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上达成政协宪草决议案
档案中的内战责任
立足臺灣 胸懷中國 遠望天下
编按:两岸分治起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在韩战爆发后因美国介入而长期化,以迄于今。在此期间,二蒋反共宣传与李登辉台独教改先后相继。蓝绿双方前者拒统,后者求独,使两岸心理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今天绿营全面执政,蓝营还有人将内战责任归咎中共,以合理化其拒统立场。他们此举既违反史实,也等于帮台独否定其党名上中国二字的正当性,自掘坟墓。
抗战后中国本有和平建国的希望,却因蒋介石坚持武力解决国共之争,背弃1946年1月的政协决议,才爆发全面内战,终至两岸分治。为厘清内战责任,本刊续载6个中共内部文件,供读者参考。这些文件选自《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是当年中共党内文件,并非对外宣传,因此可代表中共中央当时的真正态度与政策。
从这些文件可看出: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初对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利深为不满,并极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但他们深信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内战可以避免,「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必将到来。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先争取较佳谈判地位,在「新阶段」到来后则要「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他们对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的政治协商会议寄望尤深,认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甚至提出「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客观回顾这段历史后,内战责任就更清楚了。
*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4月号;总343期)。
一、〈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的情势、任务和方针的指示〉
(1945年8月26日)
各局、各区党委同志们: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由于红军(按:指1945年8月8日向伪满洲国及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而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决定了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同时依据中央8月22日指示,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及府城、县城、小市镇。…现在英、美、苏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见蒋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面干涉。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其势汹汹所吓倒。
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及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他的地位,但是他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至于解放区及其百万军队,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地区与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我党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英、美、苏及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及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我党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中央
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
(1945年10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各兵团首长: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画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越多、越干净、越彻底越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了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其中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府,推行瓦解伪、顽(按:伪指伪满洲国及汪精卫伪政权,顽指国民党内顽固份子)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明年全体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的粮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给,关系于争取胜利特别重大。
和过去几个月一样,今后六个月中是全党工作特别紧张时期,希望各地领导同志及中心骨干善于掌握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我们今后六个月的努力。估计到顽方和我争夺华北、东北,虽有其便利条件(美国人,日本人及伪军的援助),但有其不便利条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地理人情不熟,孤军深入,脱离群众,补充困难,系统不一等),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的与完全可能的。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行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越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越迅速,越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区应以多年来组织起来的力量,并继续迅速组织我们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后六个月的斗争中去,争取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中央
三、〈中共中央关于政协可能解决某些问题我方纲领应部分修改的指示〉
(1946年1月5日)
丙丁(按:即周恩来):
(一)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故意不加重视,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它限制政协的职称及政协开会时间。而我们必须坚持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点将成为我们及其他党派与国民党斗争的第一个问题,似乎双方都很难让步,望你们对此点加以注意。
(二)如果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问题,那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前次我们认为政协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估计,恐不完全正确。因此,我们对政协似乎应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准备,而不只是利用政协来做宣传,因为在三国会议以后,全国停战以后,政协解决某些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关于此点你们现在的估计如何?望告。
(三)张东荪、梁漱溟对于纲领的批评和意见值得注意。如果政协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加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以上问题请你们加以考虑。
甲乙(按:即中共中央)
四、〈中共中央对目前东北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1946年1月26日)
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
(一)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等正向东北输送,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我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苏联不能公开向我办任何交代。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的,并不是蒋的阴谋),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但…蒋想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
(二)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
(三)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行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还有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个方针只要我们明确的加以确定,并为之实行不疲倦的斗争,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苏联和美国都不容许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长期内战,不论国共两党都不能违背人民意志长期内战。在全国停战后,政协改组政府谈判已获有结果,全国均须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不能内战。我们在东北有力量,能在东北长期坚持。蒋介石在东北有很多困难,只要他在东北打一二个败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四)但要达到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与国民党实行民主合作是有严重困难的,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做到以下几点:
(1)必须我们采取一个完全坚定公开明白的和平合作方针,动员全党全军及东北人民为东北和平民主而斗争,并使自己行动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内,不给对方以破坏和平的任何借口,不给对方以难受的刺激,并采取一切办法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诚意与他们合作。
(2)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
(3)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
以上数点望你们努力做到。我们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苏联和美国是赞成的,全国人民和各党派都赞成,如我们在军事上能站住并给蒋以打击,我们必能打破蒋之内战方针,争取东北和平的实现与我在东北的地位。
(五)为了实行上述方针,中央已告恩来和国民党及马歇尔谈判,提出我们派人共同接收东北,我之东北武装编为地方部队,地方政府民选自治,国[民]党到东北武装不超过十万等条件,并派中美停战小组到营口,如国[民]党拒绝谈判则东北发生冲突将由国[民]党负责。中央还准备公布东北情况及我对东北主张,同时望你们立即实行下列各项:
(1)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黑龙江、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让步。但必须巩固的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切实准备在蒋军向我进攻时,给以歼灭的打击。在军事上我应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不应有任何进攻挑衅的行动,在完全防御的有理的条件下来击败蒋的进攻,不在大城市及铁路干线附近决战,在军事上想亦是有利的。
(2)切实加强内地农村工作发动群众,准备在决战不利时能长期坚持,而不陷于溃败。
(3)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
(4)对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官吏进行和平攻势,并设法公开[我方]某些负责人(如李兆麟(按:李是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等),设法找国[民]党谈判,组织地方绅士去与国方接洽。
(5)将我们和平合作方针向辰兄(按:指苏联)切实说明,要求他们给以协助配合。以上各项望你们切实进行,并将情况电告。
中央
【石佳音、林金源】正视国共内战责任,外省人才能找到出路─誰的破網?誰的悲情?
*後段刊载于《远望》(2017年5月号;总344期)。
编按:为了厘清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再启的责任归属,破除某些蓝营独台份子拒统的借口,我们从今年3月号起连续刊文探讨内战的历史真相。本期继续刊载由《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选出的6个中共内部文件中的第5、6两篇。其中第5篇最为关键,是中共中央在1946年1月底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第二天即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此一文件除确认毛泽东于政协开幕时(1月10日)对共军发布停战令中所宣告的「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更进而宣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当时中共为了参与他们期盼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不但准备将党中央迁至苏北(靠近首都南京),还准备要取消军队中的党组织。由于此一文件充分表现当时中共对政协决议的信心和诚意,我们将其全文刊出,供读者参考。此外,在政协决议通过之初,中共中央还希望「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因此同意国民党提出的「宣传休战」(见第6篇文件)。这些中共党内指示都显示出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曙光。
但是,事与愿违,全面内战终究未能避免。国民政府在1947年7月4日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案」,正式开启了将近44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就在此案通过前夕,蒋介石在6月30日做了一个内部讲话〈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证明蒋完全清楚中共在1946年11月制宪国大召开前曾「痴望和平」,反证蒋本人对遵守政协决议、和平建国显然从来不存「痴望」。我们将蒋这篇内部讲话摘要刊出,做为6篇中共内部文件的附录。两相对照,内战责任在谁?不问可知。
五、〈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1946年2月1日)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二)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三国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及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四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与反对一党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裁,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虽然一切决议尚待实行,即是实行,离开全国彻底民主化还是很远。但是只要各党派在全国合法化,人民有了初步政治自由,民主运动即可能逐步发展,成为不可抗御的力量,破坏封建专制主义,推动国家继续走上民主化。因为有苏美英三国的支援,有国内三个主要政党(国共及民主同盟)的合作及三个主要阶层(劳动人民、中等阶级及一部份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其中有强大的苏联、中共与觉悟的劳动人民,保证了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应当指出,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并且英美大资产阶级与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阴谋企图将中国变成反苏基地,我党与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是很大。但是这一切困难是能够逐步克服与必须逐步克服。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但军队中的全部党员仍保留党籍,各级军政干部仍留原部队服务,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因此,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也不改变我们军队做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相反要更进一步改造全国军队,使之逐步民主化,最后变成人民的军队。我们军队中的党员今后必须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在脱离党的直接指挥及组织领导后,他们只从党的一般号召及党的一般政策与其他间接方法来了解党的主张与党的活动方向。因此他们将更加倚靠自己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应该比较过去更加团结,更加守纪律,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更加提高政治工作,借以保持与提高自己做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本质,因而也就能够保持与提高我们的军队做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十八年艰苦斗争,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和教育下锻炼出来的军队及其极大多数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在我党整风及七次大会之后,虽然有人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人民的军队,应严加警惕,但中央坚决相信,绝不会因为停止党的组织在军队中的活动,而堕落瓦解与背叛人民的(个别分子有此可能应当提高警惕),相反,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将因为此项改变而使自己锻炼得更成熟。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直接指导,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脱离我们党的直接指导。
(四)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关于这方面应先做精神准备,考虑成熟,待命事实。此次精兵简政,必须避免上次精简中所发生的弊病。同时要在六个月至十个月内放手发动群众(目前主要危险是许多干部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动员),完成新旧解放区的减租,以巩固我党在解放区的群众基础,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这些斗争与这些工作,中国的民主化与一切协议的实行,才有保证。我们党的继续发展及其在全国政治地位的继续提高,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中国革命的前途,均将依赖于我们党善于去组织与指导广大群众去进行这些斗争和这些工作。我党对于新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采用得越迅速越熟练,便越能夺取主动权。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党在这方面有了很大成绩,对于运用新形式,我党比较国民党要熟练些,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缺点,必须迅速改进。
(五)因此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迫逼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中央
六、〈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面转变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
(1946年2月7日)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政协会议以后国民党内部已起分化,一派主张与各党派合作,除开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外,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以及政学系的张群和于右任等,最近都转到这一派,他们愿意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政协决议,他们认为政协是国民党失败,国民党从此完事,大哭大闹,要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代表,并对蒋威胁,西西(按:即长期掌握国民党组织的CC系)、复兴(按:即黄埔系)的领导成分,若干元老如吴稚晖等及何应钦等将领属于这一派。以上两派正在形成,斗争已开始激烈化。因此,我们今天对国民党的态度必须细心谨慎,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西西、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
为了执行上述方针,中央决定暂时与国民党成立宣传休战,停止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停止宣传攻势并不是不要报导事实,不要有批评。只是说不要如过去一时期那样的攻势。宣传休战是国民党方面提出而我们赞成,这对于和缓两党间的紧张空气及孤立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实有必要。将来国民党如再对我党采取宣传攻势,那时我们当相机决定在宣传上回答他。对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反动措施,我们仍应严格批评,但在这种批评中,应该指出这是反动分子的行动,使之与整个国民党及蒋介石分开。
中央
附录:蒋介石,〈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
(1947年6月30日在中央联席会议讲)(摘录)
…先要说明最近两年来中国共产党叛乱演变的经过。自抗战胜利后这两年以来,共产党在军事政治上的行动,可以分作两个阶段来说明。在去年十二月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一个阶段,国民大会以后又是一个阶段。在进入第二个阶段之后,他们政治军事的政策和路线,都有彻底的改变。…到了国民大会(按:指1946年11至12月的制宪国大)召开,他们公然拒绝参加之后,他们检讨这一切的经过,认为完全是失败的。
他们在一本小册「对战后国内外几个基本问题之分析」里面公开承认,他们这一年来的政策路线,对他们是一种失败。他说:「日本投降实现,…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因为我党痴望和平,不能把握住时机,向华北各工业大都市进军,对伪军工作,也执行太左,致使国民党收渔夫之利。…双十协定成立了,旋即遭到国民党反对派的破坏,那时我们虽然知道受了国民党的愚弄,为贯彻我党合作抗日,合作建国的基本政策,不惜一再容忍让步,遂又成立了政协决议,这个决议,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诚意,但我们把他评价太高,国民党藉用这个宽裕时间,部署了更进一步的华北军事计画,所以更遭到国民党不断的袭击,解放区被他逐渐的侵占。在这若断若续的执行政协决议过程中,国民党却又进行了攻占承德、安东、张家口等重要军事据点的部署,不久,这个大规模阴谋军事战争爆发,在这个战争中,我们晋冀边区,又把傅作义估计太低,使他趁隙侵占了张家口,这一个错误计画,是主观主义太深,不能从两面来观察问题,军事力量虽然未遭到巨大的打击,但政治损失是很大的,接着我军事方面就走到被动的地位。这些错误,都是思想领导的历史根源的偏向,所以我们要迅速的把他纠正过来,这是整个领导上的错误」。
…所以去年年底周恩来等回到延安,经过一般检讨之后,乃一变他过去方针,卸下和平的伪装,揭开了叛变到底的真面目,而重新决定其政治军事的计画和路线。…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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