遂先生讲《说文》的《一部》和《亥部》。《一部》加重文共6个字，《亥部》加重文共2个字，这8个字刘老讲了三回没打住，又补了三回，于是我的笔记上错别字加拼音，整理笔记比听课用的时间还长。听讲还这样，自己点读古人的注疏会是怎样，那就可想而知了！

我日记上记着，1962年4月，我把点读过的《说文解字注》拿去给陆先生看，陆先生一边翻一边乐，没批没改，只对我说：“再去买一部重新点吧！”连着点了三遍《说文解字注》，还同时把《说文》大徐本和小徐本仔细对校了三遍，心里刚豁亮了一点儿，又上来一门音韵学。有了填韵表的底子，声、韵、调不生疏了，可等韵学的那些跟现代科学难以挂上勾的术语，也够让人头疼一阵子的。幸亏陆先生讲音韵学从来不先摆弄空泛的道理，总是从实际的训诂材料出发，要我们先把该背的背下来，用熟了，才过细地讲音理。后来我知道，陆先生跟黄季刚先生念书的时候，季刚先生就是这么教他的。

我当时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当代意识的人，与古人的隔膜真说不清有多厚。特别在这样过古书阅读关的同时，我还认真地选了一门马恩原著选读的课，读《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自然辩证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六本哲学著作，两者的反差使我无限惶惑，陷入矛盾与思考之中：一个现代人是否有必要如此去接近古代？如何尽快地去接近古代、与古人对话？面对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古代文献，我们这一代人继承遗产的能力究竟能有多强？如果我们过这一关还这么艰苦，还有可能再往下传吗？我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努力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终于从自己学习的甘苦中明白了：一个略通训诂学的现代人，首先需要积累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注释、纂集、考证材料。要想在同样勤奋的前题下加快这个积累的过程，重要的是做一个明白人，知其所以然地去攻读，把握科学方法去积累。形成语感与明了语理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熟读与弄懂应当同步进行。从那时起，我便进入对训诂材料中反映出的诸多文献语言现象进行理性思考的阶段。

那时候，我每两星期到陆先生住的前清厂去一次，一方面给先生办事，一方面有机会问问题。其实，笔记上，书头上和心里攒下的读不懂的书是一大堆，但我从不去问“这段书怎么讲”或“这个字怎么解释”。陆先生常说：“书看不懂，再往下看，看多了就懂了，不要急着问。”我也觉得，占用老师那么宝贵的时间问他一两个字，等于拿老师当字典。尽管陆宗达先生对古代训诂和《说文》的熟悉，够得上是一本“活字典”，但学生这样来消耗老师的时间，是很不恭敬的。我问的问题经常是：“这个现象该怎么理解？”所以，我每次去先生那儿之前，都要把读书中遇到的各种现象作一个整理，并试着去解释它，然后拿到先生那里去请教、讨论。久而久之，这种师生的讨论形成了一种习惯，每次我去，不等我发问，陆先生总是先说：“上次咱们谈的那个问题，我又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说：“有个问题我正等你来一块琢磨琢磨。”也有时候，先生已经把好几本书翻开摊在桌子上、椅子上，专等我去了指给我看。我得到这种指导的益处实在太大了。我体会到，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把握现象，从现象的分析解释跨越到对自己本民族语言的理性认识，再把这些理性认识放到普通语言学的大环境中去对照、去思考，这是一个认识升华的过程，是摆脱盲目从材料出发的烦琐、重复的一剂良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学会读书，也开始培养自己重视理论的素养。

63年研究生北海毕业照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理解了自己的老师陆宗达先生，也理解了自己的太老师黄侃先生、章太炎先生，他们在传统被全盘否定的时代，把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无限眷恋，转化为认真去选择和培养学术继承人的教育责任感。而他们也在教导新一代有志青年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足迹踏向现代。这种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便成为我坚守在自己专业领域的一种动力，永远存在我的心里。

1964年，我自己感到已经走出困惑，读书之“苦”虽未绝对结束，但“苦尽甘来”的程度却在日渐加深，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自己抓住了传统语言文字学方法中的许多朴素的或彻底的辩证方法，在感受古今差异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古今的沟通，更是喜出望外。研究生的幸福时代也就在这个新的起点上结束了。这里，我还要说到的是跟我同届的8位研究生同学——王玉堂、杨逢春、谢栋元、钱超尘、余国庆、黄宝生、傅毓钤、张凤瑞。我们是50－60年代第一批专门面对古代“小学”的研究生，我们一起承受了批判“厚古薄今”的巨大压力，经受了自身古与今思想冲突的考验，经历了步入古代文献的艰苦学习历程。陆宗达先生常常提起我们这些他的头一届研究生，他为了带我们牺牲了其它重要的机会，但他说，他不后悔，他在60年代初，便使那么多的年轻人站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这是他献给国家的一笔财富。

王宁先生在青海师大
1964年，我回到青海，先是“四清”，后是“文化大革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七下农村牧区，在高原最贫瘠的山坳里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与农牧民相处，远离了专业，更远离了高等教育。献身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激情，泼上了一瓢冰水；但是，被无限强化了的理想时时在胸中翻腾。曾经吃过那么多苦头读得刚刚入门的书，当然也是打心眼里珍惜的。每次下乡，《说文》和《十三经注疏》，总是选几册线装本夹在枕头里带下去，后来改带《史记》《诸子集成》。怕把音韵的字表和韵部忘记，抄成一张张的小纸片，藏在笔记本的包皮里头，遇到问题就拿来查。在海南和果洛，对照这些韵表学习安多藏语。为了看书，常常争取住马棚、厨房。也有一两次，房东家里宽绰，自己可以单独在柴房的炕上睡。那是运动期间，文化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读书是冒险的。出乎意料的是，偷偷读书偶然被房东和农村干部发现了，并没有使我遭受打击，迎来的反而是心照不宣的保护和尊重的目光。有一回，我忽然发现，房东让她的小女孩锁儿，偷偷在我的油碟里加了两根灯捻儿，还用一块破毡，挡住了我的窗户。烧灰肥是青海山区十分艰苦的农活，照例，这种活儿我们是必须跟着上山的。可出工的那天，大队长忽然悄悄对我说：“人手够了，你别去了，在家念你的书吧！”面对一年只有180斤原粮、土豆熬汤多加一把青稞面就算过年的善良农牧民，我忽然明白了：自己读的那些书，农牧民们谁也不懂，但是他们希望我读，鼓励我读，帮助我读。我忽然感到，自己已经得到一种真正属于祖国和人民的理解和默契：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找回她们自己的文化精华，这应当是我从事这个专业的更为根本的目的。
或许正是这个潜在的动力，使我能够忍受各种艰难、委曲、压抑，留在这个被称为“长线”“冷门”的岗位上。也正是那种与民族、人民默默相通的感受，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我的太老师黄季刚先生，他在那个时代，宁肯背负“守旧”的十字架，为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读了、批注了那么多的古书，直到49岁临终的前一天，仍手不释卷。他毅然抛弃仕途，嘲讽名利，背离时潮，坚守故辙，这绝不是任性，更不是保守。民族文化是不属于个人的，它是若干代人共有的财富，践踏她、舍弃她、甚至冷落她，都是对人民的一种背叛。我明白了，陆宗达先生提起季刚先生为什么怀着无比的崇敬，他又为什么坚持用季刚先生教他的办法来教我们。

我的认识正是在那个“知识无用”、“古文化反动”的时代得到了深化；我的心正是在那些被饥饿和贫困笼罩着的山村和草原上，面对不识字的父老乡亲而安定下来。我在那时便已完全懂得，传统语言文字学讲究的是朴学精神，古文经学家喊出的口号是“为实”和“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应当从现存的典籍中，通过语言文字的解读，找回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这门学科当然自身是一种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解读古书的工具。研究历史文化的学科，比起研究现实问题的学科，已经注定是“冷门”，研究历史文化的工具学科，当然更得是“冷门”。“冷门”不等于不重要，相反的，因为需要的人不可能很多，反而更要精心保护。
再加上，一进入这个学科的门儿，从打基本功起，就得不断地读书。或从第一手材料里找到解读疑难字词的证据，或从第一手材料里归纳总结语言文字的规律。这个掌握第一手材料的过程，无论如何不能跳跃，也不能减少。这门学科和急功近利、风头主义的浮燥风气，永远是格格不入的。能守着这个专业坚持到底的人，应该既是养成了踏踏实实治学态度和读书习惯的老实人；又是对民族文化有真正的感情，富有高度责任感，从而能用一颗火热的心为之献身的智勇者。在阴冷的山谷里，夜听松涛呼啸，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是否愿意忍耐寂寞？是否能够吃尽苦头？如果永远没有风风光光地传播这些优秀传统的机会，自己能否象黄季刚先生那样，背负着“封资修”甚至“反动”的十字架，留在这个既属于过去，又应当属于未来的“寒冷”地带，通过教育，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一些文化的火种？我也不止一次地回答自己：“我愿意，也能够这样作。”我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还能从事自己的专业，我将去其艰涩，求其平易，让它尽量贴近普通人民。”
1976年，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转折，从这一年起，学坛开始复苏，教育开始振兴，也使我献身传统文化教育的宿愿，得以实现。那时候，我已被迫离开学校，在青海省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作影剧、音乐、舞蹈评论工作。1979年，我又被借到文化部去作电影剧本的评审工作。但是，从事传统语言文字学教育的志向不减当初，我时时准备拒绝文艺工作，仍然回到学校去教书。这一年，陆宗达先生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要把1957年写的《训诂浅谈》扩充为《训诂简论》，出版社天天催促，工作进展却十分缓慢。陆先生把我找去，要我帮他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任务。我得益于研究生时与先生的师生对话，得益于20年死死保存不忍被抄家抄去的谈话记录和自学笔记，按先生的意思完成了书稿。其后，我陪陆先生去社科院等处讲《说文解字》，也是借助于对老师教诲的时时研习，我总是不需指示便替先生写好板书。陆先生曾说：“带着你，我省了大事儿了！”也许正是这种教与学的默契，使陆先生萌发了要把我调到身边的念头。他催我返回青海师大去上课、评职称，同时向学校和教委申报调我来师大作他的助手。于是，我放弃了即将拥有的优越环境，准备回到本行教书。但是，调回母校虽有陆先生极力奔跑，仍十分艰巨。经历了整整4年，到1983年，我才在许多界外朋友无私的帮助下，最后得到段君毅书记亲自的批示，正式调进北京。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回到陆先生身边，直到先生逝世，前后整整8年，我和自己的老师有机会更深入地继续60年代的那种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讨论。

1983年王宁先生调回北师大

80年代以来，我们讨论问题的中心是创建训诂学基础理论。汉朝、唐朝和清朝的训诂大家，对语言文字现象感受十分锐敏，要害抓得十分准确，最后的结论总是那么出奇制胜，让人初时料想不到，接下来又似乎尽在意中。其实，这些大家正是因为有一种符合规律的内在思路，所以工作很少出错儿。可惜的是他们并未把这些思路总结成通论；描绘现象、阐发规律时，又不太讲究使用科学的术语，使初学者学起来赞叹不已，自己一作却迷于歧途。我曾不只一次对陆先生说：“50年代，是您的《谈谈训诂学》和《训诂简论》带头呼唤训诂学的复生，但是没有奏效；60年代，是您带头培养了一批训诂学研究生，为训诂学的复生作了人才的准备；80年代，您理所应当成为训诂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带头人，使训诂学有条件进入高等学校中文系的课堂，并引导更多的现代青年接受这门有用的学科。”我向陆先生呈上自己的学习札记。这些札记我是在农村、牧区和作文艺工作的时候抄写干净、编辑起来的。80年代初我回青海开训诂学时，曾将最基础的部分写成《训诂学》讲义，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教学效果。陆先生让我再作一些加工，写成几篇文章，后来集成1983年出版的《训诂方法论》。

《训诂方法论》《古汉语词义答问》书影
为了配合《训诂方法论》给读者提供综合的训诂实例，根据陆先生的指示，我还同时整理出了一本《古汉语词义答问》，可惜这本书到1986年才正式出版。从1985年起，我协助陆先生带研究生，教学和指导论文的工作对训诂学基础理论的创建既是促进，又是检验。我在这些工作中的体会是，每一回我弄明白了一个“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就自觉了，一旦自觉了，书就读得快、记得牢，分辨和把握同类现象也就准确了，遇到疑难问题往往轻车熟路，易于解决。我明白，一个知识结构与古人完全不同的现代人，是要用科学规律来思考的，不会甘心只知“当然”，而要追究“所以然”。这就是黄季刚先生所说的“明其理”和“得其法”（见《文字声韵训诂学笔记》，黄侃述，黄焯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丁忱博士论文答辩现场曹述敬先生、陆宗达先生和王宁先生
1996年，我出版了进一步思考训诂学理论的《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月版），我在自序里说：“一个略通训诂学的现代人，首先需要积累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注释、纂集、考证材料。要想在同样勤奋的前提下加快这个积累的过程，重要的是作一个明白人，知其所以然地去攻读，把握科学方法去积累。形成语感与明了语理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熟读与弄懂应当同步进行，轻视理论和轻视材料的不聪明并无二致。”说到语感和语理的相互促进，我的体会的确很多：
比如，开始作《说文》系联的时候，只以为陆先生的意图是让我们用这种办法熟悉《说文》。看见自己的老师碰到任何一个字都不用索引，直接报出“×卷×部”，又佩服，又羡慕，当然也愿意效法。直到这工作作到两三遍，才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汉字的构形是个相互联系的大网络，古汉语单音词的意义也是互有关联的系统。一个字的形、音、义不能孤立地单个讲解，必须找到它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建立了横向联系，才能理解得透彻。段玉裁改《说文》不是主观臆测，而是根据《说文》自身的系统来校订它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从1985年入学的硕士开始，通过系列的论文，描写了《说文》小篆的构形系统，总结出了汉字构形学，整理出分析个体汉字和描写各层面共时汉字构形系统的方法。以后，每穷尽地处理一批古文字，就使这种方法充实和完善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正明白了，“六书”的前四书是关于汉字部件依其功能组合的事实描述，它所以如此简化，是因为许慎对小篆进行了理性的规范整理，根据同样的道理，在小篆前后的各种使用的古今汉字，虽远比小篆的构形模式复杂，显现出的构形规律与小篆不可能一样，但经过归纳整理，也是可以显示出构形系统的。这种认识，一直贯穿到对现代汉字的认识上。不能不说，没有多次进行过《说文》系联工作，是难以产生汉字构形系统的理性认识的。
又比如，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是词族系联的奠基之作，这部书的《叙例》，提出了“孳乳”和“变易”的条例和因声系源的操作方法，非常难能可贵，但是也非常难懂。开始时，因为老师的讲课时常常提到，我试着读过一两次，都难以卒读。后来作完了《说文》韵表，再用来归到章氏23部古韵分部上，结合了《说文》的说解和谐声、读若等语音材料，逐渐明了了太炎先生的思路，又对着《叙例》看正文，这才弄清了传统字源学是怎么一回事，从而把“因声求义”的方法总结出来。后来我跟着陆先生作《文始疏证》，提出太炎先生的依据、评判《文始》的正误，正是在经历了这一番语感和语理相互促进之后，才能着手的。

武汉黄侃先生纪念会章念驰王宁谢栋元与陆宗达先生
类似这种经历说不胜说，总之，我从自己走过的路体会到，创建基础理论，对引导初学者入门和防止务求者步入歧途，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没有忘记自己在山村、牧区存之于心的誓言：要对训诂学“去其艰涩，得其平易，使之更接近普通人。”在《训诂学原理》的序言中，我说：“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普及是忽略不得的。一门学科一旦走入‘象牙之塔’再也走不出来而与社会隔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总结基础理论的确是一种不易被承认的工作。一种现象，初接触时迷惘困扰，脑子里翻江倒海，一旦弄明白了上升到理性，说出来却是如此平淡无奇。凡是总结得成功的规律都是十分平易的，不像解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生僻字那样显得功夫深。启功先生把这种平易的基础知识称作“猪跑学”，其实，没真正赶过上百上千头猪的人，还真总结不了“猪跑学”呢！如果没有人总结“猪跑学”，而让每个现代的年轻人都到古书中云里雾里地从头摸索，我们将要损耗多少宝贵的时间，吓跑多少满怀热情奔这个学科而来、思想准备又不充足的青年人啊！

陆宗达先生去世已经10年，我仍坚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了有效地保持传统，打好基本功，我一如陆先生当初带我们那样亲自带读古书，要求学生点读《说文》和《十三经注疏》，引导学生养成逐字逐句将一本书连同注疏一起从头读到底的良好读书习惯。但我知道，时代要求于现代青年学者的，比我作学生的时候要多得多：为了和国际学术界对话，他们要学习外语；为了充实更可靠的新材料，他们必须学习出土文字和新的典籍；为了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他们要广泛搜集全世界的学术信息；为了获得科学的方法论，他们还需要学习科学和哲学……我们这一代人，要帮助他们解决古书阅读中的困惑，使他们由于理论的具备、自觉性的增强而加快第一手材料积累的速度，还要为他们使用先进的计算机更大量、更准确地贮存和整理材料创造条件。从1994年起，我们创建了汉字研究所，建立了以计算机为研究手段的古汉字与古汉语实验室，不断完善汉字构形学和理论训诂学，努力使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现代接轨。这一切无非是希望使传统语言文字学更适应当代，对青年人多有一点吸引力，而防止这种对宏扬民族文化十分有用的学科再一次地断裂。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也正是希望在21世纪，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里能产生更多出类拔萃的人才！
我的年轻朋友和学生，常常奇怪我会在讲解一个与现实并无直接关系的训诂学命题之后，不知不觉地提到“还没有获得温饱的人民”——或许，在他们看来，他们已经进入中国硕士、博士学习阶段，和我说的那些还处在文盲阶段的人无论如何搭不上话了。也或许，他们以为这是50年代的人“过时的说教”。我想，这恐怕就是一种“代沟”吧！我深深感到，年轻一代在聪颖和智慧、锐敏和强记，甚至达到某种目的的坚韧与刻苦方面，都会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但是，他们的心里能否充容着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爱，对祖国和人民的尊重和顾惜，和守住自己民族文化精华的高度责任感？唯有有了这些，他们才能跳出个人名利的诱惑，克服急功近利的浮燥，为伟大的事业而甘于自身的平凡，保持自己的强大而不去欺凌弱者，从而在人格和学术上，获得双重的成功！
＊本文是王宁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自传，那一年先生六十岁。

本文来源：章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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