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故事 | 农家子弟的求学之路（一）

人物简介 /profile   

卢永华，1946年出生于山东胶南。1962年考入山东潍坊一中。1965年高中毕业后，被高教部选中派往德国，先后在莱比锡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学习日尔曼语言专业。

从1971年起，先后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约15年，任职至一等秘书，亲历中国与民主德国双边关系的变迁，以及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1995-1998年任驻奥地利使馆政务参赞。1998-2000年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2000年8月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小学初中

当时的农民子弟，无权无势，要想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境遇，要么上学，要么参军。当地人俗称“考户口”，考上大学才能坐机关，吃上国家粮。我最初也是怀揣着“个人奋斗”的梦想走上求学之路的。镇上的人们都称赞老父亲的远见卓识。

中学时代

老人家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望子成龙心切。冬季夜里，他常常坐在火坑一旁，监督我在算盘子上练习小九九，听我念念有词背着口诀，直到最后算盘珠显示出1155为止。我们姊妹六个，老父亲认准一个理，家里经济条件不管有多难，不管要吃多大苦，孩子只要想上学，能够考上，家里砸锅卖铁也要支持。后来在我们家乡成了大新闻，同时也成了许多家庭学习的榜样。

我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1946年9月22日（阴历）出生时，家乡刚刚解放。我6岁开始就读泊里小学。记得那是一座寺庙改建的学校，教室里设备几乎全无，黑板是用水泥抹在墙上，然后涂上黑颜色，课桌是用两个砖垛子支起来的木板。我们书包里每天都装着石板和石笔。石板有个好处，可以随写随擦。我在这里一直上到小学毕业。除了正式课程，课外我还参加过绘画组。记得有一位美术老师授课很有水平，但要求也很严格，如发现有人不注意听讲，他会用粉笔头儿打你，一打一个准儿。

1959年至1962年，我在本镇的胶南二中读初中，是七级三班的学生。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条件艰苦。学校课程安排很紧，除了正常课程，早上都要上早自习。每天天刚蒙蒙亮，家里人还未起，母亲就用三块砖头支起砂锅，将前一天剩下的白薯干和小豆腐（用萝卜和黄豆浆混合煮成的蔬菜）放进去，再添点水热好，就是我的早餐了。有时我也自己做。吃过早饭，便踏着晨光，急匆匆赶往学校。

每天放学回家，先是帮忙做些家务，挑水做饭，周末甚至去拾草捡粪，只有在晚上才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做作业。由于长期如此，鼻孔常常被熏得黑黑的。因为本人刻苦努力，初中阶段各门功课几乎每次考试都是5分，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所以被选为学校少先队大队长，手臂上佩戴着“三道杠”。

后来听说，胶南二中增加了高中部。由于胶南二中师资力量雄厚，要求严格，升学率颇高，因此成为青岛地区著名的重点学校，人们趋之若鹜。我曾被母校邀请作报告。那里的学生，特别是高中生，为了能冲出农村，“考得一个城市户口”，整个高中三年竟能自觉放弃看电影和电视，全身心地投入备战高考。

初中阶段，我们曾响应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号召，到附近村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还乡团制造的“泊里惨案”进行过社会调查。听着当事人或其后人的血泪控诉，确实令人发指，我们受到强烈震撼。我们还学着电影上的样子组织过一次“塔山野营”。我还曾参加了学校的文艺演出队，表演过《扑蝴蝶》，说过相声，参加过全青岛市的普通话比赛。那次比赛，我有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出远门，印象深刻。

中考蹉跎

初中毕业后，究竟到哪里上高中？那时，藏马县也被撤销，并入胶南县，而胶南县被划归昌潍专区管辖。胶南县城王戈庄离家30公里的胶南一中带有高中部，而昌潍专区的所在地潍坊市则有全省重点学校潍坊一中。迄今为止，我校尚未有学生考入潍坊一中。据说学校原本有意保送我去县城高中，我却坚持要凭自己的实力参加中考。二中领导最后尊重我的决定，并且也为了有所突破，极力推荐我报考潍坊一中。

胶南二中队文艺队

真是老天弄人。1962年初夏的一天，我们结伙乘坐公共汽车去县城赶考。开考次日，忽报老家暴雨倾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灾。顿时，泊里地区的考生人心浮动，归心似箭。在辅导老师的极力安抚下，我们勉强完成了全部考试科目，之后一刻也不愿耽搁，便徒步赶回老家。

后据小妹告知，那天夜里，响雷滚滚，睡在炕上的母亲首先惊醒，惦记着院子里的几只鸡，打算下炕去将它们抱回来。谁知双腿刚刚移到炕前，“扑通”一声，水就漫到了大腿根部。母亲感到大事不好，急忙叫醒父亲和妹妹，抓起几件随身衣物，慌忙逃离老宅。说时迟那时快，人刚迈出房门，老宅便在顷刻之间被轰然冲垮，只见院墙坍塌，大门也不知去向。等我赶回老家，只见到处房屋坍塌，道路泥泞不堪，难民比比皆是。

父母临时在后街简单搭了一个睡觉处——一张破床，上面用树枝胡乱撑着一席破蓑衣。见此情景，我不禁与母亲抱头痛哭。后来，我家被安置在大队原作仓库的一座旧宅里与另一家合住。若干年后，父母在大哥的帮助下，利用从老宅瓦砾中捡回来的木材和砖块，以及从野外捡回来的大门和门框，在原地恢复了老宅。

潍坊三年

中考揭晓，我竟然被潍坊一中录取了，成为胶南二中考入该校的第一人和本届胶南考生唯一一人。只是这一消息来得不是时候，亦喜亦忧。老家遭受严重水灾，田里颗粒无收，家中经济极为困难。虽然国家开始发放救灾粮，但要供应一个高中生去潍坊上学谈何容易。我面临两难的选择。

最终，我要继续求学的愿望得到了全家的理解和支持。记得开学的前几天，母亲就忙活起来。潍坊市离家几百公里，需要乘坐近百公里的汽车，在胶县换乘火车。

在那里上学，要住校。这头一件事，即被褥问题，难住了老母亲。从哪里去弄一套被褥呢？甭说家里没有那么多布票和棉花票，即使有，那又从何处讨还那么多钱呢？须知除了我之外，二哥还在北京上大学等着用钱呢。难，确实是难。

在万般无奈之下，母亲不得不将平日里用的口罩（老式纱布口罩）拆开当被里，用一块白布染红后做被面，再添上些旧棉花，一床被子就做成了。至于褥子，也是半人宽的旧褥子改制的。后来到了学校，红色被子褪色成了大花脸，褥子因为我夜间尿床一个盐圈套着一个盐圈，需时常晾晒，经常惹人笑话。

高中开学报名时（十八级一班），我的全部家当就是父母筹来的几元钱、用供应粮兑换的几十斤粮票、充作咸菜用的一袋子炒盐粒子和上述的一套被褥。

回想在潍坊求学三年的时光，既心酸，又让人感动。乡下孩子进城，本来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况且第一次长期远离家乡和父母，独自一人在外闯荡，老家又遭了灾，我是班上生活最困难的学生，当时的困境可想而知。

在潍坊整整3年，我几乎很少迈出校门，直到高中毕业，我还搞不清东西南北。为了维持生计，我没钱将手中粮票直接换成饭票，因为按规定粮票中包括粗粮和细粮，如果条件允许，本可以换成两种饭票，间或在食堂购买白面馒头和米饭，可是我却不能。我只能将细粮票匀给别的同学，兑换他们手中的粗粮票，用粗粮票有时能买到玉米面窝头，而更多的时候是白薯面窝头。

当时对我来说，吃饭就炒菜几乎是奢望。每到饭点儿，我在食堂买到一两个白薯面窝头就匆匆离开回到教室或宿舍，打开盐包，就着盐粒子就能凑合一顿。学习用具更是节俭，能省则省，笔记本用了正面用反面，有时还用一些旧书报，在空白处写字算术。

高中三年，从未买过墨水，使用的是一片片像药片一样的墨水精。墨水瓶干了，放上一片，再倒上些清水，摇晃几下，一瓶蓝墨水就出来了。

为了节省一点路费，本可以每半年放假时回家一次的，我就合起来每年回家一趟。除了节流，还千方百计开源。但那时没有别的本事，只能趁同学们午休的工夫，到学校附近的野地里割些饲料草卖钱。夏日里，烈日炎炎，勤工俭学。在那几年里，只有大姐节衣缩食，间或给我们一点零花钱，接济我们，我们才得以完成学业。大姐的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潍坊一中班团支部迎送会

庆幸的是，在潍坊我遇到了一位恩师——我的班主任夏金峰老师。夏老师是女性，大不了我们几岁，山东寿光人，和蔼慈祥，从不高声讲话。她教我们语文课，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后，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心，首先是积极联系，帮助我申请助学金。在她的努力下，我拿到了略低于烈属的二等助学金，每月5元。这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帮我解决了维持生活的基本问题。

后来，我曾一再谈到，我是靠国家助学金长大的，指的就是这件事。夏老师还像母亲一样对待我。每到节假日，或是周末，别的同学都放假回家了，只有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她总会把我找过去，和她的家人一起过节吃饭，没有把我当外人。我十分感动，决心将来报答夏老师的恩情。

当年，我们十八级一班在全校非常出名。同学来自本市和所辖各县市的尖子，可谓人才济济，你追我赶，学习风气甚浓。1965年，我们班高考升学率达80%以上，全年级第一。可惜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许多考上高等院校的同学最终也未完成学业，影响了一生前程。

令人扼腕的还有，受我影响而于次年从胶南二中考入潍坊一中的我的好友，也是高材生，但由于运气欠佳，正赶上高考前夕“文革”爆发，高考被取消，他只好回乡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他才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但终因沉重的家庭负担，染上重疾，英年早逝。

《从农家子弟到共和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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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从农家子弟到共和国大使》

作者 / 卢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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