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志寰（中山大学政治学硕士），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5月号；总344期）。
法兰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并在1992年扩充其观点出版了《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在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代背景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引起西方学界的热烈讨论，因为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以及接踵而来的东欧国家民主化浪潮，预示了世界秩序与人类政经制度发展的终点，即代议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制度。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
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世界局势的发展却不如福山所预言，许多转型为民主体制的开发中国家面临政治腐败、经济低度发展、政党恶斗等问题，而西方已发展国家则遭受金融危机、民粹兴起的严峻挑战。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21世纪逐渐取得发展成果，且在2010年其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此之外，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展现了惊人的执行效率，举世最长的高铁网络系统、大规模的城镇化发展，不仅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叹为观止，也令西方国家开始思考「中国模式」的优点。
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发展的颓势及「中国模式」的亮眼成就下，被誉为政治理论「大师」的福山也开始关注良性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民主体制衰败的问题。然而，不论是2011年与大陆学者张维为的对话，或今年4月14、15日受邀到台湾举办讲座，福山的言论依然显示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信心与坚持，以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诸多质疑。这再次凸显出西方政治学者在基督教一元论影响下的西方中心观与优越感。
2017年4月15日，由前"行政院长"江宜桦（中）成立的长风基金会邀请来知名学者法兰西斯 ‧ 福山（左）及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右）进行讲座与对话。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
对许多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来说，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国际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必要之恶」，那就是霸权国家（hegemony）。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或多或少扮演了「政府」提供公共财的角色，建立基本的制度架构，使其他国家更容易和方便参与其中，促成各领域的互赖关系。福山认为现今的国际秩序及制度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并成为霸权国家后所建立的。虽然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建立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但也一肩扛起了霸权国的责任，由此开创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制度，促进了各国的经济互赖与自由贸易。而现在这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受到的主要威胁也来自于美国国力的下滑。
福山认为因为科技的发展，使国家之间的互赖关系更紧密，造成了「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但全球化的结果却是各国政府无法有效控制资本，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这导致欧美国家的人民开始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反抗全球化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
自1989年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成为世界运行的主要标准，「全球化」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然而，福山认为全球化造成的分配不均问题，导致美国广泛的反菁英主义。中下阶层的蓝领工人群众认为1%的菁英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惠者，而99%的他们则成为了牺牲者。在欧洲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因为欧盟的经贸整合及申根区（Schengen Area）的建立使签署国的劳工可在区域内自由迁徙，而某些国家竞争力较强、教育水准较高的劳工就会排挤其他国家劳工的工作机会。此外，来自中东混乱战区的难民大量逃入欧洲，虽然某些国家愿意收留难民，但很难控制他们在申根区的迁移、流动，这对那些不愿留置难民的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及社会问题。
占领华尔街口号：「我们是那99％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国家的中下阶层不仅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利益，还必须承受全球化造成的社会问题，福山认为这造成了孕育「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nationalism）的温床。根据福山的定义，「民粹民族主义」有几项特征：一、个人崇拜：普罗大众期待强人执政，并对抗在全球化中受益的菁英阶层。如川普在美国塑造出的形象，并以煽动口号获得中下阶层群众的支持。二、反制度：用民意来压制法治制度或民主程序。如匈牙利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án）以民粹手段推行各种违反宪法的政策。三、政策在短时间内受到热烈支持，一段时间后支持热度便趋于和缓，无法持续。如去年6月英国的脱欧公投，虽然脱欧派以微幅差距胜出，但公投结束后没多久，英国就出现后悔举行脱欧公投的声浪。
福山认为美国的民主体制在「民粹民族主义」的荼毒下，产生严重的政党对立，使政党逐渐「两极化」（polarization），互相杯葛彼此的政见或法案，造成许多政策窒碍难行。而下层的利益团体也各自拥护支持的政党，对意见相左的政党则强烈否决。福山认为这些在西方国家内部产生的民粹主义，不仅对民主制度造成伤害，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面对的挑战。
福山的偏见与盲点
虽然这位享誉国际的「大师级」政治学者福山明确的指出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生的问题，但他依旧跳脱不出西方中心的优越观点，始终认为美式民主是当今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终点」。另外，福山看待中国的发展与两岸关系时，也戴着有色眼镜来评论，不免令人对「大师」的客观持疑。如他在谈论到香港的雨伞革命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时，认为这些都不是民粹的现象，而是「国族认同的表达方式」（expres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其造成的结果只是民主社会中执政党的轮替。这位「大师」或许对台湾的状况不甚了解，或也可能是如一般西方学者一样惯用双重标准来检视，但太阳花运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他的判断。若依照福山自己设立的准则来看，太阳花运动「表达的国族认同」不仅反对的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国家，也违反了集会游行的相关法规，亦占领了象征宪政秩序的重要机关，更重要的是这些滋事分子在今年4月初全部获判无罪，定调了以「公民不服从」之名就可以「造反有理」的先例，这对台湾社会的法治基础而言，绝对是个重大伤害。
另外，福山的言词中也不断透露出他对美式民主优越性的自豪。他认为目前人类发展出的政治制度有三类：一、国家（state）；二、法治（rule of law）；三、问责性（accountability）。福山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创建出国家体系的文明，但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没有建立稳定的法治与问责机制。他认为只有在法治与问责机制健全的社会/国家中，发展才可能具持续性（sustainability）──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永远不会出现坏皇帝，所以应该思考什么样的体制能在出现坏皇帝时，将伤害降到最低。而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则最注重法治与问责机制，所以有其优越性。
福山不理解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事实上也在防止坏皇帝的出现，如中国古代经典中，许多都是在探讨如何治天下；流传千古的历史故事也多是告诫坏皇帝可能遭受的民怨和下场。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要执政者先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不是任何人经过选举程序后都可以成为治国者。民主体制是希望透过罢免、任期限制等机制来防止坏皇帝的出现（或限制坏皇帝对国家、社会的伤害），但当民粹盛行、民主体制失灵后，不仅防范不了坏皇帝，甚至根本选拔不出好皇帝。例如福山在说到小布希执政时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时，强调民主体制的「修复功能」，他认为八年到了小布希便会卸任，民主体制在遇到重大政策错误时，也具有制衡机制（checksand balances）来导正方向。福山没有料到，2016年美国又选出了一个特朗普，即使他也只有八年任期，但美式民主接下来很可能会再选出更多的「小布希」和「特朗普」，难以「修复」。
中国模式的意涵
我们在2017年回顾6年前福山和张维为的预测，以及两人对中美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辩论，可以发现：相较于福山的预测失准（也许很多人都不感到意外），张维为在2011年同意贪腐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而且他相信中国「将会建立更好的监理机制」；一年后习近平上任没多久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贪腐运动，至今依然方兴未艾。
尽管福山与西方大多数学者一样，不看好「中国模式」的政治体制，或认为中国只是个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执政党没有统治正当性，很快就会崩解。但这些讲法都是以西方重视选举的民主程序来检视中国。中国重视「贤能政治」（meritocracy）和「道德责任」（moral accountability）的政治文化传统延续数千年，甚至大多数的朝代都经历过比美国还长的历史。所以中国人重视的是执政者有没有治国的能力，而不是有没有竞选的能力；执政者做事必须区分是非善恶，做了坏事就得负道德责任，而不是以民意支持度的高低来决定其所作所为是否正当，或是否应被罢免卸职。
另外，福山与许多西方学者也误解了「中国模式」，以为其目的为挑战西方民主的普遍适用性，且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亮眼成绩，但其无法复制，不能适用于其他无相关传统文化的国家；而中国目前的实力也无法扛起负担国际公共秩序的责任，因此要挑战美国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还言之过早。实际上中国人本来就没有基督教一元观，故不会认为中国模式优于其他制度，也不具有教徒的传教使命感，不会四处输出「中国模式」或效法美式霸权国家，建立「中国模式」的世界秩序。因此，「中国模式」事实上就是「适合中国的政经发展方式」，虽然不见得适合其他国家，但其带给世界的启发与贡献在于破除了「历史终结论」，让其他国家见证了不采用西方的模式也可以发展起来的实例。
总而言之，中国自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今日逐渐摸索出的「中国模式」（以及在「中国模式」启发下往后更可能出现的「印度模式」、「拉美模式」），告诉了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者：历史没有终结，真正终结的，是「历史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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