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操风琴（新闻人，出生于安徽，国际政治专业，伊拉克战争期间曾任驻中东记者） 来源：有风来无声 刊发经授权
千呼万唤，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尽管我们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口增长速度创60年以来新低，14岁以下的人口占比进一步缩小，老龄化人口占比进一步增大。
1953年为5.8亿人，2020年为14.12亿人
一个国家走了“艰辛探索”之路，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节点，但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影响，可能就是一辈子。
作为生于计生时代、活于计生时代的普通人，只能随时代的大潮而动，或悲或喜，或悲喜交加，难以自”已“。
一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自记事起，听到最多的，就是“计划生育”这个词，直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另一个词：人口红利。
中国的“计划生育”，并不是指家庭和夫妇有计划地生育，其实就是“只准生一胎”的代名词，就好比以前的“超生罚款”，后来改叫“征收社会抚养费”。。
而我，也本还应有一个弟弟的。
七十年代中后期，母亲带我们姐弟三人从安徽随军到河南。那时地方上的计划生育口号还是“三个刚刚好”，但军队里，计生政策已先行一步，不允许生第三胎了。对“计划外”生育的军官，政工干部直接找谈话：你是要“帽子”，还是要儿子？
在军令如山倒、以服从为天职的军队，无疑，几乎所有人都选择要“帽子”。
记得有一天，母亲去医院了。我隐约听大人说，母亲是去做流产，流产的，是个男胎。
如果母亲当时生下那个孩子，我这个弟弟应有四十岁出头了，现在正是中国紧缺的劳动力人口的一分子。谁能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母亲后来常讲：幸亏随军晚，赶在随军前生了你们姐弟三个。当时为什么没有早随军呢？之前我父亲所在的20军驻扎在杭州，在富饶繁华的人间天堂，军队想解决家属的随军问题，并不容易，随军指标太紧张了。
所以一直拖了好几年，20军换防到贫困的河南，我家的随军问题才解决。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否则，我现在的弟弟，可能也被“计划”掉了。
七十年代我们母子四人
而父亲的一名战友，人生为此承蒙上了悲剧色彩。
七十年代后期，父亲战友夫妇已生了三个女儿，妻子又怀孕了，夫妻俩一直想把孩子生下来。但在严厉的纪律之下，还是被迫引了产。
妻子在手术台上看到了死去的胎儿，是个男胎，当时神智就乱了，后来随丈夫转业到地方后，大脑一直都不太正常，路上看到小男孩就呆呆傻傻。
如果这位母亲还健在，应有八十岁了，是日益庞大的老龄化银发族的一员了。不知多年前的哀痛，可被时光抚平了。
七十年代末，我们全家随父亲转业回到家乡安徽，地方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这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了。母亲单位有名男职工，叫项庆生，爱人是护士，这对年轻的双职工夫妇刚生下宝贝女儿，就领了独生子女证。夫妇俩租的房子与我家紧邻，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在屋外纳凉，项庆生叔叔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独生子，政府每个月给5元的独生子女费，独生女，则给6元。一年下来，就是72元，领到十八岁，就是1296元！这笔钱，他们夫妇一分钱都不会花，存下来给女儿做丰厚的嫁妆！少年的我，在一旁听呆了：这是多大的一笔巨款呀。带他们女儿的农村小保姆，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块钱。我和这对年轻父母，做梦也不会想到，1296元的巨款，几十年后，在年年递增的通货膨胀之下，已缩水到只能在饭店请一次客了。而直到今天，大多数省份的独生子女费，似乎还是每月5元或6元。以致于很多父母，忘了或者懒得去领。尽管私下抵触，但大多数公职人员（按我奶奶的话说，就是每月拿薪水的人）都很朴实、听话，响应政府的号召：只生一个好。小镇上，供销社是好单位，各项工作自然也要走在前面。一名女职工，1974年生了头胎女儿，完全可以趁政策比较宽松的窗口期，再生一个娃。但她与几名女伴联名向单位写了决心书，表示坚决只生一胎，主动做了绝育手术，成为计划生育先进个人。三十年后，已过天命之年的这名女工，独生女儿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四岁的外孙女。夫妇俩痛不欲生。后来这对失独老人，从再婚的女婿处要到了外孙女的监护权，从头再做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又把外孙女养大。现在，这对老夫妇慢慢走出了丧女之痛，常去县城的公园，和许多老人一起唱黄梅戏，消磨晚年时光。如果时光能倒流，我相信，这对老夫妻，肯定愿意再生一个孩子，而不要那些光荣证、大红花。独生子女家庭，犹如赤手空拳走钢丝，万一失独，就是跌下万丈深渊。如果家中还有其他子女，就算跌下深渊，会多一条保险带系着，多一张安全网托着。当然，不甘心的公职人员，也会想出种种办法偷生二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想正大光明地生二胎，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后门给孩子搞个虚假医学证明，证明孩子智力残疾，或者身体残疾。这在民风彪悍的北方地区比较多。南方管得严，公职人员也能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我家乡的一名公务员，把妻子偷偷送到乡下，偷偷生了个二胎，孩子的户口，上在自己务农的弟弟夫妇名下。现在这孩子现在二十多岁了，但可能终生都得喊父亲“大伯”了，否则“大伯”的铁饭碗就得丢。对违反计生政策公职人员的的处理，是终身追溯的。这总让我想起《射雕英雄传》里西毒欧阳锋与侄儿欧阳克（实则亲生儿）这对叔侄。荒唐事、难言隐，无法一洗了之。但公职人员违反计生政策（不仅仅是指自己超生）是高压线，一旦被发现，处理是极其严厉的。一名育龄妇女，绝育手术后，竟然又怀孕了，生下了超生子女。按规定，做了绝育手术后又怀孕，不能处理本人。计生部门很恼火，查！调查认为是医生（同时又是医院院长）是假装手术，在手术台上并没有将她的输卵管结扎。院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院长一直不服，余生都奔波在申诉的路上，但直到去世，也没有申诉成功。如果他活到现在，看到形势已大变，又在鼓励人们生育，他是该哭，还是该笑？计划生育，有时还被个别心术不正的人用作害人的毒箭。皖北的阜阳，宣传系统一女官员，多年前眼红同事要提拔，向纪委诬告这名同事超生。后来虽经组织调查还了此人清白，但提拔还是受到影响，推迟了一两年。这就是给当地形象抹黑的闹剧了。而在多子多福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难度大得太多！我刚参加工作时，老家在河南的一名领导，在办公室总是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说因为超生，家里的牛被计生干部牵走了，计生干部马上要上房扒瓦。能否请我这位领导对县长或者乡长说个情，把牛牵回来，房子别拆了。我的领导接到这些电话，头皮发麻，但还是硬着头皮找家乡的官员说情。如果家里没有关系，农村超生游击队的标准动作，就是“出去躲”。只要能把儿子生下来，牛可以不要，房子也可以不要。一农村妇女，生了两个女儿又怀孕了，从家中被拉去引产，她挣脱计生人员的胳膊，跑到婆婆面前跪下，哭着对婆婆说：我对不起你家，没能生个儿子！对我讲述这事的计生干部说：当时，她自己也流泪了。可这是硬性政策呀，他们只是执行者，也没有办法。泼辣的农妇，则敢与干部针锋相对干仗：“嫌地球上人口多了，你自己可以自杀啊，减轻人口压力，从你自己做起！” 以现在的眼光看，农民这种朴实的思维，倒是很符合社会学和经济学原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才是所有经济要素中，最最根本的驱动力。农民，才是最早理解“人口红利”的人，比起一些砖家、官员，他们早就从生活中琢磨出了这个道理。一对农村夫妇，早年为了“躲”，大隐隐于市，在安庆市里的居民区租房，生下了三个孩子。老板妻子后来对我说：那些城里人，看到我带着三个孩子，不屑地议论：看看，农村人，素质低，就只知道生孩子！现在倒过来了，他们可羡慕我了，这三个孩子，就是我们夫妇一生最大的财富！可不是嘛，城里人，如果单位好，退休工资拿得多，或者子女孝顺，晚年可能还马马虎虎；如果是城市的底层工薪者，或者下岗内退，只有一个子女，晚年生活之艰难，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严厉的计生政策，挟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确实把中国几千年来极其顽固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传宗接代观念冲击得七零八落，社会意识逐渐与现代文明接驳、接轨。计生政策的执行部门是各级计生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计生委有多重要？权力有多大？——计生委主任，是由副国级的国务委员兼任！这在各大部委中，很少见。直到最近几年，计生委才并入卫生局，合称卫计委，然后卫计委又更名为卫健委，连“计”字都悄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多年前，我看到朱相对计生委主任讲的话，大意是：“我们在这头拼命发展经济，你们那头（指计生委）一定要把笼子（指人口）扎紧！否则我们白费劲了，经济发展得再好，给人口一平均，人均又在全球垫底了！”那时，我觉得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可后来我做了个纵向比较：六十多年前，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国只有五六亿人，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呢？
1982年之后，中国人口始终多于10亿，现在则是14亿多，按说应该比六十多年前的5亿人更穷困、吃穿更紧张、住房更困难。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已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再做个横向比较：韩国的人口5千多万，是它北边邻国的人口的两倍多，可韩国的富裕程度，恐怕是人口少得多的北边邻国没法比的。人口大大增长了，为什么创造的财富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生活反而富裕了呢？为什么地球并没有拥挤不堪呢？前总理温相最近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四十年来，正是制度解放的红利，让亿万中国人焕发了无穷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摆脱了贫困和贫穷。人口红利的本质，是制度解放的红利，是对人道和人本的尊重，是对每个人的生命权和人格尊严的尊重。如果人只是个冰冷的数字，而不是血肉之躯，就如成都49中高二学生小林坠楼身亡的那几份冷漠的通报，那么，计划生育也好，鼓励生育也好，本质上人还是被当作调节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悲喜剧，也许还会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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