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梦册】《中国论》之二：重新认识中国之国

From 罗梦册两岸远望 2019-04-06

前期回顾：

编按：从11月号起，我们重新整理罗梦册先生的《中国论》，开始连载。第一讲第一节，谈到知己知彼才能善处国际；本期接着刊载第二节。本刊除对原书进行文字、标点符号的校正，并将缺漏字以［］补正外，仅在必要处加注说明，其他不予更动。

此外必须说明，对于罗梦册先生这部绝版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我们原想在重刊之前先与其家属联系；无奈联系无门，而台湾岛内独氛高涨，不容坐视，我们遂决定让《中国论》尽快重见于世，以发潜德之幽光。请罗先生家属、或知道如何联系其家属的读者，见刊后能与我们联系。

*作者罗梦册，为1943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今天政治大学前身）教授。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12月号；总351期）。

第二节　「中国之国」之自我再认识

自然，我们所说的这一个「知」，不是「妄自尊大」之「知」，也不是「妄自菲薄」之「知」，而是从「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认识」和「自我再认识」之深处所得到的一个「真知」。

说到这里，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就因之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或可说我们的列祖列宗们，对于我们中国国家、最好说对于我们的「中国之国」，是不是一向是有着正确的自我认识？近百年来，身处于这一个千古未有的历史变局之中之我们前两代、前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国人，对于我们中国国家或「中国之国」，又是不是有着正确的自我认识？或者是正犯着认识不清、认识不足、甚至严重地自我误认的病症的呢？

要回答这个巨大而切要的问题，自只有从历史溯起。

中国的古代史、中古史和近古史，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古先民、我们的列祖列宗们，对于我们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差还能一向地保持着正确的认识，至少是相当正确的认识。因而，他们也一向是怀着强烈的自信和自尊的心境去看待我们中国的国家和民族。

即就严格的历史年代讲，中国人把「中」字和「国」字连用在一起，渐次形成为一个具有具体内容的专名辞──「中国」，用以明确地代表并说明一个特殊的、高级的、前进的政治区域、政治生活、政治形式，或文化区域、文化生活、文化形式，或民族区域、民族生活、民族形式，已远始于两周之世。然我们仍可得而言者，先「中国」一辞之出现和存在，似已早有一些与「中国」一辞有着同意义或前行者的名词存在着。例如，意为从野蛮世界逐渐兴起之文明世界的「禹迹」、「禹绩」和「九有」，以及意识着中居「四方」之「中」或「天下」之「中」的「商方」或「中商」。

我们知道，远在殷商之前，或可说远在夏、商之世，以迄两周之际，当我们的古先民们在当日为风夷、黄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马方、羊方、O方*，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诸蛮族所包围之东亚大陆的核心──黄河中下流──烈山泽、驱猛兽、开阡陌、治河渠、布五谷、树桑麻、建宫室、筑城廓、造文字、作书契，创造出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之东方型的文化或文明之后，就渐次地开始了「维禹之绩」1、「九有有截」2和「商邑翼翼，四方之极」3，以及「华夏蛮貊，罔不率俾」4、「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5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6之「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的觉识。他们也就自称我们自己为「禹绩」、为「九有」、为「中商」、为「华夏」、为「诸夏」、为「中国」。

1.语出《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维：通惟，是。绩：业、功。攸：于是。皇：大。辟：君主。烝：美。《郑笺》：「昔尧时洪水，而丰水亦泛滥为害。禹治之，使入渭，东注于河，禹之功也。」

「禹绩」或写为「禹迹」，指禹足迹遍及之地，语出《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虞人之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芒芒：茫茫，水盛貌。

2.语出《诗经．商颂．长发》：「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九有：指九州、九域。有截：齐一貌。

3.语出《诗经．商颂．殷武》。翼翼：繁盛丰美貌。《郑笺》：「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

4.语出《尚书．周书．武成》。蛮、貊：古代称当时文明发展相对滞后的南方和北方部族。率：遵循。俾：服从。指当时华夏族及周边部族，没有不遵服周武王的。

5.语出《论语．八佾》。此句历来因断句出入，而有解释的差异。针对本文所采断句，《正义》曰：「此章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此处，「诸夏」即为共享文明的共同体。

6.「进于中国」即「进于文明」，「进于夷狄」即「进于野蛮」。此种以「文明」作为「华夷之辨」的思想，始于孔子。韩愈〈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杨树达（1885-1956）之《论语疏证》中亦云：「《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

*此处缺漏字为古字，该字不见于《说文解字》，因此对其发音及所对应的今体字众说纷纭。一说此字即《康熙字典》中「舌」的古体字。

这自是说，我们之各该当时的古先民们不但已自觉地觉识到，我们自己之在各该当时已有一个「禹绩」、「九有」、「中商」、「华夏」、「诸夏」、「中国」之「国」的创造和保持，而且还自觉地觉识到，我们这一个「禹绩」、「九有」、「中商」、「华夏」、「诸夏」、「中国」之「国」是比各该当时之野蛮的风夷、黄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马方、羊方、O方*，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得文明的多。或可说，他们不但已自觉地觉识到我们这一个「禹绩」、「九有」、「中商」、「华夏」、「诸夏」、「中国」之「国」是比各该当时之风夷、黄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马方、羊方、O方*，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得文明，而且自觉地觉识到这一个「禹绩」、「九有」、「中商」、「华夏」、「诸夏」、「中国」之「国」应当并可能化各该当时之风夷、黄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马方、羊方、O方*，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野蛮，而入于这一个「禹绩」、「九有」、「中商」、「华夏」、「诸夏」、「中国」之「国」之文明中。结果，各该当时之野蛮的风夷、黄夷、畎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马方、羊方、O方*，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也就先后地融化于这一个「禹绩」、「九有」、「中商」、「华夏」、「诸夏」、「中国」之「国」的文明中。

*同前段注解。

我们回读历史，读到了这些历史时代，读到了这类史绩，不但是不觉得我们的古先民们怀有什么「优越感」，而且不能不惊叹他们之自我认识的正确。自然，这一个充溢着自觉性和创造性的自我认识，不是他们于轻易中随便得来，而是一个在丰富的历史事实的积累中，经过了客观的启示和主观的思维而始有所会心的收获。

秦汉而降，一直到清代中叶，我们的四邻兄弟之国，始终是称我们这一个由「禹绩」、「九有」、「中商」、「华夏」和「诸夏」脱胎而出的「中国」之「国」或「中国之国」为「天朝」、为「上国」。

这类称号之过分的名贵或过分的尊严，或不无有失我们「中国之国」之平易谦冲的本色。但由此正可藉以说明「中国之国」在客观存在中之真实的状貌和动态之为如何。我们的四邻兄弟之国既然是真切地看到并感到，在她们的面前有一个高贵的、庄严的、伟大而和平的「中国之国」的存在，也就不由得不泛露尊崇和景慕之情。自然，相对的，这一个「天朝」或「上国」也一向是很明白地理解着并重视着，她自己在东方世界之内、或诸兄弟之国之间，所居的地位和其应负的职责。

这一个「天朝」或「上国」一向是很明白地理解着并重视着她自己在东方世界之内、或诸兄弟之国之间，所居的地位和其应负的职责之具体的表现，就是这一个「天朝」或「上国」之在东方世界之内、或诸兄弟之国之间，一向是主持着正义和公道。我们若说「中国之国」在过去是如何地努力于「以大事小」，或会被他人认为是一种很迂阔、很虚伪的不经之谈，然在正义和公道之消极的一面，她确是一向地以洋洋大国的风度谨守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忠恕原则。自然，她一向努力的所在，多在于正义和公道之更积极的一面。而此积极方面之庄严的表现，自以她「兴灭国，继绝祀」的主张和实践最为特殊。她这种「兴灭国，继绝祀」的王道精神之所由产生，与其说是由于她四邻兄弟之国之称她或奉她为「天朝」或「上国」之故，无宁说是由于她自己之一向的具有「她自己乃是一个『天朝』或『上国』」的自觉和自责。例如秦之后和清之前，代表着诸不同历史时代的「中国之国」之「汉」、「唐」、「宋」、「明」诸称号，在原初，因只是一些王朝或朝代的名号，然因各该时代「中国之国」之政治经济和文化之特别的繁昌，以及其对外关系之惊人的扩大，这一些王朝的或朝代的名号却都渐次地扩大为各该历史时代之「中国之国」的国名，或各该历史时［代〕之「中国之国」之政治和文化的名号了。当汉人、唐人、宋人、明人，或汉、唐、宋、明之后的后人，对外提说「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如何如何，或「汉」、「唐」、「宋」、「明」如何如何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汉、唐、宋、明已不再是一个王朝或朝代，而是各该时代的「中国之国」，或各该时代之「中国之国」的政治或文化。而并且当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意识着他们所说的这一个「大汉」、「大唐」、「大宋」、「大明」之「中国之国」之于各该当时之已知的世界，就是一个「天朝」或「上国」的自称或代词。久而久之，这一些「汉」、「唐」、「宋」、「明」等字的使用，尤其是「汉」、「唐」二字的使用，也就于无言中含有中国政治或中国文化之在各该当时之为如何的「文明」、「进步」和「伟大」的自觉和自尊。

秦清之间，中国人之自称「中国之国」为「汉」、「唐」、「宋」、「明」，或「大汉」、「大唐」、「大宋」、「大明」，而于谦冲敬诚之中接受「天朝」或「上国」之地位和职责，正同先秦时代，中国人之自称「中国之国」为「禹绩」、「九有」、「中商」、「华夏」、「诸夏」或「中国」，而于「文明」和「野蛮」的识辨之中接受了「文明」者的地位和职责一样。这不是由于我们古先民们的狂妄或自大，而是由于他们的自觉和自责。惟其自觉，才能自责；亦惟其自责，才加强着他们的自觉。

但世变推演，今已非昔，历史环境、或历史发展之于中华民族，自不会永世如一。由于近百年来东西两大世界之猝然地相遇和相交，曾给予中国历史一个千古未有的变局。而我们的前辈人、甚至我们自己这辈人，也就全无准备地置身于这一个非常的历史变局之中，而为她所困惑。清末人不认识与他们猝然为邻的新邻人（西洋世界的民族和国家）、误解着与他们猝然为邻的新邻人，虽尚知守护自己、重视自己，然实已不再认识自己，并开始误解自己了。他们于中国几次地被西洋战败之后、自己的生存已大受威胁之时，仍是坚持着中国是「天朝」、是「上国」，葡、荷、英、法、德、俄、美、义等国是「蛮貊」、是「四夷」，不但是不足以说明中国人之仍然具有自我认识，正是反面说明着我们的前辈人之不肯正视新的事实，已开始误解着自己。他们不知道，中西相遇之后的新世界，已非我们古先民们所处的旧天地。

居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的今日，属于「欧风美雨」已经侵袭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今日，如果有人仍然是闭着眼睛，像清季同光时代（编按：1862-1908年）的士大夫一样，极顽固地坚持道：「中国是天朝、是上国，英、美、苏、荷、法、比、德、义、西、葡等国是蛮貊、是四夷」，自是一篇极过时之论。民初以来，讲这话的人已经不多了。然民初以来，一般国人虽稍知我们的邻人，却忽视了我们自己，甚至否定了我们自己。因而，他们正像清末的人一样，甚至有甚于清末的人，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不是认识不清，便是犯着严重的误认。

民初以来，甚至是一直到最近之最近，一般国人对于我们中国国家或「中国之国」的自我认识究是如何的呢？他们曾经如何地介绍我们「中国之国」呢？

讲起来（若是认真的讲起来），则至为遗憾。除了极少数之先知先觉者，和一二好学深思之士外，就一般的讲，一般国民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总是怀着一种极模糊的概念。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外强中干的说：「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的大国」，或「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有人无所谓的说：「中国是一个老大帝国」，或「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还有人更断章取义的说：「中国是一个弱小民族」。这是一些何等粗俗又何等肤浅的解释，尤其是后者，更是一个何等幼稚而有害的自我介绍啊！

此外，另有一种人，固不像一般人对于我们国家的自我认识之模糊和不负责任，但不幸，他们却又为西洋近代政治产物之西洋国家──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所蔽。这些人，大多是受过西洋近代文化的洗礼，而且怀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人。他们不提到「国家」二字则已，一提到「国家」二字，总是认为西洋近代政治产物之民族国家，如英、法、义、德、俄、美等国家，才是「国家」。因而，当他们一谈到中国，或有关中国之诸问题的时候，就马上意识着一个西洋国家，从西洋国家的「国」字的各角度来观看中国、或来审判中国，来观看或审判有关中国的诸问题。或者是他们先胸有成竹地拿着西洋国家的模胎、范畴或尺度，漫无彼此地向「中国之国」的脸上比、头上坎、身上量。比来比去、坎来坎去、或量来量去的结果，很容易地会使得他们极悲观地觉得：我们中国既不像英国、美国、法国，也不像德国、义国，也不像俄国，乃是一个四不像的国家；中国人一向是没有民族意识、也没有国家观念，真是像「一盘散沙」一般。因而，就有人会同意极少数外人之皮相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文化乃是一种非政治的文化」。因而，也就有人认为我们「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还没有一个国家」。因而，也就有不少的人觉得我们中国事事都不如人，自惭形秽地厕身于英、美、法、德、义、苏等国家之林。直到现在，不少的国人还在严重地误解着「抗战建国」四字所涵之正确的意义。他们似乎是把战争当作是一个奇迹，我们中华民族将会从这一个奇迹中无中生有、白手起家，凭空地创造出一个国家来。这自是等于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在无国家、无组织之非政治或无政治之生活中鬼混了几千年，从明天起，我们中华民族要一跃而登于「国家」之域，才开始过有国家有组织之政治生活。而且这种即将开始来过的国家生活，不是德义式的国家生活，就只有是英美式的国家生活了。

误解所及，影响极大。因为「中国之国」之不像西洋近代政治产物之民族国家，一方面是直至最近之最近，还在苦恼着不少的学者和专家、不少的有心人、不少的爱国救国的志士们；而另一方面，也就有不少的人由动摇到幻灭，怀疑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前途。抗战军兴，一部分意志薄弱之徒走向汉奸投降的死路去，大部是由于这种动摇和幻灭的意识在作祟。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之能继续迈进、以及当此世界强国频频销亡之顷，中国国家独能于此惊涛骇浪之中年复一年地平安渡过，一般国人的自信和自尊，固已千真万确的较之战前大为增强。而同时，由于中国之能于此短短的数年之内，从所谓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以及无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绝地，迅速地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坚固的团结，并能另以具备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浓厚的国家观念的新姿态和世界相见，同大敌周旋，前此痛诋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过激论者或悲观论者，因已格于这一个新的情势，不能不改换论调。然此等自信自尊的增强，以及悲观论调的改换，只不过建筑在一般的国人和世人对于「中国之国」之在此大时代中所有表现之极表面的反应，并非是已达到自发的理解了「中国之国」的本身的特质。

这期间，在中国的诸盟国中，不少的名流学者、甚至第一流的政治家们，曾一再地为「中国之国」在最近五年中所作之伟大惊人的表现和成就表示欣喜，然亦曾一再地为「中国之国」在最近五年中所作之伟大惊人的表现和成就深感困惑。因而，他们时时地对中国发出苦闷的或无名的赞颂。待到紧随着中国之长期抗战而来之最后胜利的在望，与整个亚洲之政治觉醒，迫推着国际政治转入于一个崭新的新时代，英美两国已不能不于去冬采取重大步骤（编按：1942年10月10日美英宣布放弃在华特权，改订平等新约），宣告废除各该国在华之治外法权（编按：实指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权益，中国的国际地位已随之而来一突进的时候，一般国人也就开始大谈其「中国已是四强之一」的强国论。这不但意识着中国在战后一定会建造成为一个像英美一样的强国或英美式的强国，而且意识着我们中国在尚未「建国成功」之前，即已是一个「强国」了。等于说，我们中国之「建国成功」，倒反落在我们中国之已经成功为一个「强国」之后了。

不仅如此，或可说惟其如此，近五年来中国在亚洲大陆上所作之表现与成就，和由此等表现与成就即可推而知之的伟大前途，已渐次使得世界各国、甚至我们的盟邦，不无为之「一喜一惧」，终至惶惑不安了。紧随着英美在华特权之自动废弃的宣布，在英美两国之内，已有不少神经过敏者、或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们，出而高唱其对华早作戒备论。他们认为：「具有四万五千万人民的中国，如让其民族主义自由发展，是会很容易地构成世界和平的新威胁。」因而，他们主张：「在战后的远东，应建立起一种平衡力量或均势制度，使中国在亚洲不致于独自强大、或过分强大。」结果，为平息这种错觉的蔓延，竟劳得我们的最高领袖不能不于此对敌作战正军书旁午的时候，出而向世界、向盟邦，特作明确而严正的声明：「中国绝无意领导亚洲」。*

*1942年2月，蒋介石出访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并不顾英方反对，拜访了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10月29日，蒋在对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报告中澄清：他「毫无一点干涉印度内政或其他的企图」，还进而解释说：「我们中国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对印度、缅甸、越南、暹逻，以及南洋各地民族，都应该一视同仁，尽力扶助，不好存一点『民族优越』的心理！……我们不好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覆辙，说我们中国应该作亚洲各国的领导。『领导』两个字如果解释得不当，就要引起许多误会；大家以后无论说话作文，不可再用『领导亚洲』字句。……我们中国对于亚洲弱小民族，根本就只有扶助其解放的义务，而没有要求领导他的权利，我们这一个宗旨，可以公诸世界各国，并可担保我们将来必以事实证明。」10月31日，蒋又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闭会时讲：「我们中国为亚洲最大最古之国，但我们决不要侈言什么『领导亚洲』。」罗梦册本人就是第三届参政员，在现场两度亲耳听闻，故深有所感。

这种以人为的方法增加同盟国家间的误解，固不无部分的事出有心，然而大部分的造因，却不容不说是由于他们之太不了解了「中国之国」。自然这种「不了解」的责任，与其委之于我们的盟友，还不如归之于我们的自身。我们在前边，不是已经反复地说过了，一般国人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不是认识不足，便是犯着严重的误认吗？自己尚且如此，还怎能反责我们的邻人。

但所幸，当我们中华民族从近百年的历史困顿中渐渐翻身，开始踏上复兴或重获自由之途的时候，或可说当中华民族即将为自己的历史另开一个新时代的前夕，不无有极少数的人已潜从「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的间隙之间，转进于「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认识」之另一境地。适于此际，在中国学术思想的领域内，历史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等学科的水准也达到了惊人的提高，已有可能使一二好学深思之士在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历史之「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认识」之深处，渐次辨明近年来为一些自命开明的士大夫、或可说为一些悲观派的忧国之士们，所倡导之「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还没有一个国家」的论调的谬误，以及近一时为部分的英美人士所放播之「自由强大的新中国即将是世界和平的新威胁」的流言之荒唐。并进而确认：中国不但早已是一个国家、早已有一个国家，而且这一个气派伟大、性格温和、生活丰富而生命力最为坚韧的中国国家或「中国之国」，和西洋近代政治产物的民族国家，以及近中东世界与欧洲世界之古今帝国，乃是三种生长并存在于不同时空之中之不同类型、不同范畴的政治组织、政治生活、政治精神和国家形态，不能混为一谈。

为了尊重历史的尊严，或可说在我们面对伟大祖国之光荣的过去、伟大的未来，以及其现时代的苦难和被人误解之严重，来一个痛澈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认识」之后，却使得我们不能不立即坦率而庄严地向国人提醒，并向世界宣告：

中国或「中国之国」，在过去、或可说一直到现在，不是一个「族国」（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超「族国」反「帝国」的「国家」；而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天下」，──而是一个「天下体系」、「天下机构」或「天下国家」。惟其她是一个「天下体系」、「天下机构」、「天下国家」，她才不是一个狭隘的排他的「族国」，也才不是一个征服镇压式的「帝国」。

就某一方面讲，无容讳言的，「中国之国」现正落伍于西洋「民族国家」之后；而就另一方面讲，「中国之国」早已走在「民族国家」和古今「帝国」之前，比之「民族国家」和古今「帝国」来得前进的多多。「抗战建国」四字之正确的意义，是不应把战争当作为一个奇迹看：我们要从这个奇迹中无中生有、白手起家，凭空地创造出一个国家来，或我们要从这个奇迹中无中生有、白手起家，凭空地创造出一个英美式的国家、或德义式的国家、或中世纪蒙古式的世界帝国来。而是应把战争当作是一件必要的或最后的手段看：我们中华民族现正以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扫除并解放「中国之国」──一个「天下体系」、「天下机构」或「天下国家」──在生存和蜕变的途程上所遭受的威胁、迫害与障阻，使得「中国之国」──一个「天下体系」、「天下机构」或「天下国家」──能够自主自由地生存于现世界之上，并能够自主自由地从中古式的经济生活中过渡到钢、铁、煤、电、油的现代。然后再以她的新地位、新生活，与由此新地位新生活所产生的新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福利，作巨大的贡献。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是说中国之已为或将为英美式或德义式的强国，而是说「中国之国」之已在生存和蜕变的途程上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中国人在过去，不是不能够把中国建造成为一个国家观念浓厚、民族意识强烈之狭隘的或紧严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不能够把中国建造成为一个由征服而统治之镇压剥削式的帝国，只因为顺应她以前所独处的时空的要求和历史的发展，未走向狭隘的、排他的、征服镇压的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之路，而迈上宽大容忍之兼容并包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也就是中国人所一向称颂的「王道精神」）之途。结果，乃「薄狭隘排他式的民族国家而不为」，亦「薄征服压榨式的帝国而不为」，建立了并保持着一个宽大的、承纳的、超「族国」、反「帝国」之「天下政治」、「天下机构」或「天下国家」。

由于「中国之国」的处境的丕变，或可说由于中国历史或东方历史大变局之突然迫来，中华民族须要把中国之既成之「天下政治」、「天下机构」或「天下国家」加以适时的改造、或痛澈的修正与补充。须要使中国人民也起而重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最好说，须要把这一个「中国之国」从「遗世而独立」之「悠闲自得」或「无为而治」之政治生活中，和马车帆船与手工生产之古旧的经济生活中，过渡到适于国际共处之热辣的国际生活中，和机器生产之钢、铁、煤、电、油的现代的经济生活中，自是不容我们否认或忽视之铁的事实。但为求适应上述诸需要的施政或国策之能达到正确的设计和执行，不致误入歧途，或不致「自我误认」或「被人误解」，一个先决的问题却须要首先解决。

这一个先决的问题，就是：我们须要首先理解何为「中国之国」。我们须要首先理解，正如我在前面之所宣告者，我们这一个「中国之国」和西洋近代政治产物之「民族国家」与近中东世界欧洲世界之古今「帝国」，乃是三种生长并存在于不同时空之中的不同类型不同范畴的政治组织、政治生活和国家形态。远在东方世界和西洋世界相遇之前，中国不但早已是一个国家、早已有一个国家，而且这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超「族国」反「帝国」的「国家」；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天下」──是一个「天下政治」、「天下机构」、「天下国家」。

客观存在中之这一历史事实，也就是中国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天下」这一历史事实，也就是「中国之国」是一个超「族国」反「帝国」之「天下政治」、「天下机构」、「天下国家」这一历史事实，乃是古今〔以〕来有关中国之一切问题的核心。

若是不具有这种认识，只是「依样葫芦」地站在西洋近代政治产物之「民族国家」的观点上看中国，或以近中东世界和欧洲世界之古今「帝国」例中国，则我们自必为严重的错觉所误。有鉴于过去中国人民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缺乏，以及中国人民之确如「一盘散沙」，不但是会同意少数西洋人所倡之「中国文化乃是一种非政治的文化」的谬说，而且是不能不认定中国人的政治才具是低能、是劣等。人家早已各自建立起一个民族意识浓厚、国家观念强烈的民族国家，我们迟至今日还未能。再不然，刚刚相反的，看到今日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勃发、国家观念的强烈，也就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转而认定，所谓「建国」，就是中国要很快的建造成为一个英美式的「民族国家」或德义式的「民族国家」。甚至，中国民族主义之过分发展，即将会变成为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全能国家，再来一次中世纪之蒙古式的外侵，坐使全世界为可怖的「黄祸」所泛滥。在这种严重的错误认识下，我们不但是再读也读不通中国史，而且是再谈也谈不通有关中国之一切问题了。要谈的话，是一谈就错。但反之，如果我们打破了西洋近代「民族国家」之国家观念所加于我们的桎梏，并排除近中东和欧洲之古今「帝国」所给予我们的暗影，理解了上述之重大的基本要点，则我们不但是能够左右逢源地读通了中国史，一谈到有关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就会马上抓着它的重心，而且是将会恍然地觉悟到：惟有中国文化，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文化；也惟有中国文化，才是人类社会中最和平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的政治天才、组织能力，以及其争取和平和维持和平的魄力和决心，不但是高跻于世界上和历史上最富政治才能之古代的罗马民族和近代之盎格罗萨克逊民族之林，并超而过之。

讲到这里，或须要我们及时地郑重指出，我们所作之上述论述，乃系来自于客观存在中的历史史实，非出于著者之闭门杜撰。让我们就在接下的篇幅中来一个简要的说明。（待续）

（下期连载于2018年1月底刊出）

【阅读更多】

【石佳音】《中国论》导读：重新发现罗梦册

【罗梦册】《中国论》之一：知己知彼才能善处国际

【吴启讷】圣人之道为体，喇嘛之道为用──清朝边疆政治与族群政治架构

【吳啟訥】中国为什么那么大？ ──认识多族群统一国家的民族与族群现象（二）

【马戎】如何看待中国族群关系的演变

【石佳音】信而好古，敏以求之── 论「文化」与「自信」

【程志寰】东西文明冲突与中华民族复兴

>>>>歡迎訂閱遠望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