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下达了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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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蔡是个“好同志”

文 | 海东青

九一八事变一直以来都是东北人内心无法愈合的伤疤。

作为旧中国实力首屈一指的地方势力，奉系一直以来被东北人津津乐道，奉系打下的基础也被东北人视为东北高光时代的前奏。

但就是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存在，竟然在短时间内丢失东北三省全境。尤其在1931年9月18日晚，面对日军的进攻，东北军在沈阳几乎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全线撤退，令人不解与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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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城市沦陷速度和七七事变后中原城市沦陷速度，如果比烂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东北的抵抗还算激烈的，知乎网友@理水特别整理了两次事变后城市沦陷的速度）

龙江（齐齐哈尔）1931.11.19 （九一八后2个月）

锦州 1932.1.3 （九一八后三个半月）

哈尔滨 1932.2.5（九一八后四个半月）

海拉尔 1932.12.5（九一八后一年两个半月，东北最后沦陷的主要城市）

天津 1937.7.29（七七后22天）

北平 1937.7.30 （七七后23天）

张家口 1937.8.27（七七后一个半月）

大同 1937.9.13（七七后两个月）

保定 1937.9.24（七七后两个半月）

石家庄 1937.10.10（七七后三个月）

归绥（呼和浩特） 1937.10.12（七七后三个月）

包头 1937.10.17（七七后三个半月）

太原 1937.11.8（七七后四个月）

上海 1937.11.12（七七后四个月）

无锡 1937.11.25（七七后四个半月）

南京 1937.12.14（七七后五个月）

济南 1937.12.26（七七后五个半月）

青岛 1938.1.10（七七后六个月） 

一时间对东北军不抵抗的质疑声四起，直到这只军队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停息。

甚至直到今天，很多东北人面对这个话题也是一阵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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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8周年，各大城市都拉响了防控警报。在事变爆发地沈阳，人们也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表示勿忘国耻，此图拍摄于沈阳西塔，摄影师@璐璐）

特别是张学良晚年采访视频中曾亲口说“（不抵抗）是我的主意，不是政府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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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亲自发言，似乎可以为这一历史事件盖棺定论。

但在宝岛“小蔡”上台以后，“蔡省长”解密了一系列国民档案，让本来已经尘埃落定的“不抵抗命令”再起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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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以“铣电”指示张学良不抵抗，所以东北军不战而退。所谓“铣电”，指的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电，但在官方的档案中却找不到电文。提到铣电的回忆资料有：时任东北军第七旅（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军）参谋长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厅（厅长荣臻）副官处处长杨正治（别字安铭）《“九一八”之夜》

以下为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中回忆）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究竟如何，让我们共同查看一下这些原始的国民档案。

知乎网友@理水专门开贴整理了这一系列电文，因为实在过于精彩，不妨搞“拿来主义”复制粘贴，要想了解更多国民档案，还请各位亲自关注知乎@理水。

原文如下（略有删减），鉴于原文较长，时间宝贵的朋友可以直接滑到底部，看一下归纳总结。

1931年夏以来，在东北，日本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华北，挑动石友三叛乱，策动阎锡山回晋，迫使张学良抽调东北军精锐入关弹压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张学良都预感到东北将有非常事件，并多次就东北问题进行讨论，最后达成采用“以不抵抗为抵抗”，寄望国联、依靠外交解决的战略方针。

“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年7月12日记录

到了8月24日，感到事态日趋严重的张学良致电陈群并转蒋介石，提出：

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弟意以为对立各种悬案应即与之开诚谈判，能解决者即解决之，其绝对不能许其要求者即拒绝之。为此了一件即少一件，而彼方即少一攻击之目标，是为釜底抽薪之计。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这里的“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显然意指之前蒋、张达成过“退避了事”的应对方略，这内容同铣电中提到的“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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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电文原件，一改张学良纨绔子弟、不了解时局的刻板印象）

然而，蒋介石、张学良并没有调整应对策略。9月6日，张学良发出给臧式毅、荣臻的“鱼电”，重申了铣电的要求 ：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不过张学良越发感到形势的严峻，两天之后的9月8日张学良发出给蒋介石的“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的齐申电，一方面表示已按蒋意下达鱼电（“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但同时报告日军有大规模入侵动向，希望蒋介石考虑应对措施：

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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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电文原件，说明张学良对东北的局势是十分了解的）

张学良的齐申电规格已经相当之高（“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用词已相当激动（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以张国府二把手的地位，蒋介石不可能没有表示，然而却没有齐申电的复电，这显然不合情理。但如果考虑何柱国在《“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记录的蒋张在石家庄的一次会面，那么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的齐申电后，决定和张面谈，就显得顺理成章：

张学良于九月十一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十二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接下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9月13日收到关东军高唱“击滅东北政权”的反应：

又闻日人高唱击滅东北政权，公曰：日人欲图东北，而其狡诈手段如此。其谁欺，欺天乎。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呜呼，岂天欲亡我中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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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稿本原件，说明蒋介石对东北的局势也是十分了解的）

9月14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进一步举动后方应，蒋介石考虑良久，仍然只是“严密注意”，寄望于这是日本的恫吓之举：公考虑久之，曰：“日人之鬼魊诈险，吾当严密注意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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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稿本原件，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立场）

可见，虽然各方情报让蒋介石虽然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但蒋最后仍感“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仍维持了既定的不抵抗立场。

此外，日本截获了辽宁省政府转发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不抵抗密令。电报称“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至起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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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日本外务省档案内容，可见截获的电报内容）

即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仍坚持不抵抗的立场。

九一八事变三天后，蒋介石致电山东驻军师长刘珍年，要求“不抵抗”：

烟台刘师长勋鉴。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中正，养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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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电报原文）

反倒是被认为一贯不抵抗的张学良在1931年11月5日致蒋介石的微丑电中，提到了他给马占山的命令也是抗战14年中国政府第一个抵抗命令。之后江桥抗战爆发，齐齐哈尔成为第一个抵抗日军的省会城市。

南京蒋主席钧鉴；戴院长季陶兄、宋部长子文兄、外交部勋鉴：密。日军侵占泰来江桥，业经电陈在案，本日据马主席占山支电称：“日军要求占领大兴，与交涉无效。下午二时许，日军变服华装，掺杂胡匪，向我阵地发枪射击。复来飞机两架，旋绕阵地，投掷炸弹，伤亡我官兵廿余人。情况昧昧，进逼不容我方避免。现正坚持原阵地，力谋自卫中”，等情。查大兴站纯属江省境界，日军要求修桥，复逼占大兴站，连日向江桥开来兵车六列，其用意完全为掩护张海鹏军图乱江省。虽改变华装，预为狡展计，然明目张瞻，飞机掷弹，实已毫无顾忌。除令马主席力图自卫，设法抵御，并径电施使提呈国联，万一发生事变，应由日方负其全责外，谨电奉陈，敬请指示。张学良叩。微丑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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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电报原文）

连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东北军不抵抗铁证的“弃守锦州”，都是蒋介石下的命令，蒋介石给宋子文的电报显示，蒋指示张学良放弃锦州来压孙科政府倒台。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留了两手：宋子文架空财政，张学良放弃黄显声的以攻为守、反攻沈阳的计划，逐步将驻锦州大部分部队撤入关内，并且要求南京孙科政府组织抗战，要人要饷。

锦州沦陷当天（1932.01.03），陈铭枢、张贻惠等就致电蒋介石报告日军进犯锦州，请其回京主持大局。

1月7日，在得知邹鲁提出惩办张学良案及其他孙科政府应对措施后，蒋介石感叹“哲生（孙科字）何能任此难局哉”。

1月8日，蒋致电宋子文，“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张学良字）地位为惟一要旨……汉卿兄能不辞职职务请勿辞。”

1月13日，张学良通电，“当此国家危亡，宜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

各方压力之下，孙科被迫电请蒋介石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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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档案和致宋子文电报原文）

面对东北人民的自发抵抗，蒋介石甚至呈现出阻挠的态度。

1933年5月热河抗战后，东北义勇军主力邓文部退到察北，衣食无着，邓文求救于桂永清，桂永清致电蒋介石说明情况，蒋回复：办好你的差，少管闲事。

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

这就是蒋介石对在白山黑水抗敌一年半的英雄部队的态度。

之后邓文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结果两个多月后的7月31日被暗杀在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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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致于桂永电报原文）

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再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鲜明而贯穿始终。无论“铣电”原件能否最终发现，乃至是否存在，蒋介石都是“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作俑者和决策人。

至于为什么张学良晚年三番五次的为蒋介石“背锅”，这其中的玄妙，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总结

1、张学良并没有对日本侵略估计不足，918之前已经致电蒋日本有主动生事并借机侵略的态势，并且张在918之前就提醒蒋退让不能解决问题；

2、918之后，蒋的态度是逆来顺受，等待国际公理判断，全体同志并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3、918后差点在山东再来一次不抵抗，当时日本海军有顺势入侵山东的动作，然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胶东王”刘珍年，如果日海军上岸，严阵固守等待中央命令，约束民众不要有轨外行动；

4、918之后第一道抵抗命令是张发的，给当时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张要求马占山“力图自卫，设法抵御”，之后1931年11月4日江桥抗战爆发，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5、918之后，蒋介石因不抵抗下野，孙科上台，蒋指示张放弃锦州来压孙科政府倒台；

6、33年热河抗战后东北义勇军邓文率部退至察北向桂永清请求后勤支援，蒋电令桂永清：办好你的集宁分校，少管闲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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