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寰】中国如何面对新的核军备竞赛

From 程志寰两岸远望 2019-04-06

作者程志寰（中山大学政治学硕士)，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2月号；总341期）。

今年初刚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J. Trump）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风深植人心，且屡次公开发表狂妄言论。除了将长期维持中美两国外交关系基础的「一中原则」拿来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外，去年年底更提出「美国必须大幅强化、扩展核武能力」的强硬核策略。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国防部门的会议上也表示俄国应该「强化军事核能力，以及发展出能够打破任何飞弹防御系统的导弹」。两个世界超级核霸权的领导者居然不谋而合的发出疑似将展开核军备竞赛的言论，令人不禁对世界政治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

虽然还无法确定特朗普实际上会采取怎样的核政策，但从他的许多公开发言中可以看出其对反核扩散不仅毫无诚意，甚至「欢迎」核武在美国盟邦间的扩散。去年3月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指出，他认为日本和南韩都应该发展出自己的核武能力，以防止北韩与中国的核威胁。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Middlebur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东亚核不扩散研究计画主任JeffreyLewis认为特朗普的做法会造成核扩散的「骨牌效应」（dominoeffect），若美国默许了日本与南韩拥有核武，美国的中东盟邦也会开始跟着这么做，接着还会有「一大堆国家在等着」。

如果特朗普所言正是他即将开始推动的核政策方向，这不只将使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在核限武谈判中的努力前功尽弃，也会让目前受到190个国家签署、承认的《核不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Treaty，NPT）前景堪忧。从NPT条文中可归纳出当今受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世界核不扩散体制三大支柱：一、和平使用核能科技的权利；二、核不扩散；三、核限武。其中，核限武与核不扩散是防止核武垂直扩散（已经有核武的国家增大核武库）与水平扩散（拥有核武的国家增加）的原则，特朗普去年的言论则直接违反了这两大支柱。

垄断的野心与维持优势的私心

正如同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America Great Again），他对核问题的公开言论也彰显出他希望美国能再次拥有称霸全球的「伟大核武力」。事实上，美国在核领域追求核霸权与维持自身核优势其来有自，从杜鲁门开始每一任总统都以此为基础发展不同的核政策。即便美国的核打击能力在冷战时受到苏联严峻的挑战，但它依然能透过较先进的科技与飞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加强自身的防御机制，维持吓阻与战略部署上的优势地位。

虽然2009年4月欧巴马总统在布拉格演讲时强调要「终结冷战思维」，提出「无核世界」（WorldWithout Nuclear Weapons）的长期目标，还因此在同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表扬。然而在2010年出版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Posture Review）中即使明示将「降低美国核武之作用」（Reducingthe Role of US Nuclear Weapons），但却没有提及如何删减、处理库存核弹头，以及如何达成与俄罗斯签署的《新削减核武器条约》（New START）* 等问题。美国科学家联盟智库（FAS）核资讯项目主任HansKristensen就指出，不论欧巴马的主张多么理想，《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既然提到美国核战略部署态势应维持「除了战略轰炸机停止全程戒备外，所有洲际弹道飞弹于部署状态，及无时无刻海中须有相当数量的弹道飞弹潜舰（或称战略核潜艇，SSBN）」，明显还是冷战思维。

*吊诡的是《核态势评估报告》于2010年4月6日公布，而美俄两国的《新削减核武器条约》由欧巴马与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Medvedev）在同年4月8日签署，两者日期非常接近，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可能没有规划、评估过。

欧巴马总统在布拉格演讲

其实在美国率先拥有并使用核武后，曾经一度有机会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控管机制，但都因为其追求自身垄断与优势的策略而胎死腹中。如1946年为了彻底垄断，美国通过并执行《麦克马洪法案》（McMahonAct），非常严峻地禁止了任何与原子能有关的技术、资讯交流，且不仅规范密切接触核技术的军方、政府官员，甚至连可能知悉相关理论的一般公民也严格监控。该法第十条就明文写到：「美国公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任何核能资讯或技术的交换都将被禁止。」《麦克马洪法案》象征美国对核武完全垄断的企图，不顾战时共同研究的加拿大、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参与，也不与其他盟国协商如何控管如此强大的武器，使得许多盟邦将美国的做法评为「重返孤立主义」。

美国通过并执行《麦克马洪法案》（McMahonAct）

另一方面，苏联外长在二战后向联合国提议应该成立原子能委员会来控管核能发展。美国身为当时唯一的核武国家，派出由银行家Bernard Baruch、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局长DavidLilienthal、著名核物理学家Robert Oppenheimer组成的代表团，于联合国提出「柏鲁克计画」（Baruch Plan）。该计画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国际原能发展局」（InternationalAt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IADA），要求各国将所有的核武设备、技术及资料交付于此单位，并且将所有的原能活动区分为「安全」及「危险」两类。危险的原能活动及铀、钍（thorium）等裂变性元素的矿井将受到IADA的全面控管，而与危险原能活动有关的机器设备则透过战略平衡之考量分散安置于不同的国家。另外，安全的原能活动也必须在IADA的管理与监督下让各国自行开发。「柏鲁克计画」甚至建议若违反IADA规则而遭受制裁或惩罚的国家不得因为联合国否决权（vetopower）的使用而获得取消或幸免。然而，在冷战氛围越来越浓厚的局势下，苏联认为在建立IADA这种超国性权威来控管核能之前，美国应该先在三个月内把所有库存的原子弹摧毁，而且各国必须保证在未来的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而美国则在维持核垄断的心态下拒绝这么做，最后导致「柏鲁克计画」胎死腹中，始终未被执行。

从《麦克马洪法案》及「柏鲁克计画」可以了解到虽然美国也曾企图控管核扩散，但理由是基于自身对核武的垄断，且在核技术、发展先进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下，不愿与他国协商、妥协，导致核武水平扩散到全部「五强」（依发展出核武先后顺序为苏、英、法、中）。即使1968年NPT签署后，美国为了保持及加大与其他四强间的核优势，并以延伸吓阻（extendeddeterrence）提供区域盟友核保护伞，于是与苏联展开核军备竞赛，造成严重的垂直核扩散，迄今在这场竞赛中制造、部署及退役的核弹头库存数依然占了全球总量的93%。在美国长期坚持核优势的政策下，即便有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存在，核扩散依然缓慢地进行中。

世界核局势与中国的角色

中国的核政策一直以来都以维系核不扩散体制的稳定为目标，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完成核试爆后，中国就对外发布声明「中国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原则。2015年国务院出版的《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则继续维持了这一重点，当中指出中国「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第一次完成核试爆

关于核不扩散的实践中，中国基于防止水平扩散与垂直扩散的实际对策也与核战略思维相结合。例如中国一直采取「最低吓阻战略」（minimumdeterrence）作为核武吓阻战略的理论基础，在此种战略下，中国只追求具可信度的第二击（secondstrike）能力，不同于美、俄在冷战时期追求的以「打赢核战争」为基础的对抗型策略。积极参与中共核武发展的聂荣臻便针对中国核武能力认为「要有起码的还击手段」，邓小平也说过「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到点报复」。可见中国的核战略是以放弃第一击及建立有效的第二击为主轴，并且也强调其吓阻只针对核武国家，不针对无核武国家。

在垂直扩散问题上，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但认为核裁军是一段过程，呼吁先由掌握全球大部分核弹头的美、俄两国率先展开，其他国家再一同跟进。目前美国科学家联盟智库估计中国的核弹头数量约为260枚；而以设定末日警示钟闻名的《原子科学家公报》组织（Bulletinof Atomic Scientists）则认为中国目前有170枚核弹头，其中已部署的有110枚。虽然《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强调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目标为「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且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与美、俄两国相比也确实是九牛一毛，但中国的核武库依然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在增加当中。北京清华大学的国际研究学者李彬说明了这种增长的原因，即中国虽然不以核霸权为目标而追求大幅囤积核武数量，但在面对其他国家核能力（或防御能力）的强化时（如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发展），中国为了避免吓阻失灵及确保自身第二击的可信度，因而必须适度的增加攻击性的核武部署。

在水平扩散问题上，《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也强调「应切实维护和加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和普遍性；应确保国际防扩散努力的公正性和非歧视性，平衡处理防扩散与和平利用科学技术的关系，摒弃双重标准。」可见中国对NPT所规范的基本原则是持正面态度的，也呼吁各国在面对扩散问题时，应维持公正立场，不应在违规国是盟国或友邦时就采取放纵的态度。而对于扩散实例的处理上，中国也坚持通过大国介入对话的方式来调解、协商。例如针对北朝鲜核问题，《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强调透过「六方会谈进程平衡解决各方关切，实现半岛无核化」。

综观所述，可以发现中国与美国的核战略有以下几项基本原则的差异：

一、放弃使用核武的主动权：中国完成首次核试爆后就立即宣称「不首先使用」，是受NPT承认的五个核武大国中首先提出的，也是目前唯一坚持此原则的国家。相较之下，美国在欧巴马于布拉格的「无核世界」宣言后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依然没有放弃核主动权，这令许多对欧巴马政府核裁军政策充满期待的国际观察家大失所望。

二、追求适量吓阻：中国一直维持数量远少于美国的核武库。虽然上世纪末许多西方学者指出：中国是因为受到技术与经济资源的限制，不得不采取「最低吓阻战略」，且认为未来若政治与经济条件允许，中国的策略很可能会转变。但直到今天中国在科技与经济上都获得重大发展后，「最低吓阻战略」依然为中国核战略的主轴，并未看到重大转变。

三、不发展延伸性吓阻：作为核霸权，美国不仅对全世界各地盟邦提供区域核保护伞，且将核武部署在许多海外军事基地（如德国比歇尔空军基地，及去年美国国防部解密曾在冲绳嘉手纳基地部署核武），甚至透过与北约（NATO）盟邦「共享核武」来达到「延伸吓阻」的效果。相较之下，中国虽然曾给予一些无核武国家「积极的安全保证」，以此说服他们放弃发展核武，但并未表示过以「核手段」作为安全保证的方式，此与美国以「核手段」提供盟国核保护伞不同，且中国也不曾在国境外部署核武，这使得中国的吓阻范围一直以自身领土为限，从不向外延伸。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第一、第二项差异是造成美、中两国在垂直扩散问题上的差异，而第三项则是两国在平行扩散问题上的差异。即在美国追求核霸权、核优势的状况下，它不可能放弃核主动权，也不会采行「最低吓阻战略」，这必然导致它的核武库难以裁减；而美国在各区域中的核部署、核保护伞承诺，也会导致区域中与美国敌对的无核武国家饱受威胁，纷纷动起发展核武的念头。

虽然如同北京大学军控与裁军中心主任韩华所言，冷战两极体系已成过往，中国于2009年左右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世界核秩序的传统格局并未经历重大改变，中国在世界核秩序中的影响力仍然相对薄弱。然而中国做为一个崛起大国，理应尽力维系核不扩散体制的稳定：如在水平扩散发生时，应协同区域大国共同对话、协商；在垂直扩散问题上，呼吁所有核武国家以百分比的方式进行核裁军。这不仅能强化世界核控体制的公正性，也符合中国核政策上一直追求的最终目标。此外，在国家安全层面上，中国应坚持「不首先使用」原则，除了进行核裁军，还坚持放弃第一击能力。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积极确保第二击能力的多样性、有效性，例如除了目前中国发展较成熟的陆基弹道飞弹打击能力外，应更加强目前相对弱势的SSBN的发展，使核部署更隐匿，发射位置也不只局限于领土内，令人难以捉摸，营造出第二击能力的可信度，并以此达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国核战略。

亚洲核武化与中国的因应

世界核局势在特朗普摆出强硬的核态势下，普京也强势的回击，这种状态若继续维持下去，可以想见未来美、俄的核裁军协议可能将暂时冻结，垂直扩散问题面临严重威胁；若特朗普更进一步放任（甚至协助）日本与韩国发展核武，则水平扩散问题也将全面失控。这两项问题的发生不但都与中国向来的核主张背道而驰，更会严重影响中国在区域中的重要利益，中国必须在战术与战略上都做好准备。

中日之间除了历史问题的隔阂，还有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日本又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许多争端国家维持战略伙伴关系，甚至还跟台湾具有「间接性」的防务合作。*可想而知一个拥有核武的日本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威胁。事实上，以日本的经济及技术能力，要发展核武绝对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因应冲突升级为危机或战争时，可能具有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的能力，因此，中国必须针对日本可能选择发展的核打击能力类型做好战术评估及准备。例如，日本军事评论员KyleMizokami曾指出最适合日本发展的核打击能力为利用日本海军优势发展潜射弹道飞弹；日本狭长的地形、公路的狭窄以及与主要威胁中、俄两国的邻近性，使得陆基弹道飞弹的隐匿、运输、部署都容易被侦查清楚；战略轰炸机要造成有效吓阻必须长期维持一定数量久滞空中，这就需要空中加油机辅助，而中、俄的邻近性与防空科技也使得日本的机场、加油机容易成为打击目标，因此日本也不宜大力发展战略轰炸机。

*「间接性」的防务合作指的是2015年安倍政府在国会通过修改了《新安保法》后，放宽了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使日本可以派兵海外，且当美国受他国攻击时，日本也可派兵支援。而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又对台湾有单方面的保护承诺。可想而知当台海发生战事，美国派兵支援台湾时，日本亦将参战。

除此之外，韩、日拥有核武还具有地缘战略上的意涵，因为两国不仅为美国的延伸吓阻范围，具美国核保护伞的承诺，又拥有自身的核武部署，这样的状况近似于冷战时期英、法两国在欧洲对苏联造成的威胁。或许我们可从苏联在欧洲的吓阻策略来考虑未来可能采取的因应方式。苏联在1955年成立华约与北约对抗，且在东欧各国部署大量核武来吓阻北约的西欧国家，然而此种大量扩张核武库的吓阻方式与中国的核政策基础相违背。较适合中国的应该是1986年美国兰德智库报告中提到的苏联针对英、法两国发展的「弹道飞弹防御系统」（BallisticMissiles Defense，BMD）。BMD主要可分为三类：针对地点（如机场、军事基地、发电厂）的「反战术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ATBM）、针对几百公里战场上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及针对国家领土范围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中国目前的防御性飞弹以「红旗」系列为主，加上据报导2016年起将向俄国采购的S-400，主要针对三峡大坝及重要军事基地做部署，尚未发展出涵盖范围较大的导弹防御系统。考虑到日、韩可能拥有核武器，以及他们跟美国在亚洲可能形成的核协同能力，或许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不违反「放弃第一击」、「防扩散」、又不发展「延伸吓阻」的政策主轴下，更加确保吓阻的有效性，而NMD的发展正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近来美国想要在南韩部署的「萨德」（Terminal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就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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