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名湘西土匪曾入朝参战，屡立战功成“另类英雄”……

被视为朝战经典的上甘岭战役中，我军牺牲的战士中，有大量都是这种戴罪立功的湘西汉子。

著名军旅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曾记录了一场后来被收录在中学课本中以英勇惨烈无数国人的著名战斗——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多半也是湘西“土匪”。

湘西是指湖南西部28县，境内沟壑纵横，溪河密布，峰峦起伏，洞穴连绵。有10多个县与鄂、渝、黔、桂四省交界，历朝皆属统治薄弱区域。

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自宋以来，匪患未绝。

这些土匪武装尽管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军事素养都极差，但却个个在多年的草寇积习中获取了很多质朴而有效的战斗经验。可以说个个都是天生的“山地战、丛林战、游击战”的专家。

千百年的“湘西土匪”在1950年前后走到了尽头。

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10余座县城。

到1951年2月，解放军共“歼匪92081人”、基本肃清湘西匪患。

与此同时，湘西新建立的各级中共政权，开始着手处置3万余名被俘、投诚，乃至曾经干过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们。其中2万多名“职业土匪”，以及“有血债”的人，陆续被处决。剩下金珍彪等1万多“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被集中关押“学习改造”。

1950年12月，金珍彪正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集训”。

一同关押在这里的上千人中，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枪决，执行地点是金珍彪所在小阁楼对面的那片小森林。

每天临窗看着外面的毙人场景，金珍彪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终于有一天，门外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金珍彪当时心头一震。

进来的是解放军梁排长，正对着他微笑，不像是要拉他去枪毙的样子。

梁排长居然是来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朝鲜跟美国鬼子打仗”。金珍彪并不清楚遥远的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依然急切地回答“愿意”。

也是1951年初，曾任古丈县“巨匪”张平手下副大队长的孙家怀，“天天听政策，听受害老百姓的控诉，以为要枪毙我”。尽管曾被安慰“你是带了五六十条枪过来的，是功臣”，他心里还是极不踏实。有一天领导询问“朝鲜打仗了，你们愿不愿意去”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年，驻扎湘西两年之久的47军也奉调入朝作战，顺便将金珍彪等一批“身手较好、罪恶较轻”的“黑脑壳”也编入军队带走了，后来因为在朝鲜战场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

张家界的金珍彪、宋德清，还有新晃的蒲德美、蒲昭义、蒲德厚，以及沅陵的孙家怀、向明清等，就这样先后去了朝鲜。

对于沅陵县的张平匪部机枪手“背了七条人命”向明清来说，去朝鲜就是一个死中求生的契机。虽然他是投降自首的，但是按照“讨还血债”政策，当时还是打算要枪毙他的。

杨先树当年任职沅陵县公安局，是当地选送土匪入朝一事的负责人。筛选中，他发现已在“勾决”名单上的向明清枪法神准、打点射面百发百中，觉得人才难得，便请求公安局长刀下留人，“这个人虽然有血债，但到朝鲜去，不会投降美国鬼子，民族感还是有的”，因此建议改送朝鲜“戴罪立功”。局长一开始没答应，考虑了几天，同意了。向明清逃过一死。

土匪和军人，历来是湘西青壮年的两大“主流职业”。

以凤凰“竿军”为例，这是自清代中期至民国一直活跃在湘西的苗族雇佣军，他们彪悍勇猛，素有“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之说。后来，它便成了湘西军人夸许勇武的傲岸自称。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珍彪、孙家怀等人的积极报名，除了急于摆脱囚徒身份之外，未尝没有和谢根生一样的从军发迹梦想。

资料数据显示，1949年到1951年，湘西共关押3万土匪进行教育改造。其中在镇反运动中处决2万余人，剩下近1万人随47军赴朝作战，相当部分连军籍都没有。

湖南永顺军分区还将“湘西土匪”编了一个特别补充团。实际上，他们穿着志愿军服装但并非正式军人。但面临的艰险，与一线血战的军人们并无区别。

金珍彪成了一名机枪手，他抱定“洗罪立功，重塑人生”“有十成力气绝不只使九成”，经历了大小数十场战斗。

金珍彪回忆，过鸭绿江后就“一路急行”，7个通宵后，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南洋里，在天寒地冻中全力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机场。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全力清扫一颗颗未爆炸弹。

金珍彪记忆深刻：“35公斤重的炸弹，从空中投下来能陷入地下2米深，听着定时器咔嚓咔嚓的跳动声，我心里直发憷。”因为它们随时会爆炸。

1937年11月，以湘西凤凰籍官兵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奔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靠着肉搏白刃，喋血苦战7昼夜，成功阻击了日军，而全师官兵伤亡3/4之多，以至于凤凰城中家家挂白幡出丧。

后来被称为“巨匪”的张平，也参与了这场血战。他从沅陵招了300名壮丁，组成763团团部直属连走上前线。

这支部队在嘉善几乎全部牺牲，打到最后只剩张平和沅陵桐木溪的李疤子两人，同7、8个日军背靠背拼刺刀。他们竟然一口气砍翻几个日本兵、吓跑其余，奇迹般回到了驻地。

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朝鲜战场上一群勇猛无匹的另类英雄。

47军一位师政委将之总结为“枪法准，能吃苦，特别能打仗”。

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多年以后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

在朝鲜3年间，金珍彪、宋德清等随47军连场血战，其中最为惨烈的，或许是1953年3月的老秃山攻坚战。

老秃山，又名上浦防东山，位于朝鲜驿谷川南，是通往汉城(今首尔)的要塞，战略位置至为险要。自1952年6月起，交战双方在朝鲜中部反复拉锯，志愿军曾先后5次攻下该高地，但均被美韩军反扑夺回。

多场血战后，这座山上草木皆无、一片焦土，从此有了“老秃山”这个别名。

1953年3月，志愿军以47军第141师423团再次攻击老秃山，宋德清、金珍彪都在这支部队中。

一次，他们的对手是联合国军哥伦比亚营一个加强连、美7师20个排以及两个搜索班，还有一个坦克连。在正面约500米、纵深不到百米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共构筑了明暗堡195个、形成了以15、16、17号高地为支撑点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和密集火力这又将是一场恶战。

1953年3月23日晚19时30分，4分钟炮火急袭后，志愿军发起冲击。

金珍彪、宋德清所在的三连是尖刀。冲锋中，机枪手金珍彪和董明竹配合作战，齐力开火，连掏美军17个暗堡，护着旗手把红旗插上了老秃山主峰。

惨烈的搏杀才刚开始。联合国军全力反攻中，金珍彪和营长郝中云背靠背抱着机枪扫射，打死不少敌军，自己右腿也中了3弹。等到他从战壕爬出来时，“组长、班长，还有红旗手、弹药手都已经牺牲了”。

刚喘口气，迎面就冲上来10多个敌人，金珍彪赶紧举起机枪胡乱扫射。但美军燃烧弹也紧接着丢过来了，阵地马上变成一片火海。

金珍彪抱着机枪，就势滚下一道深沟，衣服烧没了，背部、臀部也都被烧伤了。直到天黑，浑身烧伤、血口子淌着浊黄脓水的金珍彪才被战友们发现，第三天转移到山下，抬进军用卡车送回了后方战地医院。

金珍彪受伤脱离战场时，老秃山的战斗还在继续，打到最后只剩宋德清一个人，宋德清喊出“向我开炮”（朝战中有多名这样的英雄人物）。在他牺牲前不久，他的弟弟宋海桥也在昭阳江247号高地上战死了。

战后统计，金珍彪共歼敌165人，成了杀敌最多、获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则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金珍彪之外，还有沅陵寺溪口的姜长禄。

“匪首”出身的姜长禄，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自己4次负伤，荣立三等功。

和金珍彪一道参加老秃山战斗的桑植县的张福祥，则战至全班最后一人，立了大功。

泸溪的符胜虎也先后立大功一次，小功三次，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

这样“另类”的战斗英雄非常多。著名军旅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曾记录了一场后来被收录在中学课本中以英勇惨烈无数国人的著名战斗——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多半是湘西“土匪”。

被视为朝战经典的上甘岭战役中，我军牺牲的战士中，有大量这种戴罪立功的湘西汉子。

1954年，朝鲜战场停火，此后志愿军陆续回国，活着回来的“战士”们，如孙家怀、谢根生、向明清等，大多脱下军装，作为一名普通的复员士兵，又回到了湘西老家务农。

然而，回家后他们才发现，从军洗去“土匪”烙印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无比艰难。

1950年代以后的湘西，与整个中国一样，在完成了阶级成分划分后，所谓“阶级敌人”、“被管制分子”，与新建的主流社会之间，已被一道人为的深深鸿沟隔开。

谢根生是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后勤兵，他多次奋不顾身跳上树杈，用高射机枪和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机对射，在手背上留下一道永久伤痕的同时，也收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

谢根生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写入党申请书，期盼提干。

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依然是一个普通士兵，入党申请也未被获准，理由始终是“当过土匪”，在1958年，这个阶级属性更升级成了“历史反革命”。

谢根生始终觉得无比委屈的是，“我其实一天土匪都没干过”。

新晃土匪蒲昭义，也在战场上收获了几枚军功章，以及后脑勺一个拳头大小的凹坑，似乎是“脑壳挖去了一块”。

然而他回家时，乡亲们甚至没有问起蒲昭义头部那狰狞的凹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九死一生？

于是，这原本象征着军人荣耀的伤痕，自然也没有让蒲昭义成为英雄。反而因为“卖相恐怖”，人送外号“没脑壳”，十里八乡没有姑娘肯嫁。

无奈之下，蒲昭义娶了一位中年寡妇，蒲德厚则娶了一位前土匪头目的遗孀，她同样因为身份问题不受人们待见。

至于金珍彪，因为功勋显赫，归国之初一度“金光闪闪”，在丹东接受了1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也刊登了他的事迹。而后，他担任广西某部三连连长，1955年10月，他被调往桂林步校任军事教官。

但是几年后，一封来自家乡的检举信，就把他重新打入了冷宫。

于是，校方组织全校师生举行批斗会，并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撤销正连职待遇，然后，一辆吉普车将他们夫妻送往广西石龙县武宣农场劳动。

1962年8月，金珍彪被“精简”回乡。回到老家后，他不堪忍受乡亲的冷漠眼神，决定逃往深山密林。几年间，他住岩穴，睡茅草房，吃野菜，捉毒蛇充饥……

偶尔几次下山，还是让他的行踪被人发现了，于是数度被揪回批斗，直到有一次旧伤发作、从戏台倒栽下来。

此后，他仍回到深山老林里，却交由几个既是他徒弟、又是基干民兵的小伙子看管。有一天，一“徒弟”一斧子猛地劈进他的背部，伤口长5寸，深至肺部，于是金珍彪又在医院里躺了8个月。

“文革”开始后，家乡公社革委会宣判金珍彪死刑，一同被宣判的，竟是当初那位受人指使、写信揭发他的赵秀才。

不过，即将行刑时，一位曾在朝鲜参战的领导说了一句话，金珍彪得以枪下留命，而赵秀才被毙了。

金珍彪的苦难，197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恢复了二级伤残军人的身份，但党籍户口依然都没有解决。

1980年代，他曾带着一家人，去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三楼的抗美援朝展馆，从左手边进去，第一挺机枪就是我的”。

金珍彪清楚记得他所使用的机枪规格、型号，还有枪托上摔裂的痕迹。他沉默良久之后，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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