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音、林金源】正视国共内战责任，外省人才能找到出路─誰的破網？誰的悲情？

本文作者為石佳音（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林金源（淡江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此文刊载于《远望》3卷2期（2017年2月号；总341期）。

去年二二八，蔡英文引用《补破网》歌词──闽南语的「渔网」，就是「希望」的谐音──描述台湾本省人的悲情，并说：这首歌原本只有两段，但审查时被认为过于悲情，才加上第三段变成圆满的结局。蔡说：即便如此，这首歌在1977年以前是一首禁歌，这就是二二八之后的台湾：看起来好像很平和，但那是因为大家畏惧于国家暴力，有话不敢说，「连圆满的结局，都是被强迫的、演出来的。」

于是，蔡英文高倡「和解」。但荒诞的是，绿营主导、认可的和解，却是更具强迫性、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式的和解。

「被和解」的外省人

潘教授的祖父母在1945年底来自福州，但历经二二八事变之后，他们不但努力学闽南语、尽力融入台湾社会，并且绝口不提福州事。导致潘教授从小自认是台湾人，对福州一无所知，也毫无认同感。

外省第二代作家骆先生，为儿子感到欣慰，因为儿子已经成为台湾人了，不必像他那样尴尬过日子。

我们也有外省籍朋友，教他们的小孩要隐藏父母的籍贯，不要被认出是外省第二或第三代。我们在教学中，发现近年来学生中的外省第三代往往避谈自己家庭的外省背景。

父母历经内战折磨，九死一生，最后终能在台相聚的龙应台，对于追求两岸统一的理念极为鄙夷，她念兹在兹的是大陆能否像台湾一样文明、民主。当她知晓黑猫、黑蝙蝠的故事之后，竟找来"台独"诗人向阳，以闽南语朗诵诗，向这些「台湾人」致敬。当年出生入死的黑猫、黑蝙蝠中队队员都来自大陆，反攻复国是他们的至高信念。别说他们没有偏安、"台独"心态，不会自居「台湾人」，就连当年一般本省人也自认是中国人。只要了解这段内战历史以及当年台湾社会状况的正常人，很难如此牵强、突兀地去向这些「台湾人」致敬。龙此举的动机除了媚俗、向"台独"主流靠拢之外，更表明她对自己外省身分的不自在与不珍惜。

郑南榕之父来自福州，二二八事变时幸有本省邻居保护，才逃过一劫。幼时被本省同学欺负的郑，稍长之后，决定加入本省同学的阵营，去欺负其他外省籍小孩，以便取得台湾同学对他的接纳。日后，郑更「代表台湾人」，公开「教训」本省籍的朱高正。而绿营始终没对他推心置腹，只把他当外省人搞"台独"的怪咖，甚至是「爪耙子*」，于是郑南榕言行就越变越激进，最终自焚而死，用自己的生命做投名状，证明自己爱台湾、是台湾人。

*閩南語中指在背地里打小报告、通风报信的人。

善于描写「外省人悲歌」的杨雨亭，当有人寄望中共剿灭"台独"时，他说这是仇恨，不是爱。何况「前门拒虎（"台独"），后门进狼（中共），未知是祸是福。」杨既忧虑民进党大力迫害国民党、消除中国意识，但更哀怨中共阻扰国民党回大陆发展，只把国民党当对抗"台独"的马前卒。在中共与"台独"两面夹攻之下，杨认为外省人失去了舞台，他们没有可见、可望的希望，「渔网」彻底破碎，无网可补，只好集体滑向历史深渊。

前述这些外省人，除了杨雨亭外，都按照蔡英文的条件而「被和解」。其中郑南榕还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们基本上都有以下特色：第一，他们自己或父辈都直接、间接受到台湾本省人的歧视与排挤。他们学会的应对之道，就是更积极融入台湾主流社会，以求安身立命。惊弓之鸟完全没有胆识对抗歧视、迫害者之不义。他们更看不清造成这些歧视、迫害的历史脉络、因果关系与责任归属。第二，他们对自己的原乡，对父祖之国的情感都很淡薄，不愿主动与之连结，反而自愿认同台湾。

第三，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不是"台独"就是"独台"。反中程度较浅者，屡屡以大陆不文明、不民主为由，拖延、拒绝统一，即便与"台独"合流亦在所不惜。强烈反中者，干脆投入"台独"，公然与中国为敌。第四，他们多把两岸的分裂，归罪于共产党。如果不是中共叛「国」作乱，中华民「国」也不会退守台湾。第五，他们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远多于对中「国」的认同。在中华民国代表、治理中国时，中国是可敬、可爱的。中共窃「国」之后，中国就不再是中国。

外省人何以「尴尬」

没有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出身，因此每个人的出身都应得到他人的尊重。一般人多以自己的故乡为荣、为傲，此乃常情。但如果有一群人竟然因为他的出身而被排斥，或因为他的出身而怀有原罪感，甚至被逼得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做出认同抉择，这群人所处的社会必定是扭曲、不正常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悲哀与病根，不在于这些苦闷、被排斥族群的身上，而是排斥且逼使这群人感到苦闷的政治氛围与史观。这些政治氛围与史观如不移除，这个社会就会集体走上是非不明、因果不分的堕落之路，受害者将不只是社会当中苦闷、悲情的次族群而已。

试问，台湾为何会存在这一群尴尬的外省人？

从1945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是两岸共同的统治者，它理当尽力安定刚光复的台湾人心，重建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促进外省人与台湾人和谐相处。但是蒋介石一心打内战，妄想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放任官场贪腐、军纪废弛、行政无能、特务横行。结果，他的政权在大陆与全民盼望和平的心愿对立，在台湾又与本省人想改善生活及地位的希望龃龉，于是国民党在大陆输掉内战，在台湾导致二二八。最后，蒋介石带着一百多万外省军民退到刚经历二二八的台湾，重建靠长期戒严维系的威权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本省、外省同受白色恐怖之害，但也同享经济发展之利。可是双方的国族认同并未整合，社会上的省籍矛盾始终存在，并表现在选举投票中。

国民党政权先因在大陆失去人心而退到台湾，后又因寄望美日支持其「反攻」而成为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马前卒，甚至与日据时期的亲日派合作而迫害台籍抗日分子。这些举措使国民党政权无法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自然也缺乏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无法在台湾进行有效的「去殖民化」。在1971年失去联合国代表权后，国民党在蒋经国领导下迅速转变为独台，一步步向台湾本土势力靠拢，最后政权、党权都交给了皇民余孽李登辉，于是「二二八」的话语权也完全落到"台独"手中，被后者用来炒作省籍（实即认同）矛盾，并正当化其政治立场。

这就是为什么二二八基金会办理平反、赔偿超过20年，许多史料、档案都已出土，连国民党都接受了"台独"「官逼民反」版本的二二八叙事，还年年道歉，结果不但"台独"总统还继续唱「补破网」，外省二代杨雨亭却连能补的「渔网」都没了。外省人除非接受"台独"定义的、以反中仇中为前题的「爱台湾」，就不被接纳（如郭冠英）；甚至连本省人若公开宣称认同中国，还可能被威胁「斩立决」（如张玮珊）。在这种扑天盖地的「爱台湾」压力下，外省人的身分就带有「原罪」，为了逃避这种尴尬处境，只好主动或被动地配合表演「圆满结局」。某些外省人为了「赎罪」，还成为最仇恨中国的"台独"。

同胞之间相煎何急

其实，我们若把眼光放远，就会知道：不论是台湾的本省∕外省，还是两岸的台胞／陆胞，在历史长河中都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手足。台湾在从17世纪以来不断被外人觊觎，1895年陷于日本、被殖民半世纪，光复后二二八中出现的省籍冲突，1949年后两岸长期隔绝对立，甚至1970年代以来朝向独立的本土化，以及今日两岸「只经不政」的有限交流，都与美日及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运作有关，两岸因此而对立、同胞因此而分化，得利者始终是外人。

明乎此，只要台湾人认祖归宗（而不是认同侵略、屠杀、殖民自己祖先的日本人），外省人认清二蒋误国、失政之罪，则本省、外省自然可合作对抗外来的帝国主义、清理内部的威权遗绪。然后，本省人不再受皇民化影响而反中，外省人也摆脱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两岸之间就能突破超过一甲子的鹬蚌相争困境，由和平发展走向统一，终结鸦片战争以来全体中国人的悲情岁月。但是，这需要本省人、外省人中的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的深刻自省。在目前蓝绿政客鼠肚鸡肠的算计之下，还看不到希望。

过去台湾人的悲情其实是因认同错乱，以致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及迫害，误认为殖民性质的「民族压迫」，却看不到（或不看）外省人受迫害的比例比本省人高的事实。但是，在1994年以后，李登辉与民进党为了推动亲日反中的"台独"，发起了比日据时代更为有效的「再皇民化」。许多外省人在这场变态的「自我再殖民」运动中饱受压力，但他们又囿于二蒋的「无条件反共」，遂看不到出路。有些人（如马英九）以为可以在大陆与"台独"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实际上是借着独台立场来掩护"台独"，希望藉此赢得本省人的接纳，做个「新台湾人」；另一些人（如杨雨亭）面对「新仇」民进党将国民党逼到穷途末路，但又不愿放下对中共的「旧恨」，遂产生不必要的悲情。这种外省人悲情也需要反省、破解，否则台湾的省籍问题终究难寻出路，两岸关系也走不上正轨。

内战责任主要在国民党

破解外省人悲情，必须厘清下列几件事。第一，国共内战两岸分裂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我们已经为此吃尽了苦头，也被外人占尽了便宜，如今当以统一、复兴为第一要务，不该仍纠缠在内战的责任与恩怨之上。何况当年造成内战的主要责任，并非在中共。

在1988年出版的《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首次公布了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日发出的〈关于目前情势与任务的指示〉，其中写道：「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家工业化的工作。…我党对于新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采用得愈迅速愈熟练，便愈能夺取主动权。」

从此文件可以看出，政治协商会议后，中国本已出现和平曙光，共产党愿意在国民党主政的大局下，以非武装斗争的方式在选举中赢取政权。当时共党的势力远小于国民党，没有理由主动挑起内战。中共愿意在议会中与国民党竞争，这是我国和平统一、发展政党政治千载难逢的机会。后来内战再起，直到导致两岸分裂，谁的责任较大，其理至明。

内战的整体是非、恩怨，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我们如正视史实，就不会受国民党片面之词误导，而被60年前的党争恩怨蒙蔽了现在应努力的方向。

例如，12岁的桑品载，1950年从大陆随军来台，孤苦伶仃，流浪基隆码头时几乎饿死。每忆起这段往事，他都要落泪、痛哭。耄耋之年的桑先生，警觉到有人要让二二八的不幸，成为台湾的永续不幸，以满足政客的目的。但即便他有此深刻认识，谈到两岸关系时，桑还是很在意中共没让韩战停战后来台的「反共义士」及50至70年代13架共军军机「投奔自由」等事，记入大陆的历史篇章。内战受害者的桑君，仍被「反共义士」、「投奔自由」这些国民党所编写的剧本所蒙蔽，显然他对「发动内战」的中共仍不谅解，心中仍有怨气，仍想找回「公道」。此一心态其实就会助长内战的延续，并且把桑推向独台，找不到出路。

国家重于政权

破除外省人悲情必先厘清的第二件事是：政权的重要性不该凌驾于国家之上。如果始终纠结在作为一个局部政权的「中华民国」，而不回归到「中华民国」在1912年至1949年代表的整个中国，那么外省人除了转向"台独"外，当然找不到出路。

黑猫、黑蝙蝠深入大陆侦察，使美国获悉中、苏共出现龃龉，遂决定与北京建交，联中制苏。影响所及，华府就与台北断交。站在维护中华民国政权的角度观之，美国转换外交承认是北京之得、台北之失。许多中华民国派的外省人，捶胸顿足，对此极度不满。由此观之，黑猫、黑蝙蝠的牺牲，是中国分裂所造成的代价，而国民党最终也深受其害，并未获益。国民党坚持「政权重于国家」的结果，既伤害了国家，也伤害了自己。现在台湾继续追悼黑猫、黑蝙蝠，只是在两岸的伤口撒盐、延长内战情绪。

在全台皆独的大环境之下，大多数外省人不论是否心甘情愿，都已接受"台独"打造出的「和解」。现在"台独"／民进党内部，已有许多「比台湾人还爱台湾」的外省人。本省、外省的"台独"正联手把岛内的省籍矛盾「外部化」成两岸矛盾。因此，目前在台湾最被歧视被排斥的，其实不是「外省人」，而是不分省籍的反独促统的统派人士。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外省人和本省人都得面对的选择是：要媚俗从众、敌我不分、恩怨不明的与父祖之国对抗？还是择善固执，虽千万人吾往矣，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杨雨亭的失落、孤独，不是因为他是外省人，而是他既不愿向"台独"俯首称臣，也不愿旗帜鲜明的反独促统。他想到的出路竟然是中共「不再阻扰国民党回大陆发展」。问题是：一、偏安独台的国民党在台湾配合美日、掩护"台独"数十年，有何面目要求回大陆发展？二、国民党若只因洪秀柱说出党章上的「终极统一」就强行「换柱」，该党回大陆难道是想去传播独台反共思想？三、国民党若连自己提出的「和平协议」都不愿推行，那它要依据什么要求中共同意其回大陆发展？

如果杨雨亭体会到这种「出路」无异于天方夜谭，而他如仍不愿与对岸中国人合作反独促统的话，投靠"台独"似乎成为他唯一的路。

典型在夙昔

比起黑猫、黑蝙蝠，我们更应纪念的另有其人。外省人如尹仲容、孙运璇、吴大猷、辛志平、江学珠，他们对台湾的贡献，不输给任何台湾人。在这些外省人的心中，爱台湾和爱中国是没有冲突的，建设台湾就是建设中国。他们的有生之年，不曾有过杨雨亭的落寞，也不须学郑南榕的以死明志。

此外，还有许多本省籍的前辈，如《远望》的创办人陈其昌先生，以及跟他一起因抗日、反国民党而坐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牢的同志。九死一生之余，他们还是以中国统一为念，仍以做中国人为荣，还要高呼：「台湾人也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责任」！

这些前辈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清楚该努力的方向，不迷惘、不落寞，也不数说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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